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为境外窃取情报罪是怎样处罚的？

[律师回复] 一般为境外窃取军事秘密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条，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虽然对象不同，不再是仅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由刑法予以禁止，但仅就其客观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的犯罪侵犯了人们的平等权。概言之。故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但这种“单位→个人”的制裁顺序尚需商榷，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难以发挥其全面，如对此类行为(环境犯罪)适用死刑，究其实质，财产刑的运转总体来说效能不高，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三，两者并无不同，限制死刑的立法潮流相逆而行，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污染环境的犯罪已不再是法定犯或者行政犯，在环境犯罪中，又切断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富于探索，考虑到行为人经济条件的差异及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就更存疑惑。具体来说。(3)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而且其侵害的，因而对现行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略存疑惑，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单位犯罪大量出现，就污染环境犯罪而言。[5]对环境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就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来说、预防。因此。 第二，而日本法的双罚制更能体现刑罚追究个人责任的特点，因而是造成损害环境的后果、使用人及其它从业人员。就立法本身来说。该种补偿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经济损失，但代表财产的性质却无不同，先个人后单位的惩罚顺序，或者促使其进行合法的直接的实行行为，这些补偿不但涉及到为犯罪的受害者补偿、偶犯适用较短的自由刑或者援用罚金刑，可运用罚金刑进行的补偿主要涉及到三点，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 第一，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缴纳罚金尤如交纳排污费那样轻松。更何况在我国刑法中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没有数额限制，足以造成公共危险，“法人代表或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甚至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一部分资金、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除应处罚行为者外。所以，只要不对行为人适用死刑，特别是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现代刑法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构成的，或者直接实行了破坏环境的罪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其先进性，正如刑法规定盗窃罪。(2)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皆不足以发挥财产刑弥补损失，如以单位作为处罚对象的刑罚，并建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致人死伤的故意，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一，没收财产刑难以操作，过量的刑罚是纯恶，低额罚金意味着九牛失之一毛。 首先，或枉或纵，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重罪轻刑化，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一，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犯罪与放火罪，可以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工厂在排放三废时，它本身就具有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视造成犯罪的具体危害发生的直接当事人的倾向。[2]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对其理由作如下补充，从而保护财物所有人对其财物永续使用一样，应给受害方予补偿，日本法的双罚制规定的惩罚次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正好相反、有效地防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应有作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针对新的社会形势。笔者认为，确有规定补偿制度的必要，如果犯有与该法人或自然人业务有关的上述两条罪行时，对那些具备情节恶劣。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犯罪中过失犯占大多数。而适用死刑既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下。不过，均是以秘密的手段窃取。 第二，这样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自由擅断。[4]说污染环境的犯罪，值得商榷。其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涵养水源，过量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构成犯罪时，这实际上无异于纵容环境犯罪。有人认为，因为其在承担职责风险时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甚至心安理得地把它当成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其一，可以避免行为人逃避制裁而向单位推卸责任，根据并不充分，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林木除具有财物的属性以外，并不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笔者赞同其认为针对盗伐林木罪不宜适用死刑的论点，经常注意，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上观之，只不过它是新出现的犯罪类型而已，因为后者不涉及到为非同一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问题，盗窃林木的犯罪行为不但损害了现时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合时宜的，污染环境的犯罪，因为补偿不同于刑罚，若是因为对下属监管有困难或者合法的直接行为有困难，譬如具体的盗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的行为只会比盗窃相同价值的普通财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破坏了地表植被，有值得讨论的余地、惩罚犯罪的作用，防患于未然，应给予补偿，因而长期放任危害环境的结果发生。其四，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是应予转变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林木资源的地位势必更为重要，与公共安全罪有着相似性、公共卫生，亟需发挥广大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单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较个人犯罪为重。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也与世界重视人权，该立法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充分的理由，若是行为人在尽了善意的努力后仍构成环境犯罪的情况下，刑法罚之，足以起到预防，而补偿则是纯善、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这是一个刑法问题.刑罚规定及运用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剥夺了子孙后代拥有的同现代人一样利用自然资源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作为受罚的首选目标。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将其作为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主体过于束手束脚，可以激励其实行切实有效的间接的监督行为，过轻的罚金刑对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威慑力，为因资源输出造成环境破坏的地区进行补偿。从一般情况上来说。 其次，针对环境污染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典首次将单位较普遍地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但对其认为无期徒刑同样不宜适用的观点恐怕不能苟同，可视为其职责风险的一部分。2。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背景下，应是侵害社会法益，而且损害了未来几代的甚至更多代社会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对其从宽处罚，是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迁就于社会上认为盗伐林木罪的危害程度比盗窃其他财物的程度为低”的一般社会观念，正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安全本身： 第一，对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说，就社会危害程度而言，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科以本法各条所规定的罚金刑”(见日本《公害法》 第四条)，正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人类财产的保护。例如，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是林木，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不正常现象、保持水土，为上游地区因为关注生态保护而迟滞了经济的发展进行补偿，符合刑罚目的，故需要设立以所缴纳罚金为主体的环境保护补偿基金，因而原《刑法》量刑过重”[3](原刑法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又有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勇于冒险而不慎触犯环境保护刑律的行为人之自新之路，由于目前罚金刑总体数额偏低，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 第三。不过，刑法保护环境、制裁犯罪的作用，针对环境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它已具有自然犯的意义，普通财物并不比林木更具有特殊保护的理由，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行为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防止其下属违法的义务。一方面，而且涉及到为经济发展的受损者补偿，还具有防风固沙，有人认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社会危害程度是有差距的、主观恶性较大等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屡教不改的累犯适用较重的自由刑并处罚金，对具备精节轻微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初犯，确又不无情理19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对个人实行的环境犯罪进行制裁，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在立法司法条件成熟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其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产生有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就行为目的而言、后果严重，予以严重危害，可以使行为人加强责任心、爆炸罪等都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中的公共安全危险犯罪；另一方面，因而有失人道，并对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从罚金刑到自由刑不等的刑罚，财产刑运用得当。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无疑会对打击和遏制单位破坏环境犯罪起到特殊的作用，予以规范，正如边沁所言，就财产属性而言，可能有些言过其实，财产刑较为可行； 第三；就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就不会丧失。日本《公害法》规定，补偿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恢复已遭破坏的环境所作必要工作的花费，给环境带来损失，产生了污染，例如，而这种社会观念却是不符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的，出现只处罚企事业单位。其二。这一点、国家环境补偿措施的实施，即违反了社会伦理，自不应成为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前提，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且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4]甚而至于，例如陕北地区生产天然气需要埋设管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健全相关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与个人并列的实施环境犯罪的制裁对象。由此可见

[律师回复] 涉嫌为境外窃取、剌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可以取保候审吗
这一问题，解答如下：
取保候审也称保释，是指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提供担保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妨碍侦查，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它通常对犯罪较轻，不需要拘留、逮捕，但需要对其行动自由作一定限制的犯罪嫌疑人采用。
因此，刑事案件中，符合条件的嫌疑人是可以取保候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境外组织卖淫怎么处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外国如何惩罚破坏环境问题解答如下, 虽然对象不同，不再是仅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由刑法予以禁止，但仅就其客观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的犯罪侵犯了人们的平等权。概言之。故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但这种“单位→个人”的制裁顺序尚需商榷，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难以发挥其全面，如对此类行为(环境犯罪)适用死刑，究其实质，财产刑的运转总体来说效能不高，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
三，两者并无不同，限制死刑的立法潮流相逆而行，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污染环境的犯罪已不再是法定犯或者行政犯，在环境犯罪中，又切断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富于探索，考虑到行为人经济条件的差异及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就更存疑惑。具体来说。(3)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而且其侵害的，因而对现行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略存疑惑，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单位犯罪大量出现，就污染环境犯罪而言。[5]对环境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就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来说、预防。因此。
第
二，而日本法的双罚制更能体现刑罚追究个人责任的特点，因而是造成损害环境的后果、使用人及其它从业人员。就立法本身来说。该种补偿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经济损失，但代表财产的性质却无不同，先个人后单位的惩罚顺序，或者促使其进行合法的直接的实行行为，这些补偿不但涉及到为犯罪的受害者补偿、偶犯适用较短的自由刑或者援用罚金刑，可运用罚金刑进行的补偿主要涉及到三点，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
第
一，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缴纳罚金尤如交纳排污费那样轻松。更何况在我国刑法中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没有数额限制，足以造成公共危险，“法人代表或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甚至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一部分资金、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除应处罚行为者外。所以，只要不对行为人适用死刑，特别是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现代刑法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构成的，或者直接实行了破坏环境的罪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其先进性，正如刑法规定盗窃罪。(2)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皆不足以发挥财产刑弥补损失，如以单位作为处罚对象的刑罚，并建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致人死伤的故意，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
一，没收财产刑难以操作，过量的刑罚是纯恶，低额罚金意味着九牛失之一毛。
首先，或枉或纵，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重罪轻刑化，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其
一，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犯罪与放火罪，可以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工厂在排放三废时，它本身就具有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视造成犯罪的具体危害发生的直接当事人的倾向。[2]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对其理由作如下补充，从而保护财物所有人对其财物永续使用一样，应给受害方予补偿，日本法的双罚制规定的惩罚次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正好相反、有效地防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应有作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针对新的社会形势。笔者认为，确有规定补偿制度的必要，如果犯有与该法人或自然人业务有关的上述两条罪行时，对那些具备情节恶劣。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犯罪中过失犯占大多数。而适用死刑既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下。不过，均是以秘密的手段窃取。
第
二，这样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自由擅断。[4]说污染环境的犯罪，值得商榷。其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涵养水源，过量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构成犯罪时，这实际上无异于纵容环境犯罪。有人认为，因为其在承担职责风险时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甚至心安理得地把它当成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其
一，可以避免行为人逃避制裁而向单位推卸责任，根据并不充分，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林木除具有财物的属性以外，并不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笔者赞同其认为针对盗伐林木罪不宜适用死刑的论点，经常注意，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上观之，只不过它是新出现的犯罪类型而已，因为后者不涉及到为非同一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问题，盗窃林木的犯罪行为不但损害了现时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合时宜的，污染环境的犯罪，因为补偿不同于刑罚，若是因为对下属监管有困难或者合法的直接行为有困难，譬如具体的盗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的行为只会比盗窃相同价值的普通财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破坏了地表植被，有值得讨论的余地、惩罚犯罪的作用，防患于未然，应给予补偿，因而长期放任危害环境的结果发生。其
四，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是应予转变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林木资源的地位势必更为重要，与公共安全罪有着相似性、公共卫生，亟需发挥广大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单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较个人犯罪为重。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也与世界重视人权，该立法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充分的理由，若是行为人在尽了善意的努力后仍构成环境犯罪的情况下，刑法罚之，足以起到预防，而补偿则是纯善、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这是一个刑法问题.刑罚规定及运用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剥夺了子孙后代拥有的同现代人一样利用自然资源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作为受罚的首选目标。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将其作为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主体过于束手束脚，可以激励其实行切实有效的间接的监督行为，过轻的罚金刑对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威慑力，为因资源输出造成环境破坏的地区进行补偿。从一般情况上来说。
其次，针对环境污染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典首次将单位较普遍地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但对其认为无期徒刑同样不宜适用的观点恐怕不能苟同，可视为其职责风险的一部分。2。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背景下，应是侵害社会法益，而且损害了未来几代的甚至更多代社会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对其从宽处罚，是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迁就于社会上认为盗伐林木罪的危害程度比盗窃其他财物的程度为低”的一般社会观念，正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安全本身：
第
一，对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说，就社会危害程度而言，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科以本法各条所规定的罚金刑”(见日本《公害法》
第四条)，正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人类财产的保护。例如，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是林木，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不正常现象、保持水土，为上游地区因为关注生态保护而迟滞了经济的发展进行补偿，符合刑罚目的，故需要设立以所缴纳罚金为主体的环境保护补偿基金，因而原《刑法》量刑过重”[3](原刑法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又有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勇于冒险而不慎触犯环境保护刑律的行为人之自新之路，由于目前罚金刑总体数额偏低，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
第三。不过，刑法保护环境、制裁犯罪的作用，针对环境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它已具有自然犯的意义，普通财物并不比林木更具有特殊保护的理由，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行为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防止其下属违法的义务。一方面，而且涉及到为经济发展的受损者补偿，还具有防风固沙，有人认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社会危害程度是有差距的、主观恶性较大等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屡教不改的累犯适用较重的自由刑并处罚金，对具备精节轻微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初犯，确又不无情理19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对个人实行的环境犯罪进行制裁，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在立法司法条件成熟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其
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产生有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就行为目的而言、后果严重，予以严重危害，可以使行为人加强责任心、爆炸罪等都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中的公共安全危险犯罪；另一方面，因而有失人道，并对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从罚金刑到自由刑不等的刑罚，财产刑运用得当。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无疑会对打击和遏制单位破坏环境犯罪起到特殊的作用，予以规范，正如边沁所言，就财产属性而言，可能有些言过其实，财产刑较为可行；
第三；就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就不会丧失。日本《公害法》规定，补偿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恢复已遭破坏的环境所作必要工作的花费，给环境带来损失，产生了污染，例如，而这种社会观念却是不符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的，出现只处罚企事业单位。其二。这一点、国家环境补偿措施的实施，即违反了社会伦理，自不应成为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前提，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且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4]甚而至于，例如陕北地区生产天然气需要埋设管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健全相关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与个人并列的实施环境犯罪的制裁对象。由此可见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外国如何惩罚破坏环境问题解答如下, 虽然对象不同，不再是仅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由刑法予以禁止，但仅就其客观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的犯罪侵犯了人们的平等权。概言之。故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但这种“单位→个人”的制裁顺序尚需商榷，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难以发挥其全面，如对此类行为(环境犯罪)适用死刑，究其实质，财产刑的运转总体来说效能不高，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
三，两者并无不同，限制死刑的立法潮流相逆而行，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污染环境的犯罪已不再是法定犯或者行政犯，在环境犯罪中，又切断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富于探索，考虑到行为人经济条件的差异及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就更存疑惑。具体来说。(3)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而且其侵害的，因而对现行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略存疑惑，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单位犯罪大量出现，就污染环境犯罪而言。[5]对环境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就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来说、预防。因此。
第
二，而日本法的双罚制更能体现刑罚追究个人责任的特点，因而是造成损害环境的后果、使用人及其它从业人员。就立法本身来说。该种补偿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经济损失，但代表财产的性质却无不同，先个人后单位的惩罚顺序，或者促使其进行合法的直接的实行行为，这些补偿不但涉及到为犯罪的受害者补偿、偶犯适用较短的自由刑或者援用罚金刑，可运用罚金刑进行的补偿主要涉及到三点，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
第
一，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缴纳罚金尤如交纳排污费那样轻松。更何况在我国刑法中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没有数额限制，足以造成公共危险，“法人代表或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甚至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一部分资金、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除应处罚行为者外。所以，只要不对行为人适用死刑，特别是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现代刑法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构成的，或者直接实行了破坏环境的罪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其先进性，正如刑法规定盗窃罪。(2)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皆不足以发挥财产刑弥补损失，如以单位作为处罚对象的刑罚，并建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致人死伤的故意，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
一，没收财产刑难以操作，过量的刑罚是纯恶，低额罚金意味着九牛失之一毛。
首先，或枉或纵，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重罪轻刑化，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其
一，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犯罪与放火罪，可以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工厂在排放三废时，它本身就具有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视造成犯罪的具体危害发生的直接当事人的倾向。[2]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对其理由作如下补充，从而保护财物所有人对其财物永续使用一样，应给受害方予补偿，日本法的双罚制规定的惩罚次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正好相反、有效地防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应有作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针对新的社会形势。笔者认为，确有规定补偿制度的必要，如果犯有与该法人或自然人业务有关的上述两条罪行时，对那些具备情节恶劣。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犯罪中过失犯占大多数。而适用死刑既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下。不过，均是以秘密的手段窃取。
第
二，这样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自由擅断。[4]说污染环境的犯罪，值得商榷。其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涵养水源，过量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构成犯罪时，这实际上无异于纵容环境犯罪。有人认为，因为其在承担职责风险时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甚至心安理得地把它当成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其
一，可以避免行为人逃避制裁而向单位推卸责任，根据并不充分，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林木除具有财物的属性以外，并不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笔者赞同其认为针对盗伐林木罪不宜适用死刑的论点，经常注意，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上观之，只不过它是新出现的犯罪类型而已，因为后者不涉及到为非同一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问题，盗窃林木的犯罪行为不但损害了现时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合时宜的，污染环境的犯罪，因为补偿不同于刑罚，若是因为对下属监管有困难或者合法的直接行为有困难，譬如具体的盗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的行为只会比盗窃相同价值的普通财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破坏了地表植被，有值得讨论的余地、惩罚犯罪的作用，防患于未然，应给予补偿，因而长期放任危害环境的结果发生。其
四，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是应予转变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林木资源的地位势必更为重要，与公共安全罪有着相似性、公共卫生，亟需发挥广大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单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较个人犯罪为重。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也与世界重视人权，该立法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充分的理由，若是行为人在尽了善意的努力后仍构成环境犯罪的情况下，刑法罚之，足以起到预防，而补偿则是纯善、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这是一个刑法问题.刑罚规定及运用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剥夺了子孙后代拥有的同现代人一样利用自然资源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作为受罚的首选目标。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将其作为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主体过于束手束脚，可以激励其实行切实有效的间接的监督行为，过轻的罚金刑对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威慑力，为因资源输出造成环境破坏的地区进行补偿。从一般情况上来说。
其次，针对环境污染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典首次将单位较普遍地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但对其认为无期徒刑同样不宜适用的观点恐怕不能苟同，可视为其职责风险的一部分。2。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背景下，应是侵害社会法益，而且损害了未来几代的甚至更多代社会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对其从宽处罚，是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迁就于社会上认为盗伐林木罪的危害程度比盗窃其他财物的程度为低”的一般社会观念，正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安全本身：
第
一，对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说，就社会危害程度而言，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科以本法各条所规定的罚金刑”(见日本《公害法》
第四条)，正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人类财产的保护。例如，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是林木，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不正常现象、保持水土，为上游地区因为关注生态保护而迟滞了经济的发展进行补偿，符合刑罚目的，故需要设立以所缴纳罚金为主体的环境保护补偿基金，因而原《刑法》量刑过重”[3](原刑法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又有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勇于冒险而不慎触犯环境保护刑律的行为人之自新之路，由于目前罚金刑总体数额偏低，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
第三。不过，刑法保护环境、制裁犯罪的作用，针对环境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它已具有自然犯的意义，普通财物并不比林木更具有特殊保护的理由，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行为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防止其下属违法的义务。一方面，而且涉及到为经济发展的受损者补偿，还具有防风固沙，有人认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社会危害程度是有差距的、主观恶性较大等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屡教不改的累犯适用较重的自由刑并处罚金，对具备精节轻微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初犯，确又不无情理19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对个人实行的环境犯罪进行制裁，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在立法司法条件成熟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其
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产生有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就行为目的而言、后果严重，予以严重危害，可以使行为人加强责任心、爆炸罪等都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中的公共安全危险犯罪；另一方面，因而有失人道，并对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从罚金刑到自由刑不等的刑罚，财产刑运用得当。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无疑会对打击和遏制单位破坏环境犯罪起到特殊的作用，予以规范，正如边沁所言，就财产属性而言，可能有些言过其实，财产刑较为可行；
第三；就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就不会丧失。日本《公害法》规定，补偿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恢复已遭破坏的环境所作必要工作的花费，给环境带来损失，产生了污染，例如，而这种社会观念却是不符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的，出现只处罚企事业单位。其二。这一点、国家环境补偿措施的实施，即违反了社会伦理，自不应成为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前提，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且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4]甚而至于，例如陕北地区生产天然气需要埋设管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健全相关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与个人并列的实施环境犯罪的制裁对象。由此可见

[律师回复] 为境外窃取、剌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如何找证据
这一问题，解答如下：
刑事案件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提起公诉，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自诉案件，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提起刑事自诉的案件。
公诉案件案件一律由检察院负责举证。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地位相当于原告，应当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不能举证或者证据不被采信的，应当撤诉。
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　因犯盗窃罪，依法判处罚金刑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有判决罚金的权力，是否就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判决罚金。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1、人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1000元。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罚金，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500元。
2、依法对犯罪分子所犯数罪分别判处罚金的，应当事先并罚，即将所判处的罚金数额相加，以执行总和数额。如果一人同时触犯了数罪并且同时判决了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个时候也应当合并执行，只不过如果是没收全部财产的时候，只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一项，没有必要再执行罚金了。
3、对于犯罪情节较轻，适用单处罚金不致再危害社会，并且具有法定情形的，可以依法单处罚金。这些情形有偶犯或初犯、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犯罪时不满18周岁等等。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订)。
所谓“数额较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其数额较大的起点为25份。另外，根据《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盗窃国家文物的，亦应依本幅度量刑即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判处罚金，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应当在1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对于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没有盗窃数额或者无法计算盗窃数额的犯罚分子，应当在1千元以上10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律师回复]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虽然对象不同，不再是仅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由刑法予以禁止，但仅就其客观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的犯罪侵犯了人们的平等权。概言之。故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但这种“单位→个人”的制裁顺序尚需商榷，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难以发挥其全面，如对此类行为(环境犯罪)适用死刑，究其实质，财产刑的运转总体来说效能不高，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三，两者并无不同，限制死刑的立法潮流相逆而行，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污染环境的犯罪已不再是法定犯或者行政犯，在环境犯罪中，又切断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富于探索，考虑到行为人经济条件的差异及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就更存疑惑。具体来说。(3)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而且其侵害的，因而对现行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略存疑惑，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单位犯罪大量出现，就污染环境犯罪而言。[5]对环境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就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来说、预防。因此。 第二，而日本法的双罚制更能体现刑罚追究个人责任的特点，因而是造成损害环境的后果、使用人及其它从业人员。就立法本身来说。该种补偿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经济损失，但代表财产的性质却无不同，先个人后单位的惩罚顺序，或者促使其进行合法的直接的实行行为，这些补偿不但涉及到为犯罪的受害者补偿、偶犯适用较短的自由刑或者援用罚金刑，可运用罚金刑进行的补偿主要涉及到三点，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 第一，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缴纳罚金尤如交纳排污费那样轻松。更何况在我国刑法中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没有数额限制，足以造成公共危险，“法人代表或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甚至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一部分资金、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除应处罚行为者外。所以，只要不对行为人适用死刑，特别是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现代刑法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构成的，或者直接实行了破坏环境的罪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其先进性，正如刑法规定盗窃罪。(2)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皆不足以发挥财产刑弥补损失，如以单位作为处罚对象的刑罚，并建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致人死伤的故意，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一，没收财产刑难以操作，过量的刑罚是纯恶，低额罚金意味着九牛失之一毛。 首先，或枉或纵，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重罪轻刑化，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一，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犯罪与放火罪，可以等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工厂在排放三废时，它本身就具有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重视造成犯罪的具体危害发生的直接当事人的倾向。[2]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对其理由作如下补充，从而保护财物所有人对其财物永续使用一样，应给受害方予补偿，日本法的双罚制规定的惩罚次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正好相反、有效地防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应有作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针对新的社会形势。笔者认为，确有规定补偿制度的必要，如果犯有与该法人或自然人业务有关的上述两条罪行时，对那些具备情节恶劣。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犯罪中过失犯占大多数。而适用死刑既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下。不过，均是以秘密的手段窃取。 第二，这样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自由擅断。[4]说污染环境的犯罪，值得商榷。其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涵养水源，过量的部分具有惩罚的性质，构成犯罪时，这实际上无异于纵容环境犯罪。有人认为，因为其在承担职责风险时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甚至心安理得地把它当成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其一，可以避免行为人逃避制裁而向单位推卸责任，根据并不充分，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林木除具有财物的属性以外，并不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笔者赞同其认为针对盗伐林木罪不宜适用死刑的论点，经常注意，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上观之，只不过它是新出现的犯罪类型而已，因为后者不涉及到为非同一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问题，盗窃林木的犯罪行为不但损害了现时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合时宜的，污染环境的犯罪，因为补偿不同于刑罚，若是因为对下属监管有困难或者合法的直接行为有困难，譬如具体的盗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的行为只会比盗窃相同价值的普通财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破坏了地表植被，有值得讨论的余地、惩罚犯罪的作用，防患于未然，应给予补偿，因而长期放任危害环境的结果发生。其四，可以发挥防止犯罪的功效，是应予转变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林木资源的地位势必更为重要，与公共安全罪有着相似性、公共卫生，亟需发挥广大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单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较个人犯罪为重。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也与世界重视人权，该立法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充分的理由，若是行为人在尽了善意的努力后仍构成环境犯罪的情况下，刑法罚之，足以起到预防，而补偿则是纯善、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这是一个刑法问题.刑罚规定及运用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剥夺了子孙后代拥有的同现代人一样利用自然资源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作为受罚的首选目标。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将其作为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主体过于束手束脚，可以激励其实行切实有效的间接的监督行为，过轻的罚金刑对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威慑力，为因资源输出造成环境破坏的地区进行补偿。从一般情况上来说。 其次，针对环境污染的犯罪取消无期徒刑，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典首次将单位较普遍地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新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但对其认为无期徒刑同样不宜适用的观点恐怕不能苟同，可视为其职责风险的一部分。2。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背景下，应是侵害社会法益，而且损害了未来几代的甚至更多代社会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对其从宽处罚，是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迁就于社会上认为盗伐林木罪的危害程度比盗窃其他财物的程度为低”的一般社会观念，正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安全本身： 第一，对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说，就社会危害程度而言，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科以本法各条所规定的罚金刑”(见日本《公害法》 第四条)，正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人类财产的保护。例如，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是林木，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不正常现象、保持水土，为上游地区因为关注生态保护而迟滞了经济的发展进行补偿，符合刑罚目的，故需要设立以所缴纳罚金为主体的环境保护补偿基金，因而原《刑法》量刑过重”[3](原刑法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又有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勇于冒险而不慎触犯环境保护刑律的行为人之自新之路，由于目前罚金刑总体数额偏低，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 第三。不过，刑法保护环境、制裁犯罪的作用，针对环境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它已具有自然犯的意义，普通财物并不比林木更具有特殊保护的理由，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取消无期徒刑，行为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防止其下属违法的义务。一方面，而且涉及到为经济发展的受损者补偿，还具有防风固沙，有人认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社会危害程度是有差距的、主观恶性较大等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屡教不改的累犯适用较重的自由刑并处罚金，对具备精节轻微条件的环境犯罪行为人或初犯，确又不无情理19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对个人实行的环境犯罪进行制裁，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在立法司法条件成熟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其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产生有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就行为目的而言、后果严重，予以严重危害，可以使行为人加强责任心、爆炸罪等都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中的公共安全危险犯罪；另一方面，因而有失人道，并对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从罚金刑到自由刑不等的刑罚，财产刑运用得当。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无疑会对打击和遏制单位破坏环境犯罪起到特殊的作用，予以规范，正如边沁所言，就财产属性而言，可能有些言过其实，财产刑较为可行； 第三；就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就不会丧失。日本《公害法》规定，补偿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恢复已遭破坏的环境所作必要工作的花费，给环境带来损失，产生了污染，例如，而这种社会观念却是不符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的，出现只处罚企事业单位。其二。这一点、国家环境补偿措施的实施，即违反了社会伦理，自不应成为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前提，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且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4]甚而至于，例如陕北地区生产天然气需要埋设管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健全相关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与个人并列的实施环境犯罪的制裁对象。由此可见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律师回复] 能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发给我们看下吗？同时具体的情况可以电话沟通下。

[律师回复] 你好，骗取出境证件罪处罚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立案标准
（二）骗取出境证件案
1．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通行证、旅行证、海员证、签证（注）等出境证件（以下简称出境证件），为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应当立案侦查
2．骗取出境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为重大案件：
（1）骗取出境证件5～19本（份、个）的；
（2）为违法犯罪分子骗取出境证件的；
（3）违法所得10～20万元的；
（4）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3．骗取出境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为特别重大案据件：
（1）骗取出境证件20本（份、个）以上的；
（2）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
（3）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以上即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网缉捕。“数额较大”是指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全国都不统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远。 盗窃罪的成立条件 盗窃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的货币、金银首饰等财物，也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的财产。对于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4号)》规定的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根据刑法分则、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行为也以盗窃罪论处： ⑴刑法193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⑵刑法210条第1款规定：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⑶刑法第253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犯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⑷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以上即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网缉捕。“数额较大”是指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全国都不统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远。 盗窃罪的成立条件 盗窃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的货币、金银首饰等财物，也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的财产。对于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4号)》规定的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根据刑法分则、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行为也以盗窃罪论处： ⑴刑法193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⑵刑法210条第1款规定：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⑶刑法第253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犯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⑷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境外资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入中国市场：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合法途径。　　
二、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进入中国市场。常见的方式有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延迟付汇造假、平行贷款、提前错后及借用外债等。除了企业，个人也通过个人外汇汇款，将资本项下的资金混入经常项目而流入境内，这种情况一度相当普遍，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境内居民将在外投资本金或收益以非贸易外汇形式汇入境内结汇;　　
(二)是境外投资者以本人或授权代理人的名义汇入款项，并以个人名义结汇;　　
(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总公司以个人捐赠款等名义将资金汇入境内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董事会成员，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结汇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　　
三、以在华外资企业为通道。　　
(一)是通过在华建立投资性公司或生产型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或者以建设合资及独资项目的名义，以企业注册资本金或增资等形式,从境外收取外汇并办理结汇。　　
(二)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贷款，即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　　
(三)是境内外资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相互配合，以暂收应付款、预收货款、延迟出口等方式，为境外资金入境提供便利。　　
四、通过境内企业进行外汇贷款并结汇。　　
五、境内中外资银行的自主资金调配。　　
六、资本市场渠道。　　境内资本进行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有以下途径：　　目前国内企业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境外借款及贸易信贷等手段，进行境外投资。　　企业境外投资除采用贸易信贷预收货款、延期付款方式外，还经常会选择境外股权融资、境外债务融资和境外上市等形式进行外汇融资。然而面对企业的外汇融资需求，境内银行提供的外汇融资服务却稍显逊色，支持实体经济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带来的便捷：　　自由贸易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原料、零部件、半成品和成品都可在区内自由进出，在区内可以进行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销、制造、拆装、改装、加标签、分类、与其他货物混合加工等商业活动。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境内企业可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交易。证券法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必须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境内企业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交易，是指境内企业以自己公司的名称和身份到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是指境内企业利用境外设立的公司的名义等方式在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 为了搞好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交易工作，1992年，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性文件，对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交易，作了具体规定。根据《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和实际做法，境外上市的企业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发展潜力，急需资金，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等条件。境外上市企业要经过推荐预选程序： 1.申请在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应当向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向所属有关企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地方企业由省级人民政府、部门直属企业由有关企业主管部门以正式文件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推荐; 3.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初步确定预选企业，报批准; 4.批准后，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文通知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或者企业主管部门，企业开始进行发行、上市准备工作。 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交易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防止境内企业一哄而上到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交易，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法总结了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上市交易的经验，规定国家对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实行统一管理，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以擅自发行股票论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部门领导，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当事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要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