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怎么写起诉状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民事状原告：钟，女，汉族，出生日期：19年月日，住址：黄浦区×××路××弄××号，邮政编码：202原告：陈，男，汉族，出生日期：19年月日，住址：黄浦区×××路××弄××号，邮政编码：202原告：陈，女，汉族，出生日期：19年月日，住址：金山区××路××号，邮政编码：202被告：上海市长宁区××医院，住所：长宁区××路××号，邮政编码：206，法定代表人：×××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8970.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死亡赔偿金470249元(其中死亡补偿费27062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8928元，丧葬费10698元)，共计人民币479259.96元。2、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所需交通费597元、误工费3551.64元、复印费360元、快递40元，共计人民币4548.64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医疗事故鉴定费(7000元)、律师费及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钟与患者陈为夫妻关系，原告陈清、陈慧为陈的子女。2010年9月27日13时45分，陈因“畏寒伴心悸2天有头痛”被送往长宁××医院急诊。经医生检查，陈当时“神清气平，双肺呼吸音粗，无罗音，心率48次分，腹软、无压痛”。就诊医生未考虑心源性疾病，安排患者自行去做血常规、电解质、心电图等检查，在检查中陈突发昏厥，在16时心电图检查发现窦性心律、房室传导阻滞及下壁心肌梗死，并于9月27日16时39分住院治疗，经检查确诊为①冠心病、急性下壁右心室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高度房室传导阻滞、4级②2型糖尿病③④脑梗后遗症。23时医院都陈进行溶栓治疗，但最终不治，陈于9月28日1时50分死亡。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最严重的一个类型,治疗的黄金时间是发病6小时以内。急性心肌梗死的典型症状是“心绞痛”，也常有腹痛、恶心、咳嗽、气喘、意识不清、瘫痪等症状。陈就诊时，其自述及医生检查已发现其有心悸、心律失常、气喘、休克等严重症状，医生本应先考虑为心源性疾病，在第一时间进行测量血压，进行心电图检查并进行抢救，却安排患者自行去做常规检查，待其昏厥后才确诊，而且在治疗上有明显疏漏，溶栓治疗严重滞后，最终使患者不治身亡。被告是一所甲等综合性医院，有职工156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医师212人，中级职称人员518人，设有内科等15个临床科室及8个医技科室，还设有心血管专科。有如此雄厚的诊治条件，陈就诊及时，却被人为的延误诊断、人为的延误治疗，陈就这样在被告一次不负责的诊疗中失去宝贵的生命。由于被告方医务人员违反诊疗常规，严重失职，延误了原告宝贵的抢救治疗时间，从而直接导致了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家属造成莫大的痛苦。经区医学会、市医学会鉴定，结论均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在诊治过程中有明显的过失，起过失与患者死亡有关联性，被告对陈雁冰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为此，原告特向提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长宁区人民附：1、民事状副本一份2、证据目录及证据二份。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人身损害应该如何调解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是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本文主要分析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调解的意义，原则和方法。当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可采用调解的方法。 (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调解的意义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是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的民事纠纷。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常会因为经意和不经意的行为，一方对另一方造成人身损害，导致发生人身损害赔偿民事纠纷，从而影响或破坏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恰当运用多种方法，正确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民事纠纷，对于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安定、有序运转，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多种纠纷解决方法中，调解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调解是指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社会公德等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1.有利于化解当事人矛盾，实现当事人双赢 调解解决纠纷符合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如果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对于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化解矛盾，都具有非常好的意义。通过调解，可以有效避免冗长的法庭诉讼，减少人力、物力上的耗费，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可以有效避免“执行难”。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如能达成调解协议，一般加害人自愿履行率高，被害人通常能得到全部或大部分的赔偿款项，未能得到的数额通常也有较好的支付保障;可降低举证难度，避免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可避免纠纷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对于发生在亲属间、熟人间以及偶发性且无预谋冲动状态下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尤为明显。 2.有利于节约社会公共司法资源 诉讼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资源，任何纠纷进入诉讼程序都将发生诉讼资源的使用、消耗，而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有助于合理减少诉讼资源的消耗。这在因轻伤害致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二)项关于“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属于人民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的规定，对此类纠纷既可以引起公诉程序，也可以发生自诉程序。在没有调解介入或者调解介入不成功的情况下，从司法实践看，这类案件基本都进入了公诉程序。如案件发生后，当事人立即报案，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在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往往采用刑事拘留、逮捕等侦查手段，侦查终结后则移送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即移送审判;而审判的结果，往往是刑事部分判决缓刑，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给予一定的赔偿。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如果在轻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发生时，即能成功介入调解，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则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

[律师回复] 目前，在与保险有关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机动车主作为侵权人向保险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为了获得赔偿要求追加保险人或者依职权通知保险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从而直接判决保险人向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来直接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存在法律冲突，原因在于：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认定责任的方式不同，保险人向侵权人给付保险金是依据的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按过错责任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则是按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确定的。若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保险人提出既然根据保险合同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要求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这就偏离了追加保险人的本意，不审理又与追加保险人为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双重标准而相冲突，但是同意审理又脱离了本诉，且审理起来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又享有追偿权，要求向同为当事人的侵权人直接追偿，就应该予以支持，否则显失公正。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2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意味着所有的责任保险，只要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经被保险人请求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索赔权的，第三者均有权请求保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保险金。其规定的所有侵权案件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均可合并审理，也将使民事诉讼法面临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