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辩护的辩护词怎么写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顾某某近亲属委托，并征得被告人顾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王舒琪律师担任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 辩护人接手案件后，到公诉机关查阅了案件的有关材料，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顾某某，又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对整个案件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顾某某犯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不表示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顾某某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在本节犯罪过程中的主要被告人汪某某、胡某某在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都回答该赌场是由三人合开的，这与被告人顾某某的陈述一致。在该节事实中，赌场开设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该茶室是曹某开的，赌场的场地是由曹某提供，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则都是被告人汪某某手下。当时，被告人汪某某在海宁和嘉兴王店很有势力，经常强占别人的场子(在本案的第二项罪名寻衅滋事罪中，就有多起被告人汪某某强占别人场子的情况)，被告人汪某某要求被告人顾某某加入合伙开赌场，被告人顾某某是是不敢不听从的，被告人顾某某加入该赌场主要是惧怕被告人汪某某的势力。根据被告人孙某某2009年7月30日笔录第8-9页、2009年9月7日笔录中第7-8页的供述：当时柴菩头即被告人顾某某答应合开场子是因为惧怕得罪占峰，怕被打。孙某某的笔录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也佐证了被告人顾某某惧怕被告人汪某某而与其合开场子这一事实。 而且，该赌场在开设过程中，基本上顾某某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赌场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汪某某委派，管理和分成也是由汪某某的人负责。被告人顾某某在公安阶段的笔录以及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叶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被告人胡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2页、170页中，被告人胡某红在公安侦查卷130页、 141页中，被告人孙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6页、62-63页中，被告人胡某平在公安侦查卷14、35页中，以及上述各被告人在本庭庭审过程中都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证人谢某某、杨某某、富某某、陈某某、金某某、宋某某、褚某、金某某、徐某某、楼某某、盛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也予以证实。根据以上各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在寻根访赌场的开设中，赌场中抽庄丰、洗牌、维持秩序、插脚等都是由汪某某委派手下掌控的，被告人顾某某在赌场中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事实上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有没有被告人他都不影响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应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还具有以下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顾某某社会危害性较小。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总共就开了不到一个星期，期间共开了五场，这一事实已经在法庭调查中，由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这一事实也是予以认可的。相对于一般的开设赌场罪的情况以及与本案其他赌场的开设情况相比，寻根访赌场的开设时间较短、场次较少，影响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早在2009年4月24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于自己在寻根访开设赌场的事实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在本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能如实回答公诉机关和审判人员的提问，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顾某某配合公安机关其他犯罪事实的侦查工作，有悔罪表现。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被告人汪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做了如实的供述，对公安机关侦查本案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在整个侦查阶段，被告人顾某某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对本案涉黑案件及聚众斗殴等节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辩护人热内被告人顾某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对公安机关侦查其他案件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寻根访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从犯，而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法庭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辩护人的意见予以考虑，对被告人顾某某减轻处罚，给被告人顾某某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谢谢! 辩护人：某某某律师事务所 2010年4月10日

[律师回复] 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确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处分，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根据不起诉条件的不同，不起诉可分为三种情形：
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称为绝对不起诉(或称法定不起诉);
2、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不起诉，称为相对不起诉(或称酌定不起诉);
3、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称为存疑不起诉(或称疑案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存疑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
　　司法实践中，常有一些案件，由于关键证人短期内无法找到，共同犯罪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往往很难排除一些合理怀疑，而基于办案期限，为保障人权，只能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但这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客观上没有犯罪，一旦相关证人找到，或者共犯被抓获，案情就会显得清清楚楚，此时如能证实原先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将其交付审判，实有悖“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当然，对于存疑不诉的被不起诉人，社会上对其会有“不清不白”的评价，罪与非罪悬而未决。同时，由于高检院对何时发现新证据可再行起诉未作限制性规定，对未发现新证据的人，其直到死还会有案件挂着。作为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应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对存疑不起诉人的消极评价，为保障其权利，应加大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补查力度，尽量缩短查清案件的时间，早日给存疑不起诉人一个有罪无罪的明确结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起诉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而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跑、自杀、隐匿罪证、继续犯罪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依法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强制措施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而不起诉决定的宣布，标志着刑事诉讼的终结，强制措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存疑不起诉人宣布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应解除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故意伤害案从犯辩护词如下：　
一、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卷宗材料显示，因土地流转发生纠纷，潘某某阻止被害人施工，被害人要求介绍人(本案被告)出面解决问题，被害人用手抓住被告人的衣领，被告人为挣脱被害人的纠缠保护自己，而发生争吵和撕扯，造成了其伤害的后果。正是由于被害人重大过错行为才导致其受伤害的结果，被害人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根据省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关于“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度等情况----”的规定，对被告人应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悔罪态度好，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具，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有坦白情节，悔罪态度好，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等相关规定，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本案因民事纠纷引起，被告人主观恶性小，平时表现一贯很好，无前科，系初犯、偶犯。因此，依法应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案发后，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被告人家属多次积极与被害人协商，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被告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态度好被告人无前科，系初犯、偶犯并且积极赔偿，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给其一次改过的机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员：
我受被告的委托，作为被告人被控犯有寻衅滋事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卷宗、会见被告人，在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系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2012年3月3日十五时许，被告人自行到北京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接受讯问。并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条件，应认定为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之规定，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系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做了有罪供述，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我国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恳请法官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犯罪前表现一贯良好。再犯的可能性小，教育挽救的可能性高。
4、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并不认识，更没有什么矛盾。此次犯罪并没有提前预谋。完全是因为被告人因不满隔壁小区因操办丧事发出噪音，影响其休息，才不理智向操办丧事的人群发射钢珠。造成被害人受伤。性质上属于因邻里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
5、被害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
6、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在犯罪后，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不幸深表悔恨。被告人与辩护人见面时，多次表示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见，被告人真心悔罪，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1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19条规定，“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综上所述，被告人能主动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少，又有悔罪的意愿，被害人表示谅解。且从《刑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惩罚只是一种对犯罪的处罚手段，而其最终目的是让犯罪分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此，本辩护人恳请法庭能给被告人一个悔过从新的机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望请能予以采纳。
2012年4月27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我叫ｘｘｘ，是本案被告人ｘｘｘ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ｘｘｘ，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ｘｘｘ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ｘｘｘ犯盗窃罪无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ｘｘｘ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ｘｘ具有自首情节，且已被公诉机关确认。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本案被告人应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有如下：
　　１、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真实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２、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且有客观原因尤其赃物直接使用于工作的特性，量刑时应与一般盗窃案有所从轻处罚的区别。
　　３、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ｘｘｘ人民法院
　　辩护人：ｘｘｘ
　　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

[律师回复] 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陈某芝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3月7日被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贵院批准，于2014年4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该案已移送贵院审查起诉。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接受陈某芝之兄陈委托，担任陈某芝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由于时间仓促，正在等待贵院安排阅卷。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依法会见了陈某芝，并向其家属了解了相关情况，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初步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陈某芝持有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未及时归还事出有因，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向本律师陈述，陈某芝因建设银行一张本金为18059元的信用卡透支超期未归还，因而被立案侦查。事实是，陈某芝虽未按期归还，但事出有因，并非“恶意透支”。其
一，此卡陈某芝使用多年，且由普通卡升级成金卡，一直信誉良好其
二，在2013年4月银行催收时陈某芝因对建行所收的利息和滞纳金有异议，与建行工作人员交涉中产生矛盾，但并没有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逃避银行催收的行为其
三，陈某芝在2013年2月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打成轻伤住院治疗，同时因受伤住院公司运转不灵，资金出现困难，因而耽误了还款，属于因客观原因没有及时归还。总的来说，陈某芝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认定其是“恶意透支”于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条的相关规定，对“恶意透支”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明确的解释)。同时，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积极帮助其清偿了该建行信用卡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二、陈某芝持有的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存疑，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有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透支本金48409元，另一张透支本金1477元，也被纳入犯罪金额。辩护人认为：该两张中国银行卡是否符合《解释》第6条“恶意透支”认定的条件，是否作犯罪化处理，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由于辩护人尚未阅卷，故只能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两笔中行信用卡透支款息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代陈某芝全部清偿。
三、陈某芝持有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业经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进入执行程序，该笔透支款息不应计入本案涉案金额。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于2005年7月在招商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透支本金为159397元，该欠款已经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之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民事案件，如果属同一法律事实，在法院未撤销该判决或检察院未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直接立案侦查。据此，侦查机关将陈某芝在招行信用卡透支的本金159397元作为涉案金额，进行立案侦查，于法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解释》第6条之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以上初步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庭审前辩护人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A，同时参与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的公诉意见，现一、辩护人虽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A犯寻衅滋事罪不表异议，但对公诉机关认为被告系主犯之一的认定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给予从轻处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即各被告人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对于共同犯罪中主犯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一方面要考察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对共同犯罪的形成起何种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各被告人都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纵观本案，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对整个案件的发生和结果的产生仅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具体理由如下：1、从客观上分析，召集人员向被害人B讨要说法的系被告C一人所为，被告B并未积极参与其中。3、就刚才公诉人在庭审中提到的以三个方面的情节认为被告人A系主犯的认定，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三点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理由是：⑴就被告人A是否明知有打架的故意，提出过要被告人D回家拿刀子这个情节。
首先，被告A并不知道有打架的故意，因为被告C在打电话要A过去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他去找被害人B打架，被告C等人也不是拿着工具直接去打被害人的，所以在去的时候A并不清楚是去打架的，A去的目的是为老乡C就车辆损失费和医药费讨个说法的；
其次，被告人D在公安笔录当中提到是被告C和A叫他回去拿的刀，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D明确说是C叫他回去拿的，公诉人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叫他去?王某补充说没有其他人叫他回去拿刀。辩护人认为，就这个情节，只有被告D一个人单方面的证言，而且该供述前后自相矛盾，因此该供述不能作为认定该项情节事实依据从而来认定A系主犯的理由和情节之一。⑵就A是否喊了“动手”这个情节和理由，刚才公诉人在向被告人D发问的时候，D在庭审当中明确说因为自己站得比较远，没有听到有人喊了“动手”这样的话，这和他在公安做的笔录有很大的出入，两者之间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说他站在后面，与A相距有十多米远的距离，那种情况下，D能够听到有人喊“动手”，还能够分辨就是A喊的，显然是不客观的供述。D还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是A喊的，但是正好相反，在公安笔录、检察院笔录及庭审当中，C、E、F、G、H等8个人说没有听到，而E、F说是C喊的。并且，G和D一样，在公安笔录，检察院笔录和庭审当中的交代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而且在庭审中G、D和H作供述时，在法庭上反复出现自相矛盾的陈述，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疑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照疑罪从无的刑事法律精神，该项事实不应得到认定，也不能就此存在争议的事实来认定A起指挥作用，系主犯。⑶就被告A在犯罪过程中拿刀子，所起作用较大这个情节和理由，辩护人认为：
首先，被告A确实在犯罪过程中拿了刀子，但是他并没有拿着刀子威胁过任何被害人，也没有用刀子实施任何伤害，所以从实际损害的角度来考虑，被告A的人身危害性不大；
其次，当时其他被告人也是拿了工具的，拿了刀子的人也不止A一个人，好几个人都拿了“关公刀”追打被害人，客观上来讲，这些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并不比被告A的人身危害性来的小，但是都被认定为从犯，且A并没有追打被害人，不是共同犯罪当中的积极参与者，应依法认定为从犯。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A的行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没有对本案的发生、发展和后果起到决定性或者是主要的作用，而仅起了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给予从轻处罚。三、尽管被告人A开面包车赶到现场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客观上二被害人伤害后果也非其实施造成的，可酌情从轻处罚。1、本案事出有因，同时，被告A又碍于老乡面子，一时冲动参与了共同犯罪，但在具体参与过程和后果来看，被告人客观上也并未用刀对被害人B等人实施过具体的伤害。3四、被告人C因车辆被碰，却遭到被害人B的殴打，并在现场发生冲突中相互殴打前被害人B又故意挑起事端，存在过错，依法可以减轻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当被告人C等人赶到现场后，被告人C起先是与被害人B论理，也未对其实施任何伤害，而且被告人F等人是站在后面也未动用任何工具，但被害人不是寻求报警处理，反而用语言相威胁，刺激被告人C等人，致使矛盾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相互殴打事件的发生。因此，被害人B存在过错，可依法减轻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客观上也未纠集他人和对被害人B等人实施殴打，系从犯；并且犯罪以后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犯罪前又无前科。考虑到被告人作为一个农民，法律意识谈薄，碍于老乡的面子，一时冲动，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无论如何，其行为的性质与社会上以追求精神的刺激寻衅滋事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B存在过错，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最后，基于被告人A一直以种植为业，而且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目前还需要其出去继续承包经营的实际，本着惩罚与挽救教育的刑事政策和原则，对被告A适用缓刑不致产生社会危害性，并可以让其及时回家务农，减少承包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损失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诈骗无罪辩护词无罪辩护词怎么写才有效果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结合案情，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辩护。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律师回复] 本律师代理此案二审，查阅卷宗后做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案件对于律师执业生涯来说可遇不可求，要求比较高，经过庭审后二审发回重审，故将辩护词发布供同行参考指正。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
一、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
（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
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

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
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
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
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
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
（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
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
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
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
（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
（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
4、从担保合同中保证人栏的签字来看，王某签在了“保证人”处，如果其利用管理担保公司的职务便利，应该签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另外，王某的印鉴章又盖在了法定代表人潘某的前面，显得那么的多余而又不协调。
5、芮某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当时某峰公司250万元贷款的事情系丁某帮忙办理的，而丁某曾在某银行总部所在地扎下任职，与王斌、于某等人熟识，如果说要利用职务便利，那么也只能是丁某。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利用管理担保公司职务上的便利，以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贷款人民币250万元提供担保，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担保250万元贷款提供便利”，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事实认定错误。王某对外没有签字权，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王某是以个人名义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担保手续是丁某与芮某办理的，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某银行信贷员于某与丁某合谋，违规办理了250万元担保贷款，王某并不知情。
二、王某收受的13万元系芮某所送。
一审法院根据蒋某峰、丁某、丁某波、芮某及贡某波的证言，证明王某收受了蒋某峰送其13万元钱，没有事实依据，蒋某峰、丁某等人的证言明显是虚构的谎言，且不难看出本案在侦查期间带有一定的诱导和暗示！。
1、芮某当庭证明：花某、丁某、王某每人13万元钱是自己和蒋某峰、丁某波在某江饭店停车场送的。辩护人姑且不论该证言中有多少是真实的，但至少能够说明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王某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王某的陈述，以及蒋某峰、花某的证言证明，都一同指向了送钱地点— 某江饭店停车场。
2、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根据蒋某峰及芮某的证言，蒋某峰跟王某只是认识，并不太熟悉，蒋某峰作为身价过亿的老板，竟然带着自己的下属，到时任沭城镇纪委书记的办公室，明目张胆地行贿，将钱放在王某办公桌上近一个小时，此时正值上午上班时间，就不怕被其他人发现？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蒋某峰给镇纪委书记行贿还带着一个证人，谁还敢收受，明显与常理不符。
3、丁某波证明2010年5月份陪蒋某峰到沭城镇财政所王某的办公室，送给王某和丁某26万元钱明显是编造的谎言，王某当庭陈述：当时我已经改任纪委书记半年多，财政所的办公室在7楼，我的办公室在9楼，且有门牌，门牌上清楚地标明了“纪委书记”办公室，且两办公室分别位于大楼电梯的两侧，如果蒋某峰真的送钱到办公室，他根本不需要经过丁某的办公室。
4、丁某的证言存在多处不能对应：
①先说不认识和蒋某峰一起去的那个人，后在检察院侦查人员的再次确认下，他还是坚持说不认识。但下次笔录时他又说是叫小丁的；
②丁某不可能看到蒋某峰向王某办公室送钱，即使蒋某峰经过丁某办公室，丁某也该会和蒋某峰打声招呼；
③丁某看到桌上摆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就知道里面估计有30万元不符合常理。
④如果丁某对担保贷款一事全然不知，蒋某峰根本不需要送钱给他，即使按照丁某自己的说法，吃“喜面”也不可能给13万之多。
5、行贿、受贿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本案中蒋某峰与王某并不熟悉（这点得到了芮某的确认），同时其还表示带司机丁某波到王某办公室送钱，显然更加不合常理。
辩护人认为：芮某的出庭，使得王某收受钱款的过程又多了一种说法且在时间、地点、行贿人、具体情形都做不到合理的排除。这只能让辩护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王某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
一审法院以丁某、芮某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证明王某没有将13万元钱退给芮某，没有事实依据，丁某、芮某的证言系编造的谎言，纯属子虚乌有，矛盾重重。
1、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丁某是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既是检举人，又是当事人，又是证人，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丁某冒充王某签字数额巨大。
2、芮某是利害关系人，如果芮某承认王某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而他没有将王某退给其13万元钱交给公司，那么，他将面临被以“职务侵占罪”而追究刑事责任。
3、蒋某峰、丁某等人，以王某提出自己有收条为分水岭前后证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 2015年1月20日蒋某峰说：“我记得当时王某好像还叫我打了一张什么条子的”；1月23日丁某跟着就说“我印象中记得王某在给我13万元钱时，对我说这钱已经叫蒋某峰打过收条了，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在2月17日王某说钱退给了芮某，并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前，蒋某峰、丁某、芮某从没提到芮某打收条给王某一事。在2月17日王某说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后，突如其来地3月4日芮某、3月5日丁某的证言都变成了是芮某打给王某的收条，并且日期是朝前写的，王某并没有退钱。那么，蒋某峰、丁某在2月17日之前说王某叫蒋某峰打收条一事又怎么解释呢？
4、丁某在2015年1月23日第5次讯问笔录中说：“在开始吃饭前，我将芮总喊到一边，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如果丁某有芮某打的收条，丁某为什么当时不对检察人员说自己有芮某打的退钱收条呢？而当王某拿出芮某打的收条后，他又说有芮某打的收条呢？明显不符合常理。
5、关于两张空白今到据的来源，丁某、芮某的所谓证言无法相互印证。
（1）2015年3月4日芮某说：“在吃饭前，王某和丁某把我叫到隔壁空的包间，王某说收13万元怕出事，让我给每人打一张收条，然后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我”。2015年12月10日的笔录中芮某再次确认是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他。
（2）2015年3月5日丁某说：“在饭前王某把芮某喊到旁边的房间，过一会儿王某才又过来叫我也过去，我就到旁边的那个空房间，当时芮某还在，王某递给我一张芮某打的收条，王某说现在有芮总打的收条，钱就可以放心用了”。

（3）、芮某在二审庭审中，一时说是王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是丁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以在检察院说的为准。
6、关于两张收条的书写工具。书写两张收条的笔来源于何处？是一支笔还是二支笔？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真相。在二审庭审中，芮某证言：“笔是从饭店服务员处拿的，是墨水笔，只一支笔”。而从王某及丁某提供的收条看，二张收条根本不是同一支笔打的，与芮某的证言相互矛盾。
7、关于丁某妻子李某娟时隔近一年找到了芮某打给丁某立据日期为2010年5月14日的13万元收条。
（1）、2015年3月5日丁某说芮某打给他的收条因为搬家找不到了，但时隔近一年李某娟又向检察院提供了该收据，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张收条的真实性，在丁某并未真退款的情形下，其收条作为护身符，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搬家丢失？在花某取保候审后毫无征兆的蹊跷出现且在没有指控丁后银受贿情况下而由其家属主动提交？莫名其妙之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辩护人有理由怀疑丁某根本没有收条，这张收条有可能是花某的（当时李某娟是无法从花某处拿到收条），也有可能是芮某后打的。【花某证言：“（问：你把这13万元退还后，那张收条在哪？）答：应该在我家里，具体什么位置记不清了”】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花某的收条以供控辩双方质证？
（2）按照芮某所说，是丁某拿二张空白今到据给他，时间是朝前打的，那么按常理，丁某拿出的二张空白今到据应该一模一样，可事实是这二张空白今到据从格式到字体以及纸张等无一处相同，并且不是用同一支笔写的，明显不符合常理。
（3）即便丁某的收条真是芮某打给他的，也只能证明丁某自己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但是并不能证明王某也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因为花某退钱，芮某也给花某打了收条。至于花某退钱芮某跟蒋某峰汇报，那是因为花某退钱有国税局二人证明，芮某不敢不汇报给蒋某峰。
8、关于杨某、杨某梅、贡某波对涉案今到据的证言。辩护人认为杨某、杨某梅、贡某波的证言不能证明空白今到据的来源。
（1）涉案的空白今到据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在沭阳的大小超市、文具店都可以随意买卖。
（2）杨某梅、贡某波证言涉案今到据某峰公司未使用过，那么，芮某打给花某的收条，是否也是用的涉案今到据？一审没有查明事实真相。
9、侦查机关问芮某：“花某的13万元是蒋某峰送的，为什么要退给你？”芮某答：“蒋某峰很少在沭阳，沭阳这边工作主要是我在负责，他们又对我熟悉，所以他们退给我的。”三个人中丁某自认未退，所以这里的“他们”应该包括王某，同时也符合谁送钱退回给谁的常理。
10、两张收条的格式、印刷字体、排版、书写习惯及笔迹的粗细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而芮某在庭前、庭上证言前后矛盾，先说注意到差异后又说没有注意到，还坚持认为系用一支笔书写，该事实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系几人“密谋”，那么就不能排除系两次书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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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无法证实自己已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自始至终都说已经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而且有芮某打的收条，这是铁证，请问还要我如何证明”？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没有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没有事实依据，利害关系人丁某、芮某的证言矛盾重重，不符合常理，不可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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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拒不交待赃款去向致使该款无法追缴。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没有‘拒绝’交待，我自始至终都说13万元已退给了芮某，而且有收条，难道还要让我再退一次”？ 辩护人认为，王某收受的13万元钱已及时退给了芮某，并不存在拒不交待赃款去向一说。
四、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1、文书生成时间的是否可以鉴定不管是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持否定态度。
（1）、学理：鉴定意见使用的“挥发性成分测定法”和“气相色谱法”两种检验鉴定方法目前都属于学术研究阶段，是实验室方法，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下的静态检验法，并没有运用到实际检案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2）、实务：浙江省高院在浙高法鉴[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指出：所谓文件形成时间的鉴定，目前除了用圆珠笔书写的文件，在以同样的圆珠笔书写的不同时间的样本比对时，可以用薄层分析实验效果较好外，其他材料形成的时间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尤其是要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更为不妥”
2、鉴定意见中鉴定标准不明确，且违反了国家禁止性规范。该鉴定意见中没有在附件说明其使用的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还是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技术性规范，但从鉴定文书的表述内容可以看出其使用的是自行制定的技术规范，但未作为附件提供，也未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即便如此，该鉴定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项规定：“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的鉴定。”
3、鉴定意见本身存在若干重大疑点，必然导致该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表现在：
（1）浙江省高院[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例举了该鉴定机构历史上存在出具荒唐鉴定意见的劣迹；
（2）鉴定人员不具备文书鉴定资格专业，相关规范要求鉴定人员一般为2人，应当具备文书专业技术职称，同时第一鉴定人还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详见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的《司法鉴定技术规范-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 JD0201001-2010）第2部分〈文书鉴定通用程序〉（检验/鉴定程序）规定：文书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技术职称；普通程序中鉴定组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二个条件：
①鉴定人为2人；
②第一鉴定人应当具有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本案的第一鉴定人孙建兰系助理工程师，系初级职称，而另一鉴定人王竟则无技术职称；
（3）鉴定的受理违规。
A、送检单位没有提供比对样本，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第一项规定：“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要求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样本”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07）第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的规定；
B、鉴定意见仅仅使用了20105月30日的自备样本一份，收集的样本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不能满足鉴定要求，违反了《司法鉴定技术规范》（2010）第四部分“文书鉴定样本的收集和制作要求”（样本的收集）规定：（C）“收集的样本应达到一定的数量，以能够充分反映文件的有关特性满足鉴定要求为限”的规定。
（4）鉴定意见不全面。
A、只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而没有出具反映鉴定过程客观情况的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三条：司法鉴定文书分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B、鉴定意见的附注是“本次鉴定参照SF/ZJ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附注是“检材复制件、样本复制件，特征对比表”，以上附注和附件都是针对“笔迹真伪鉴定”，对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没有任何附注和附件说明。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七条：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
（十）附注：对司法鉴定文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附注中作出说明。第八条：“司法鉴定文书附件应当包括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有关的关键图表、照片等以及有关音像资料、参考文献等的目录。附件是司法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应当附在司法鉴定的正文之后”。
4、鉴定前，某县人民检察院向鉴定机构当事人芮某2015年3月4日关于“收据日期是朝前打的”的询问笔录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参考，暗示鉴定机构作出与芮某询问笔录一致的鉴定结论，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49条之规定 。
综上，辩护人根据全案证据，大致可以推导出以下事实：被告人王某在花某介绍下，在担保合同上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后丁某瞒着王某在担保合同上加盖了担保公司公章、法人代表潘某及王某的私章，丁某与某银行信贷员于某合谋，形成了担保公司担保的事实。王某在某江饭店停车场收受了芮某以送茶叶名义所送的13万元钱，王某发现后及时退给了芮某，并让芮某打了收条。
由此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认定王某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和王某没有退钱的证据不足且矛盾重重，加之南京某鉴定中心严重违法违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检察机关本次庭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而又未退还，多处存疑无法认定其构成受贿罪，请合议庭合议后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某无罪。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四川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了解相关情况，参与今天庭审活动，并与审判人员及公诉人交换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成立。
二、被告人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
(一)具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在县纪委对调查期间，能积极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关问题，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属于自动投案并且，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因此，公诉机关提出具有自首情节成立，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二)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1、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对于相关款项是否收取以及收取多少，均不能自己决定，因此属于从犯。(具体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等人笔录)
(三)涉案金额虽为15万余元，但其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较小的恶意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对该15万元款项只保管了18天(完全不能视为持有或占有)，还多次催促本案的另一被告人，要交出该笔款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
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次，依法可对减轻处罚，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一)第六十一条规定【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于犯罪分子
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二)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1、犯罪情节较轻
2、有悔罪表现
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三)本案中属于从犯，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悔罪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小，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本案可对其宣告缓刑。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成立，属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悔罪明显，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可对其宣告缓刑，望法院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为谢。
四川律师事务所
2012年12月6日。

[律师回复] 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确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处分，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根据不起诉条件的不同，不起诉可分为三种情形：
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称为绝对不起诉(或称法定不起诉);
2、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不起诉，称为相对不起诉(或称酌定不起诉);
3、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称为存疑不起诉(或称疑案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存疑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
　　司法实践中，常有一些案件，由于关键证人短期内无法找到，共同犯罪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往往很难排除一些合理怀疑，而基于办案期限，为保障人权，只能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但这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客观上没有犯罪，一旦相关证人找到，或者共犯被抓获，案情就会显得清清楚楚，此时如能证实原先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将其交付审判，实有悖“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当然，对于存疑不诉的被不起诉人，社会上对其会有“不清不白”的评价，罪与非罪悬而未决。同时，由于高检院对何时发现新证据可再行起诉未作限制性规定，对未发现新证据的人，其直到死还会有案件挂着。作为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应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对存疑不起诉人的消极评价，为保障其权利，应加大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补查力度，尽量缩短查清案件的时间，早日给存疑不起诉人一个有罪无罪的明确结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起诉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而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跑、自杀、隐匿罪证、继续犯罪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依法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强制措施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而不起诉决定的宣布，标志着刑事诉讼的终结，强制措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存疑不起诉人宣布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应解除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以上就是关于刑事案件疑罪从无的辩护词是什么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庭审前辩护人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A，同时参与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的公诉意见，现一、辩护人虽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A犯寻衅滋事罪不表异议，但对公诉机关认为被告系主犯之一的认定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给予从轻处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即各被告人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对于共同犯罪中主犯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一方面要考察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对共同犯罪的形成起何种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各被告人都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纵观本案，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对整个案件的发生和结果的产生仅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具体理由如下：1、从客观上分析，召集人员向被害人B讨要说法的系被告C一人所为，被告B并未积极参与其中。3、就刚才公诉人在庭审中提到的以三个方面的情节认为被告人A系主犯的认定，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三点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理由是：⑴就被告人A是否明知有打架的故意，提出过要被告人D回家拿刀子这个情节。
首先，被告A并不知道有打架的故意，因为被告C在打电话要A过去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他去找被害人B打架，被告C等人也不是拿着工具直接去打被害人的，所以在去的时候A并不清楚是去打架的，A去的目的是为老乡C就车辆损失费和医药费讨个说法的；
其次，被告人D在公安笔录当中提到是被告C和A叫他回去拿的刀，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D明确说是C叫他回去拿的，公诉人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叫他去?王某补充说没有其他人叫他回去拿刀。辩护人认为，就这个情节，只有被告D一个人单方面的证言，而且该供述前后自相矛盾，因此该供述不能作为认定该项情节事实依据从而来认定A系主犯的理由和情节之一。⑵就A是否喊了“动手”这个情节和理由，刚才公诉人在向被告人D发问的时候，D在庭审当中明确说因为自己站得比较远，没有听到有人喊了“动手”这样的话，这和他在公安做的笔录有很大的出入，两者之间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说他站在后面，与A相距有十多米远的距离，那种情况下，D能够听到有人喊“动手”，还能够分辨就是A喊的，显然是不客观的供述。D还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是A喊的，但是正好相反，在公安笔录、检察院笔录及庭审当中，C、E、F、G、H等8个人说没有听到，而E、F说是C喊的。并且，G和D一样，在公安笔录，检察院笔录和庭审当中的交代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而且在庭审中G、D和H作供述时，在法庭上反复出现自相矛盾的陈述，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疑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照疑罪从无的刑事法律精神，该项事实不应得到认定，也不能就此存在争议的事实来认定A起指挥作用，系主犯。⑶就被告A在犯罪过程中拿刀子，所起作用较大这个情节和理由，辩护人认为：
首先，被告A确实在犯罪过程中拿了刀子，但是他并没有拿着刀子威胁过任何被害人，也没有用刀子实施任何伤害，所以从实际损害的角度来考虑，被告A的人身危害性不大；
其次，当时其他被告人也是拿了工具的，拿了刀子的人也不止A一个人，好几个人都拿了“关公刀”追打被害人，客观上来讲，这些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并不比被告A的人身危害性来的小，但是都被认定为从犯，且A并没有追打被害人，不是共同犯罪当中的积极参与者，应依法认定为从犯。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A的行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没有对本案的发生、发展和后果起到决定性或者是主要的作用，而仅起了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给予从轻处罚。三、尽管被告人A开面包车赶到现场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客观上二被害人伤害后果也非其实施造成的，可酌情从轻处罚。1、本案事出有因，同时，被告A又碍于老乡面子，一时冲动参与了共同犯罪，但在具体参与过程和后果来看，被告人客观上也并未用刀对被害人B等人实施过具体的伤害。3四、被告人C因车辆被碰，却遭到被害人B的殴打，并在现场发生冲突中相互殴打前被害人B又故意挑起事端，存在过错，依法可以减轻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当被告人C等人赶到现场后，被告人C起先是与被害人B论理，也未对其实施任何伤害，而且被告人F等人是站在后面也未动用任何工具，但被害人不是寻求报警处理，反而用语言相威胁，刺激被告人C等人，致使矛盾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相互殴打事件的发生。因此，被害人B存在过错，可依法减轻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客观上也未纠集他人和对被害人B等人实施殴打，系从犯；并且犯罪以后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犯罪前又无前科。考虑到被告人作为一个农民，法律意识谈薄，碍于老乡的面子，一时冲动，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无论如何，其行为的性质与社会上以追求精神的刺激寻衅滋事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B存在过错，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最后，基于被告人A一直以种植为业，而且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目前还需要其出去继续承包经营的实际，本着惩罚与挽救教育的刑事政策和原则，对被告A适用缓刑不致产生社会危害性，并可以让其及时回家务农，减少承包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损失

[律师回复]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某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二、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三、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款项的性质
四、关于诈骗金额
五、被告人某主动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六、被告人某在此之前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评议时采纳。
辩护人：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律师回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王＊＊＊的委托，湖所指派本律师担任其涉嫌敲诈勒索一案的辩护人，在开庭之前本辩护人详细的看了整个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被告人。通过今天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有了更深的了解，本辩护人认被告人王松林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在主观并非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为被告人王＊＊＊收取管理费后为非法运营司机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务的行为。该罪的构成要件，在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这种非法强索他人财物是无偿的，不求对价的索要和占有。而在本案中，王＊＊收取管理费是要付出一定代价，要为车队提供服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１．挂靠在＊＊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见：证据卷一刘＊＊＊笔录７４页、９６页，
　　２．如果在非法运营司机在长沙被运政抓了，罚款归被告人出，如果三个工作内没有拿出来，每台车赔１５０元每天；见：证据卷一王＊＊＊笔录第１７页、刘＊＊笔录７６页，补充证据一王＊＊笔录第３页、田＊＊笔录第５页
　　３．装了三台业务电话，分别是以王＊＊、田＊＊、朱＊＊的名义办理的，号码为８８８５３９９９，８８８５０２２２、８８８２６３３３，同时印制了大量业务名片，拓展客源；见：补充证据一王＊＊笔录第３页、田＊＊笔录第５页，刘＊＊笔录第９页
　　４．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份，被告人委托朱＊＊在火车站附近的日出东方租了７０４、７０５、７０６三个房间；见：补充证据一王＊＊笔录第３页，田＊＊笔录第５页、刘＊＊笔录第９页。
　　５．专门请了一个姓余的工作人员负责接电话，负责做饭，分配客源。
　　６．安排田＊＊平时到市区走走看看，了解哪里有运政部门搞行动，及时为车队提供情况。见：证据卷一田＊＊笔录５２页。
　　７．事实上在非法运营司机运营期间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交了管理费保证不被运政部门查车，即使扣了车，王＊＊也能通过关系少交罚款把车拿出来，司机不用另外交罚款。见：证据卷一田＊＊笔录５２页、刘＊＊笔录７６页，证据卷三，余＊＊笔录３２页，凌＊＊笔录４４页，，赖＊＊笔录７５页，刘＊＊笔录７９页，黄＊＊笔录８２页，补充证据二，梅＊＊笔录２６页，黄＊＊笔录３０页，王＊＊笔录３２页，曾＊＊笔录３８页，宋＊＊笔录４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