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认定错误刑事抗诉书提交给谁?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认罪认罚的案件，如果案件量刑有错误的，被告人或者对量刑有异议的，被告人可以申请抗诉，检察院可以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
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提出抗诉。
第二百二十九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第二百三十条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
第二日起算。

[律师回复] 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你想咨询什么。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它包括两种情况：
(1)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相对于主犯的主要作用而言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行为人虽然直接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但是在共同犯罪中较主犯所起的作用小。
(2)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行为人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某种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但却为共同犯罪的实行和完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刑法》第二十七条的理解：本条是关于从犯的定义及对其处罚原则的规定。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是关于什么是从犯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从犯有两种情况：
1.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所谓“起次要作用的”是指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处于从属于主犯的地位，对主犯的犯罪意图表示赞成、附和、服从，听从主犯的领导、指挥，不参与有关犯罪的决策和谋划在实施具体犯罪中，在主犯的组织、指挥下进行某一方面的犯罪活动，情节较轻，对整个犯罪结果的发生，只起了次要的作用。
2.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这种从犯实际上是帮助犯，其特点是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在共同犯罪活动中，为完成共同犯罪只起了提供物质或者精神帮助的作用。如提供作案工具、为实行犯采点望风、指示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消除犯罪障碍等。他们的行为对完成共同犯罪，只起了辅助作用。
第二款是关于对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根据从犯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具体情况，或者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比主犯轻，本款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的。
第二款是关于对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根据从犯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具体情况，或者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比主犯轻，本款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的。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共同犯罪中的认识错误？是什么意思问题解答如下, 《刑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它包括两种情况：
(1)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相对于主犯的主要作用而言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行为人虽然直接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但是在共同犯罪中较主犯所起的作用小。
(2)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行为人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某种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但却为共同犯罪的实行和完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刑法》第二十七条的理解：本条是关于从犯的定义及对其处罚原则的规定。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是关于什么是从犯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从犯有两种情况：
1.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所谓“起次要作用的”是指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处于从属于主犯的地位，对主犯的犯罪意图表示赞成、附和、服从，听从主犯的领导、指挥，不参与有关犯罪的决策和谋划在实施具体犯罪中，在主犯的组织、指挥下进行某一方面的犯罪活动，情节较轻，对整个犯罪结果的发生，只起了次要的作用。
2.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这种从犯实际上是帮助犯，其特点是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在共同犯罪活动中，为完成共同犯罪只起了提供物质或者精神帮助的作用。如提供作案工具、为实行犯采点望风、指示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消除犯罪障碍等。他们的行为对完成共同犯罪，只起了辅助作用。
第二款是关于对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根据从犯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具体情况，或者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比主犯轻，本款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的。
第二款是关于对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根据从犯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具体情况，或者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比主犯轻，本款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的。

[律师回复] 可以走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由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也有权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申请再审。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部分，只要是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裁判，如果确有错误，人民法院都有审判监督的权利。
　　
首先，民事再审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再一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包括再审程序的启动和再审程序的审理。就民事诉讼而言，具有审判监督权的机关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其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只能通过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再审程序是后续程序，它可以改变原来生效的裁判。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终结时止。
　　
其次，执行程序同样是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执行程序既然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必然延伸，当然是审判监督的范围、也必须接受监督，法律规定的裁定，并不仅指审判过程中的裁定，也含执行过程中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日作出的《关于办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不服执行机构办理的有关案件按本规定即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为解决执行过程中确有错误的裁定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审判监督程序，除了纠正审判过程中的错误外，同样是对人民法院因强制执行行为侵害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时设立的一种补救制度，为强制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执法行为提供了补救的机会和方法，也为司法机关严肃执行，公正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只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才能纠正人民法院因具体执行错误或者执行措施不当，致使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利益损失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矫正，从而使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得到补救。
　　第四、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应按何种程序纠正的请示报告》函复，只答复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虽然法律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操作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申请人对执行裁定申请再审，由立案庭复查，认为原执行裁定可能有错误的裁定中止原裁定的执行，进入再审。但再审程序时应考虑执行程序的特点，不采取开庭审理(因开庭是法庭针对双方当事人)，而应用听证形式。将再审申请书副本送达给相应当事人，在听证时进行举证质证，让当事人在听证时充分陈述自已理由的机会。听证应公开，简便易行，合议庭评议后，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撤销原裁定，另行作出的新的执行裁定这样对错误的执行裁定再审时更能凸现司法的严谨性。

[律师回复] 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以保证执行的顺利实现，这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但是，如果保全申请本身是错误的呢?保全申请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问题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对于何为申请有错误只字未言。 司法实践中，首先，存在保全申请错误的事实，通常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法院生效裁判的支持作为衡量保全是否错误的重要认定标准； 保全错误的原因有多种，如对诉讼标的没有请求权基础等，但错误的结果只有一种即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生效裁判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判决数额小于保全数额； 差距存在合理性的不属于保全申请错误。其次，申请人对保全申请错误主观上存在过错，故意或者过失均可。 最后，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失，损失与保全申请错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保全错误损失主要体现在保全期间的利息损失、替代资金贷款利息等直接损失、积极损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律师回复] 法院对案件的判决是要根据法律依据判的，这就是所谓的有法可依，如果适用法律有误，会严重影响判决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更改法律适用错误的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女，生于1976年4月12日，汉族，现住美国丹佛市某路某号。
国内住址：北京市海淀区某楼某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生于1972年8月12日，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某楼某号。
上诉人因离婚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5952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5952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和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合理分割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诉上诉人离婚纠纷一案，业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理由有三：
1、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03年8月回国后二人(指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306号房屋内居住生活，郭某于2006年再次去美国攻读mba，马某于2008年再次去美国学习”。由此可见，郭某和马某长期固定地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楼某号房屋，这个某号房屋，不是二人的临时居所，最起码的生活必须的家具家用电器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马某主张306号房屋内家具家用电器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官仅仅凭郭某一句“不予认可”，马上就对马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了，马某的所有财产全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行剥夺了马某合法的财产权利，就这样让这个为婚姻无私付出十二年美好年华且无过错的弱女子净身出户了。一审法院哪怕只认可共同生活十几年只有一张床，一个沙发是夫妻共同财产也能安慰马某受伤的心啊!二次庭审中，上诉人多次强调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产、家具家用电器、日常生活用品，并请求依法分割。一审法官在郭某淡淡的一句“没有共同财产”后，就对上诉人所要求分割306房屋里的夫妻共同财产到底有没有连问都懒得追问郭某。郭某绝不可能自己抢着去承认有床、沙发、电脑等等共同财产去拿过来分割。马某与郭某在306号房屋共同生活十几年，没有共同财产连鬼都不相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官没有以事实为依据，妄下论断，人为的剥夺马某合法的财产权利，这是不公平的!一审法院判决离婚的同时不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人为的错误!
2、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判决犯有有证据不认、对重要证据的质证存在疏漏的重大错误。2013年3月27日第一次庭审，被上诉人郭某对上诉人马某质问所涉及问题已经认可，证据如下：
(1)、法官问郭某：有没有婚外情同居之事? 郭某略停顿后，毫不在乎大声回答：朋友之间玩玩。
(2)、法官问郭某：是否隐满生育能力问题?郭某停顿后小声回答：不生育不等于沒能力。(有能力早就生育了)
(3)、法官问郭某：有没有家暴问题? 郭某承认确有此事。(多次下狠手打马某，从北京打到美国)
(4)、法官问郭某：你资助过马某学费和生活费吗?
郭某回答：沒有，一次也沒有。
(5)、法官问郭某：婚后还买过什么? 郭某回答：一辆汽车，回国后留给马某。(汽车属于婚后共同财产，郭某用过近五年的破车。)
(6)、法官问郭某：有没有北京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郭某回答：承认该公司。
(7)、法官问郭某工作单位，月收入等。郭某回答：工作单位是某有限公司，月收入两万元。法官继续问：干什么用了?郭某支支吾吾答不出。法官说：都花了是吧?郭某回答：是，都花了(乱搞婚外情同居花了。有意偏袒郭某，帮助其逃避认定高达16万元的夫妻共同财产——参见判决书第三页中间自然段：“郭某对上述均不认可。郭某对此提交上海某有限公司出具的退工证明(该证明载明郭某自2011年8月15日进入该单位工作，自2012年4月1日合同解除”)“。2011年8月起至2012年4月止共计8个月工资，月收入2万，合计16万元夫妻共同财产)。
上述对话完毕后，马某的父亲对法官连说三遍：“他承认了，他承认了，他承认了。”法官不做声。第二次开庭时(即2013年5月31日)，上诉人将上述对话写成书面文字递交法庭，法官看后没有说话。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是郭某在第一次庭审中亲口承认，这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称为“自认”，系“证据之王”，该证据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可笑的是一审判决置之不理，在庭审笔录上不予体现，导致对证据的认定没有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这绝对是对上诉人权利的一种掠夺和藐视，严重的不公平、不正义!法官的言行有悖于其职业道德!
一审法官在整个庭审中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两次开庭，法官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理案件，没有法庭调解和法庭辩论环节。上诉人每次都是刚要张口说话，法官就说：“给你5分钟，快说!”要么就厉声呵斥：“叫你说了吗?”，让上诉人胆战心惊，吓的想说什么都忘了。还有，在法庭上，郭某的谎话被上诉人当庭驳斥后，法官依然采信郭某的谎话，并写在判决书中。对马某的句句真话都要证据，否则就不予采信，没有用统一的标准对待双方，让上诉人非常气愤和不满，导致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上诉人的心目当中荡然无存，上诉人不服。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包括：“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以及 “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形。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与多位女性婚外情，且与他人长期非法同居，是婚姻破裂过错方，上诉人则是受害方，无过错方。2013年3月27日第一次庭审，法官问郭某：有没有婚外情同居之事? 郭某略停顿后，毫不在乎大声回答：朋友之间玩玩。这难道不是对婚外情的自认吗?郭某多次对马某实施家暴，2013年3月27日第一次庭审法官问郭某：有没有家暴问题? 郭某承认确有此事，(多次下狠手打马某，从北京打到美国)这难道不是对家暴的自认吗?(家暴证明人还有：双方父母，美国某公司的黄某夫妇，周某夫妇，陶某夫妇，肖某等人)。每次家暴之后，郭某都跪地请求原谅，还请朋友调解夫妻和好。马某愚蠢的一次又一次原谅他，以为爱情和亲情能够感化郭某。然而郭某的出轨和家暴行为给马某心理上和身体上造成了严重的难以抚平的创伤。一审法院对郭某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事实以及长期的实施家暴的行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冷漠，更是给这个弱女子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马某只能仰天质问苍天不长眼了。经历过郭某这个阴险的丈夫之后，马某对再婚有本能的排斥和心理恐惧，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重新树立三观，再重新择偶生子不知道何年何月。郭某隐瞒不能生育的事实，直接造成马某现在37岁还未生育，错过了女人最佳生育年龄，这种遗憾终生不能弥补。郭某蓄谋离婚，资产转移，不承认有一点点的共同财产，对马某的这些境遇，马某只能自己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了。马某将依法保留对郭某二次起诉的权利。《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婚姻法解释二》第31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现在上诉人马某正在积极寻找郭某的财产证据，时刻准备再次提起诉讼分割财产。婚姻十二年，女方美好青春年华无私付出，被无情的人阴谋离婚，深受其害，就因暂时无法提供法庭认可的财产证据，就被判绝净身出户。深受其害的无过错方权益没有得到一丝丝的维护，品质恶劣的过错方消遥法外，没有受到法律一点点惩罚，太不公平!不能拿一审法院的错误来惩罚上诉人!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为上诉人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法律以公正、公平，还上诉人以公道!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马某
201年7月22日

[律师回复] 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对经过行政复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复议决定不服，应当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对经过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工伤认定结论，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该如何认定错误逮捕问题解答如下, 国家赔偿法中所称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因为逮捕是与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作的有力手段，因此实施逮捕必须以犯罪事实存在为根本前提。如果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犯罪事实而对被告人施以逮捕，那么，这种逮捕显然是错误的，国家理应予以赔偿。当然，国家承担因错误逮捕引起的赔偿责任是有条件的。根据本法规定，构成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
1.或人民作出了错误的逮捕决定。这一般是因为决定机关的疏忽、不负责任或者案件的复杂性导致的;
2.被逮捕的人无罪，这是形成错误逮捕的本质要素。对确已构成犯罪、其主要犯罪事实业已查清的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存在错误逮捕问题;
3.被逮捕的人有被实际羁押的事实，如果或者人民虽然已作出了逮捕的决定，但是，在执行逮捕前发现决定错误而及时予以纠正，并未对决定逮捕的人施以逮捕和实际羁押的，国家则不担负赔偿责任;
二、保证人应履行哪些义务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监督被保证人遵守刑诉法第56条的规定；
2、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56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法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保证人不履行义务，导致被告人逃跑、隐匿的，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保证人承担;如保证人有意放纵被告人逃匿的应对保证人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哪些是事实认定错误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一、哪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所认定的主要事实或重要情节不清楚，缺乏足够的证据为根据，或者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和证据与结论之间存在矛盾;
(二)发现了新事实、新证据，证明原来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三)发现当事人伪造证据，或证人作伪证、鉴定人提供假鉴定、翻译人提供假翻译等情况，故意陷害他人，致使案情虚构，与实际情形严重背谬;
(四)发现本案的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犯有罪，故意歪曲案情，，作出枉法裁判的，等等。
二、哪些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所谓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应作广义的解释，既指适用刑事实体法的错误和严重违反刑事程序法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对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认定上发生重大错误，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或者是把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或者是把犯罪行为认定为无罪;
(二)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条文，对案件性质、罪名认定错误，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没有适用，不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却适用了;
(三)案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从重、加重情节没有加以考虑，因而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判处和定罪量刑;
(四)原判定性、定罪虽然正确，但量刑畸轻、畸重，超出了法定刑界限，显失公正的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发现严重情形，可能引起错误裁判的，等等。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哪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所认定的主要事实或重要情节不清楚，缺乏足够的证据为根据，或者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和证据与结论之间存在矛盾;
(二)发现了新事实、新证据，证明原来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三)发现当事人伪造证据，或证人作伪证、鉴定人提供假鉴定、翻译人提供假翻译等情况，故意陷害他人，致使案情虚构，与实际情形严重背谬;
(四)发现本案的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犯有罪，故意歪曲案情，，作出枉法裁判的，等等。
二、哪些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所谓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应作广义的解释，既指适用刑事实体法的错误和严重违反刑事程序法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对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认定上发生重大错误，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或者是把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或者是把犯罪行为认定为无罪;
(二)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条文，对案件性质、罪名认定错误，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没有适用，不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却适用了;
(三)案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从重、加重情节没有加以考虑，因而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判处和定罪量刑;
(四)原判定性、定罪虽然正确，但量刑畸轻、畸重，超出了法定刑界限，显失公正的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发现严重情形，可能引起错误裁判的，等等。

[律师回复] 是没有坚持抗诉还是咋样？

[律师回复] 可以申请再审

[律师回复] 对于什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哪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所认定的主要事实或重要情节不清楚，缺乏足够的证据为根据，或者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和证据与结论之间存在矛盾;
(二)发现了新事实、新证据，证明原来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三)发现当事人伪造证据，或证人作伪证、鉴定人提供假鉴定、翻译人提供假翻译等情况，故意陷害他人，致使案情虚构，与实际情形严重背谬;
(四)发现本案的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犯有罪，故意歪曲案情，，作出枉法裁判的，等等。
二、哪些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所谓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应作广义的解释，既指适用刑事实体法的错误和严重违反刑事程序法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对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认定上发生重大错误，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或者是把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或者是把犯罪行为认定为无罪;
(二)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条文，对案件性质、罪名认定错误，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没有适用，不应该适用的法律和条文却适用了;
(三)案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从重、加重情节没有加以考虑，因而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判处和定罪量刑;
(四)原判定性、定罪虽然正确，但量刑畸轻、畸重，超出了法定刑界限，显失公正的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发现严重情形，可能引起错误裁判的，等等。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可以申请再审。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的判决在送达后即生效，当事人不可以再上诉。
但是，如果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服，认为判决错误的，仍可以向申请再审，由再审来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再审受理条件，是否应该进行再审。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九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调查收集，人民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
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
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
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枉法裁判行为的。

[律师回复] 对于对贩卖毒品罪名认识错误的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贩卖的行为。本条规定的“贩卖”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注射的毒品，对代购者以贩卖毒品罪立案追诉。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注射的毒品，毒品数量达到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和代购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案追诉。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第348条的规定，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抵消欠款的行为，实际上也是销售毒品，应该构成贩卖毒品罪，而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甲对其所触犯的罪名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对其定罪。

[律师回复] 你好，可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

[律师回复] 您好，建议详细说明您遇到的情况,以便更好给您回复，也可以到主管部门负责人处进行咨询。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对法院错误刑事判决检察院可以抗诉再审吗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可以，在我国，抗诉是法律授予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的一项法律监督权。抗诉分为两种：
1.一种是按上诉程序提出的抗诉。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在法定抗诉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提出的抗诉。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种抗诉规定的具体程序是：检察院将抗诉书通过原审提交上一级人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还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就抗诉的理由和根据认真审核，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直接向同级人民撤回下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并将撤回抗诉的情况通知下一级人民检察院。
2.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种抗诉不受时间限制，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由于认识错误的性质影响行为人罪过的有无、罪过的形式、或者犯罪的既未遂，从而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对于假想防卫的错误性质需要深入研判。
我国刑法通说理论认为，假想防卫是由于行为人对事实认识的错误而发生的，因此，应依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理来解决其法律责任问题。 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对方行为可能不是不法侵害，那么在主观上有过失，应对其假想防卫造成的损害负过失犯罪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预见到对方行为不是不法侵害，那么他在主观上无罪过，其假想防卫造成的损害属于意外事件，不负刑事责任。该观点论及客体错误时举例指出：“两个着便衣的警察扭获了正在盗窃的甲，出示证件后将甲带往附近派出所。行至途中，被甲的朋友乙、丙、丁遇见。三人以为两个警察是与甲打架的公民，上前将两个警察打倒在地，造成轻伤。在此案中，乙丙丁意图侵犯的是他人健康权利，却由于其认识错误，而实际侵犯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执行的正常公务活动。对这种客体认识错误的案件，应当按照行为人意图侵犯的客体定罪，上述案件应认定为刑法典第234条的故意犯罪。”该观点论及对象错误时将其分为三种情况，其中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误把非不法侵害人认为是不法侵害人而进行防卫，这类情况显然不是故意犯罪，根据实际情况或是过失犯罪，或是意外事件。”在论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时指出：“行为实际性质的错误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发生了错误的理解。例如，假想防卫，行为人把不存在的不法侵害误认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防卫而致人伤、亡，由于行为人不存在犯罪的故意，因而不应以故意犯罪论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
显然，通说理论对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类型和罪责形式的判断前后抵牾，存在自相矛盾之嫌。详言之，事实上，上述所列举的三种情形上均属于假想防卫，可通说理论却将其分别认定为事实错误中的客体错误、对象错误以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这在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性质判断上存在明显地不一致。同时，对于所谓客体错误的假想防卫认定故意犯罪，而对于对象错误以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的假想防卫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这对假想防卫的罪责认定存在自相矛盾之嫌。
国外刑法理论中对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类型判断亦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是不同学者之间的认识分歧，这与我国通说理论的分歧有质的差异。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为了区别假想防卫与正当防卫成立要件中其他要素的认识错误，将假想防卫称为“有关阻却违法性事由之事实前提的错误”、“正当化情状的错误”或“允许性构成要件错误”。但是，关于假想防卫的错误性质判断始终是一个理论难题。虽然假想防卫是一种“事实”错误，但在有关“违法性”的事实上，与构成要件事实之错误相异。因此，假想防卫“有究竟系阻却故意之‘事实错误’、抑或‘违法性错误’(禁止错误、法律错误)之争议”。最近有力的见解，乃“独自的错误说”。此种错误包含跨越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之基本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点，而理论界对个问题点又存在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此种错误问题的性质至今仍未解决。
认识错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类型亦不同。根据行为人误认的对象是事实还是法律，认识错误分为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对于法律规范是否存在以及法律规范的范围界限的误解，属于法律认识错误;对事实是否存在或是否将会发生的误认，则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依据发生的不一致所涉及的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阶层分类，认识错误可分为构成要件错误与违法性错误。这种分类方式又称为犯罪体系上的认识错误分类。如果发生误解的要素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即为构成要件错误;发生的误解的要素是违法性阶层，则是禁止错误，也称为违法性错误。如果将两种分类均加以考虑，对事实认识和法律认识错误称为水平的错误分类，对于构成要件的错误和违法性错误则称之为垂直的分类。
禁止错误，是指就禁止规范的存在有错误的情形，即误以为违法行为是合法行为而实施的情形就属于这一类。认识到行为被法禁止，但错误地认为，在具体案件中存在正当化规范，此即间接的禁止错误。包摄错误，是指错误地解释构成要件要素，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形。这种错误不是事实的错误，而且，它也不一定是禁止错误。
上图中，所有错误类型被分为四个区间，分别以A
1、A
2、A
3、A4表示。A1与A3是垂直分类下的构成要件错误，而A2与A4是违法性错误，但同时A
1、A2是法律错误，A
3、A4是事实错误。事实错误与构成要件错误并非等同关系，法律错误与禁止错误也非全等关系。但是，大体上构成要件错误与事实错误，违法性错误与法律错误具有法价值的等价性。正如日本学者大塚仁指出，违法性本身的错误，即行为人由于错误而缺乏违法性的意识的情形，过去被称之为法律的错误，今年来有力的见解称之为禁止的错误。但是，对于假想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认识错误(或容许性构成要件错误)来说，确实存在争议。其在犯罪体系上的认识错误分类(或垂直分类)中属于违法性错误，但在认识对象上的认识错误分类(或水平分类)中属于事实错误。
但是，刑法上的任何行为属性归类最终都是为了确定该行为的罪责形式。根据上文图标内容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垂直的分类在分类的归属上与法律效果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们在做法律的时候，必须考虑分类的实益。垂直分类的实益是帮助我们清楚错误是发生在犯罪阶层体系中的哪一领域中，但这项实益所表现的意义仅止于此。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垂直分类显得毫无用处。”
因此，本文认为，垂直的分类不仅对判定假想防卫的罪责形式没有助益，且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中犯罪构成体系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亦采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的分类方法;因此，以此分类标准来界定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性质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如前所述，假想防卫是行为人以制止不法侵害的意图，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而事实上不法侵害不存在或者侵害了
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行为人
首先认为他人正在实施不法侵害，但事实上不法侵害不存在;
其次，行为人进而认为自己实施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正当防卫行为，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从而不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易言之，假想防卫存在两种认识错误过程：一是对他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二是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
对于
第一种错误，显然不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而是事实错误。因为，法律错误是指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而事实上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情形。对于假想防卫而言，虽然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事实，但是行为人误信为存在而实施了防卫行为，这是一种与违法性本身错误不同的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在假想防卫的第二个认识错误过程中，行为人在误认为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情况下，而实施防卫行为，并认为该行为具有法的适当性。因此这种错误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的区别在于：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范畴;就假想防卫而言，是“行为人在没有急迫不正的侵害时，误信为有而事实的防卫行为，是对急迫不正的侵害这种事实本身的误解。与此不同，行为人误信即使没有急迫不正的侵害也允许进行正当防卫时，这种错误就是关于规范本身的认识错误，当然相当于法律的错误”。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不能将这两个认识错误割裂开来，仅根据其中的一种认识错误而简单地将假想防卫视为事实认识错误或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假想防卫应当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的综合体，是一种与单纯的事实认识错误和法律认识错误不同的第三种错误类型。前述图表亦清楚地表达了，诸如假想防卫是违法阻却事由认识错误是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简而言之，假想防卫是以认识对象为划分标准的一种的认识错误类型。这种观点在德日刑法理论中亦得到支持。例如有日本学者指出，“事实前提之错误，乃既非构成要件错亦非禁止错误之独自的错误，其系以构造上之类似性为基础，而肯定阻却视为责任要素之故意。德国学者亦指出，“对合法化事由被认可之情形的错误(允许构成要件错误)的处理，存在着争议。这里所指的是介于构成要件错误和间接的禁止错误之间的特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