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政府开展征地、清表等行政管理工作时,身份认定、款项处置往往交织着公务属性与民间事务边界,一旦资金处置程序不合规,极易触碰职务犯罪红线。本案当事人是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在协助地方政府推进校园建设项目工地土地清表的公务过程中,与另外两名基层工作人员一同参与私自处置工地土方、私分处置款项,公诉机关审查后以贪污罪对三名同案人员一并提起公诉。公诉意见认定涉案金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建议法庭在对应量刑档次内对三名被告人判处实刑。当事人深知该案一旦判处实刑,不仅要身陷囹圄,多年基层工作履历也会随之清零,家庭生活将遭受重大冲击,于是主动委托贾东峰律师担任其一审阶段辩护人。
本案在定性层面空间有限,当事人属于基层组织人员,正在协助政府实施土地清表这一法定公务,主体身份的公职属性已经可以确认,公诉机关指控贪污罪的基础事实清晰,辩护重心不宜放在否定罪名上,核心争议聚焦在量刑层面,共有三处关键问题需要论证厘清:第一,在三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当中,当事人的参与程度、决策地位、获利份额如何,是否属于作用相对较小的参与者,能否以此获得从轻评价;第二,办案机关出具的到案材料,是否能够支撑自首情节的认定,自首是职务犯罪案件中非常重要的法定从宽情节,直接影响量刑档位;第三,结合全额退赃、认罪认罚等悔罪表现,综合评估其人身危险性,是否满足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这三项问题相互关联,任何一项情节无法被法庭采信,当事人都极有可能面临实刑判决。
接受委托之后,主办律师贾东峰第一时间前往受案法院,依法调取全部卷宗材料,开启细致阅卷工作。他逐份核对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到案经过、土方处置协议、银行流水、转账凭证、涉案款项核算表等证据材料,仔细还原整个事件的时间线与参与细节。阅卷过程中,贾东峰律师重点锁定到案过程:当事人是接到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前往办案地点接受调查,归案之后没有隐瞒、规避,从一开始就如实交代参与处置土方、分得款项的全部事实,完整供述了自己的行为。同时,律师注意到当事人家属在侦查阶段就已经积极筹措资金,代为全额退缴当事人分得的全部违法所得,相关缴款凭证完整留存。依托长期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积累的经验,贾东峰律师确定稳妥的辩护思路,不做无罪辩护,聚焦量刑情节夯实证据、充分说理:其一,当事人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二,当事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真诚认罪悔罪,并且在侦查阶段就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公共财产损失已经得到挽回;其三,当事人此前无任何前科劣迹,属于初犯,一贯表现尚可,没有再犯罪的主观倾向。为了让缓刑的意见具备落地支撑,律师主动引导当事人配合,提前对接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会调查评估,把监管帮教可行性前置,为法庭适用缓刑筑牢事实基础。在庭审当中,辩护意见紧扣证据、贴合本地职务犯罪类案裁判尺度,说理客观克制,没有提出脱离案件事实的不合理诉求。
经过法庭审理,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确认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贪污行为,贪污罪罪名成立。对于我方当事人,法庭完整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全部量刑意见,认定自首、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认罪认罚、初犯等从宽情节均成立,综合考量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悔罪表现,最终判决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涉案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该结果避开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实刑羁押,当事人不用入监服刑,得以继续维系家庭生活,最大限度降低本次刑事事件对其个人、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案由贾东峰律师全程主办,安徽贾东峰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团队配合完成卷宗整理、材料报送、评估对接等辅助工作,形成分工协作的办案模式。
结合本地长期办理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实务经验不难发现,基层工作人员协助政府从事公务引发的涉财类案件,定罪标准清晰,但量刑尺度存在弹性空间。在这类案件审理中,法官除审查犯罪构成要件之外,会重点关注三个核心要素:行为人到案是否具有主动性、违法所得是否足额退缴、悔罪态度是否真实稳定。很多当事人容易陷入误区,认为一旦涉案金额达到数额巨大,就必然要判处实刑。但本案印证,即便属于数额巨大区间,只要能够成功认定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同时社区矫正评估合格,依然有争取缓刑的机会。这类案件辩护的关键,不在于强行推翻定性,而是精准挖掘、固定每一项从宽情节,提前做好社会调查评估等配套工作,用扎实的证据支撑辩护观点,在法律框架之内,推动裁判结果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打击职务犯罪的同时,为悔罪、初犯、人身危险性低的当事人争取宽缓处理,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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