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如何辩护？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刑事辩护人如何质证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 第 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 (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 (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 (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 (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 (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 (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 (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 (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 (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 (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 (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4)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 (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 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 (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 (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 (2)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 (3)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 (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 (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技巧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到乙地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押解到青岛，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机关提出后，审查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吴田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吴田的辩护人，继续为其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一案重审二审进行辩护。　　本案在原一审、二审和重新审理一审时，本律师就受托担任被告人吴田的辩护人，已在上述审理阶段就其不构成诈骗罪发表了无罪辩护意见。在此，本辩护人除坚持上述审理阶段的辩护意见外，针对本案重新审理的《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蚌刑重字第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之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补充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综合本辩护人在原一审、二审和重新审理一审阶段的辩护意见一并予以考虑、采纳。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田利用虚假融资的手段骗取人民币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其依据为，“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13日，新加坡某能源公司开出一份存在软条款的信用证，其后也没有按要求修改，蚌埠市A不能用于打包贷款，吴田也没有获得报酬。同年5月底，吴田让姚立给其300万元人民币继续为蚌埠市A公司融资，同年6月1日，姚将款存入吴的银行卡帐户”(见《判决书》第3页第3自然段)　　但是为什么吴田说给他300万元为A公司融资，姚立就给?一审判决在这一涉及被告人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查明事实却判决有罪，实为武断。　　本案中被告人吴田确实收到了蚌埠市A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支付的300万元，这300万元的性质是本案的焦点，也是本案被告人罪与非罪的关键。　　辩护人认为这300万元是A公司交付的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保证金。被告人代表新加坡某公司收取这300万元是合法的民事合同行为，根本不存在犯罪行为。理由如下：　　(一)300万元的性质——是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保证金　　1、本案的基本事实　　2005年初被告人吴田与A公司的代表丁平认识，丁平称A公司可以生产菜仔油出口，考虑到欧美市场开始出现替代石油的生物柴油的趋势(菜仔油可作为生产生物柴油原料)，被告人吴田同意代表新加坡某公司(吴田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与丁平代表的A公司进行洽谈，2005年3月22日由新加坡某公司经理Lam Kwong 先生和A公司董事长 姚立 先生签订了买卖合同(《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某01)》)。合同约定，一万吨菜仔油交易金额为580万美元，买方新加坡某公司申请买方银行开具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合同第10条)，卖方A公司申请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以下简称保函)，如A公司违约，买方有权占有此保证金(合同第15条)。但在合同履行时，A公司称没有能力让银行开具履约保函，并邀请被告人吴田到蚌埠协商，2005年4月10日前后，被告人吴田在蚌埠和赴凤阳的途中与A公司的董事长姚立、总经理丁平商谈达成变更协议：A公司申请卖方银行开具履约保函的条款变更为A公司直接支付合同金额8%的保证金。2005年4月13日，买方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金额为580万美元的信用证。并应A公司和通知行(蚌埠市农业银行中山支行)的要求于2005年4月27日作了修改。随后，经被告人吴田代表买方催促，A公司董事长姚立代表A公司于2005年6月1日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按约定的580万美元的8%计算，仍欠约RMB70万未付，姚立说公司只有这么多了)汇给被告人吴田(新加坡某公司同意被告人吴田代收并用于该合同事宜的支出)。　　以上，就是本案300万元的真相。有《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某01)》、2006年8月16日被告人吴田的《询问笔录》、2006年10月31日丁平的《询问笔录》、2007年3月20日徐宁海的《询问笔录》、2006年8月24日孔晶晶的《询问笔录》、2006年9月27日徐宁海的《事情经过说明》、《证明》、Lam Kwong Hee的《TO WHOM IT MAY CONCE》等证据可以证明。2、相应的证据对上述事实的证明。(1)买卖合同是真实的，不是“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是可以履行的，且已实际开始履行合同约定新加坡公司以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A公司申请银行出具保函，但A公司未能按约出具保函，后双方协商变更为A公司直接支付合同金额8%的保证金。新加坡公司按约申请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已开始实际履行合同;A公司支付300万元保证金也是实际履行合同的一部分。A公司及其相关人事后称实际签订的合同是不准备履行的言词，其证明力显然不能抵消原始书证证据的证明力。当然“不准备履行”也许是A公司的心理态度，但不能证明是“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 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可以履行的，而且A公司也不得不履行了合同的部分义务(支付保证金)。(2)A公司已确认向吴田支付的所有费用不再追索且开立信用证是否实现该公司的目的与新加坡公司及其代表吴田无关A公司还向新加坡公司及被告人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明确了A公司向吴田已支付所有费用的是履行买卖合同相关的义务，是出具承诺书(2006年8月10日，见2006年9月27日徐宁海的《事情经过说明》)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而与以后将与银联万国的合作，即要求吴田另外帮助融资不是一回事。也确认了吴田是新加坡公司的代表，向其支付即是向新加坡公司支付，而A公司与新加坡公司除菜油交易外无其他往来，因此其向新加坡公司支付的应当只能是履行菜油买卖合同的保证金。事发后，A公司姚立称其没有看，其他人盖了章的事后证词的证明力显然大大低于书面的、原始的、直接的证据。(3)为A公司办事的徐宁海可以印证卷中，为A公司工作办理融资业务的职员徐宁海的询问笔录显示：“到了5月份，……我就催丁平联系融资的事，丁平讲，我怎么好张口催吴田，吴田把信用证开出来后，费用不给他，他在公司里也不好交待。”“5月31日，我、姚立、丁平三人在北京国际饭店咖啡座见面，还是谈融资的事。丁平又讲吴田开信用证的费用不给，吴田在公司里不好交待”。“后来，丁平给吴田打电话，约他到茶楼见面，……姚立就讲：“我企业现在没钱了，只有300万，你拿回去，在公司交差了，再帮我们弄钱，继续融资”。“丁平跟我讲开信用证要收6个点的费用”，“丁平讲这6个点的费用是给中机电公司和新加坡公司的。”侦查人员问：“姚立汇(给)吴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徐宁海答：“把前期费用解决了，让吴田继续融资的。”需要强调的是，徐宁海是A公司与吴田协商融资事宜和签订相关合同的代表，完全是为姚树方办事的，他证实了在场听到吴田向姚立催促支付保证金(费用)的情况，其证言与被告的询问笔录、有关书证相印证，可以证明姚立代表A公司支付的300万元就是约定的保证金。(4)卷宗中还一些相应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为A公司融资的魏其恒虽然说双方签订菜油买卖合同是为了贷款，不准备履行，但其又说后来A公司姚立曾打电话给他商量准备实际将菜油按合同约定出口;而且，卷中材料记载，姚立也一再表示A公司有一万吨菜油，可以履约出口。事实上，新加坡公司已经申请DBS银行开立了580万美元不可撤销信用证，只要A公司按约交货就可以凭单证议付拿到钱的。可见，双方签订合同是可以实际履行的，且已实际开始履行。(5)根据生活经验、逻辑推理从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也可以推定300万元的性质一审查明：2005年3月22日，新加坡某公司和A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2005年4月13日，新加坡某公司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2005年6月1日，A公司的姚立将300万元人民币汇给被告人;此后(起诉书指明为2005年8月18日，判决书不知是否是无意模糊)，A公司和被告人吴田代表的银联万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融资合作的《合作协议书》。 从这些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可以推定A公司支付的300万元只能是履行与新加坡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而不可能是为二个多月后才签订融资合作协议的(预)付款(二个多月后才签的该协议也没有此付款条款)，并且A公司对丁平、秦新、徐宁海等多名长期为其融资的合作伙伴都是承诺成功后才支付报酬，融资不成功不给一分钱。而吴田与其认识不过2个月，见过2面，吴田说给他300万元可为A公司融资，姚立就给?这也太不符合情理了。事实上本案发生源于A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立的虚假报案，他称相信了吴田 “存一贷二”的欺骗，给了吴田300万元。但起诉书却未提出这一指控。可见公诉人也不相信姚立的诬告。但也不能代替“受害人”想象受骗吧?“受害人”是否受骗，受到什么欺骗，“受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受害人”自己应该清楚，并且有证据可以证明，难道支付了300万元，就一定非要说是受骗了吗?综上，A公司按约定将300万元打到吴田(受买方委托代收)卡上的行为，是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人没有任何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A公司也不是因受骗而认识错误交出财物。这一事实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买卖合同及履行合同所开立的信用证、A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和该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生活经验等相印证。而A公司及姚立关于300万是融资受骗的报案仅是自说自话，没有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人吴田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江西省法律援助处指定，指派我担任邹天郎抢劫、拐卖儿童案二审辩护人，经过阅卷及会见上诉人，现结合本案事实和刑法相关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原审中上诉人对其抢劫行为供认不讳，辩护人对此定罪不持异议，但原审认定上诉人“故意或放任黄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一定性不准确，导致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罪不致死，理由如下：本案中，上诉人抢劫受害人的财物是早有预谋的，但没有携带凶器，作案工具仅仅是受害人脚上脱落的高跟鞋，其用鞋跟朝受害人双眼部位各打了一下，就是为了迅速制服受害人，使之迅速丧失反抗能力，同时也为抢劫得手之后迅速逃离现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上诉人劫财目的明显，其采取暴力手段殴打受害人仅仅是为了排除受害人反抗，其在受害人倒地失去反抗能力之后，又将受害人移至离打人现场三米多远的半山腰上，之后才对其进行了搜身抢劫。抢劫过程中，上诉人不是故意要剥夺受害人的生命的。上诉人事先以卖小孩为名骗取曾有过多次收买儿童后转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的信任，预谋在受害人随身携带现金前来交易之时对其下手进行抢劫，正由于受害人自身从事的也是拐卖儿童违法行为，上诉人自认为就是抢了她的钱，她也不敢报案，所以上诉人在抢劫得手后离开现场之前，还往倒在地上的受害人身上遮盖松树枝，怕受害人雨淋之后会慢慢苏醒过来，很明显这个时候受害人还活着，如果上诉人知道受害人当时就死了的话，很难想象其不会将尸体转移至一个更隐蔽而难以发现的场所，从而达到掩盖其犯罪行为不被外人发现后报案的主观意图，而仅仅是随地捡了些松树枝草草地遮盖在受害人身上。根据以上情况，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并不明知自己的暴力抢劫行为会导致受害人死亡这一危害后果的发生，其明知的仅仅是其抢劫行为会发生受害人财物被抢的危害后果，受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是上诉人所追求或希望发生的，但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上诉人应当能够预见受害人在倒在地上动不了之后，既可能被雨淋慢慢苏醒之后呼救从而被人发现而获救，也可能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自身又不能展开自救而慢慢死去，上诉人置受伤倒地的受害人不管而逃离现场，对受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的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希望受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发生，也不希望受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不发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受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发生，听任上述结果发生，上诉人对受害人死亡主观上持有的心态是间接故意，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故意或放任黄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一定性不准确，涵盖了上诉人直接故意使用剥夺受害人生命的暴力手段来达到抢劫受害人财物的的犯罪动机，这不符合本案事实，上诉人暴力抢劫行为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观方面只能是间接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