涉未成年人猥亵案刑期卡临界线，顾晨骋律师为当事人留存人生转机

2024年末的一个深夜，刚从破产清算项目现场返程的顾晨骋，接到了从湖南跨省打来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带着哭腔说，16岁的儿子在寄宿学校里犯了猥亵类的重罪，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到六年到七年，她翻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条，知道只要刑期超过五年，孩子的案底就会公开一辈子，后半辈子都没法抬头做人。

彼时的顾晨骋，已经是江苏和兑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他手里同时握着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三重资质，还是盐城市第三方企业刑事合规人才库成员、盐城市国资委国有资产评估项目评审专家、盐城市检察院听证员，日常经手的不少是资金往来庞杂的经济类、职务类案件。但这起少年涉罪的案子，最戳中他的地方，是当事人站在人生岔路口的那一线危机——只要差几个月刑期，人生轨迹就会彻底滑向不可逆的深渊。

跨省去接这起案子，首先要啃下异地办案的信息差。顾晨骋先对接了当地的协作律师，把两百多页卷宗一页页捋透：他先把两份被害人陈述、十几个未成年同学的证言逐一比对，发现之前办案机关没有细化考量的细节，比如所谓的“胁迫”，其实是同学之间闹矛盾时的言语要挟，没有持械或者暴力压制的严重情节；再翻学校的管理台账，发现那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在第一次发生相关事件后，明明早已知晓苗头，却没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既没干预也没报警，反而把事态拖得更严重。

最核心的辩护逻辑，从一开始就没走常规的“无罪抗辩”路线。顾晨骋很清楚，少年自己在学校老师找他谈话的时候就主动全交代了，家属也已经凑钱赔了两名被害人拿到了书面谅解，强行辩无罪只会让法庭产生抵触情绪，反而堵死所有从轻的口子。他把所有辩护的落脚点，死死卡在“五年刑期”这条法定线上：只要最终合并执行的刑期在五年以内，就能直接触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孩子往后的人生就不会被这桩少年时的错事完全锁死。

审查起诉阶段，顾晨骋抱着厚厚一沓列明从轻情节的法律意见书跑了两次检察院，逐条跟承办人说明，这个案子里未成年身份、自首情节、全额谅解、学校监管疏漏这几样从轻要素加起来，量刑建议完全可以往下调，但当时公诉方没有采纳。等到庭审现场，他没有纠缠罪名定性的对错，而是先明确表态对强制猥亵罪的罪名没有异议，随后一步步把所有从轻细节铺陈开来：结合校园封闭环境里未成年人对同辈的心理压制特点，说明本案的胁迫情节不该被过度拔高从重评价，再逐一列出自首、初犯、自愿认罪认罚的全部依据，恳请法庭参考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司法政策，给这个孩子留一条能回归正常社会的路。

开完庭之后，他又连夜写了长达七页的补充辩护词，附了十几份同类未成年人轻罪封存的生效判例，直接提交到了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最终判决下来的时候，少年的母亲在电话里哭到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猥亵儿童罪判二年十个月，强制猥亵罪判三年，两罪合并刚好执行五年。

这个数字卡在法定封存的临界线上，不多一分，不少一毫。顾晨骋后来跟助理复盘的时候说，办了几百起案子，最有分量的胜诉从来不是把所有指控都打掉，而是在刚性的法律红线里，为一个失足的未成年人，兜住最后一点重新站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