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网络诈骗辩护律师如何收费-法律知识大全|律图

替网络诈骗辩护律师如何收费

最新修订 | 202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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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导读当前的社会中，在就业、出行、购物等各种情形时，都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权益被他人侵害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多学习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这样在面对这些法律问题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权了。在本文内容中我们对替网络诈骗辩护律师如何收费进行了解答，希望能解答您的问题。

一、替网络诈骗辩护律师如何收费

替网络诈骗的辩护律师，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

诈骗案请律师全程费用在几千至几万左右，诈骗案件律师费可以在下列幅度内协商收费：

1、侦查阶段：

5千到两万；

2、审查起诉阶段：

6钱到三万左右；

3、审判阶段：

8千到五万左右。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条

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

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

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

计时收费可适用于全部法律事务。

二、我在网上遇到网络诈骗如何办

如果遇到网络诈骗的，是需要向警方报警处理的。警方如果立案侦查的，案件侦破之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

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三、网络诈骗如何网上报案

网上被骗了钱应当及时向当地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报案，或登陆公安部网络安全监察举报网站举报。

网络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拟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遇到替网络诈骗辩护律师如何收费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去处理了。实际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更应该多多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更好的通过法律去解决。本文所提供的法律知识内容仅供参考，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点击下方“立即按钮”咨询专业律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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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以下就是贷款诈骗罪辩护词，希望可以帮助你。审判长合议庭：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高某家属的委托，指派田律师、朱律师担任高某涉嫌贷款诈骗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详细查阅了案卷，并进行了调查取证。通过今天庭审调查质证，综合本案的全部案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高某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高某主观上没有贷款诈骗的故意。　　刑法第193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从该条款看出，贷款诈骗罪主观上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本案被告人高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　　1、被告人高某自身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主观故意。　　高某本人在历次笔录和当庭陈述中从未有过想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供述，且事实上高某也没有非法获得中信深圳分行的贷款。何某也没有给过高某任何好处。　　2、被告人高某也没有帮助被告人何某非法占有贷款的主观故意。　　何某没有其要高某帮助他骗取银行贷款的供述，高某也没有其帮助何某骗取银行贷款的供述。　　起诉书对高某帮助何某诈骗银行贷款的主观状态是一种推断，无证据支持。　　3、根据本案证据，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基础，在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和被告人高某在主观方面的想法是不同的：　　何某在向中信深圳分行申请办理保兑仓业务过程中，在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造假行为与中信深圳分行签约，取得了中信深圳分行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其后何某又冒用长城公司名义领取承兑汇票，并通过造假进行背书后将汇票贴现，造成中信深圳分行贷款损失。从这个过程中看，何某造假骗取银行贷款的意图非常明显。　　反观高某，之所以介入此事，其主观上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一方面他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要扩大公司销售规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公司的经销商摩登公司更多地经销长城葡萄酒。因此，高某个人对摩登公司向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是支持的。但是，高某支持何某向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并不等于高某支持何某造假，事实上，高某对何某的造假行为事前事后都不知情，高某主观上仅仅是出于工作职责和业务需要的考虑而已。　　根据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认定共同犯罪，要求犯罪参与人在主观故意上是一致的，即在积极追求一个共同的犯罪目的前提下，分别实施各自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才构成共同犯罪。　　本案中，二被告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何某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而高某主观上则是从正常工作角度出发，二被告人主观想法明显不同，没有共同的故意，不是共同犯罪。因此，应根据二被告人各自的主观故意和各自的行为，适用相应的法律，分别认定两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　　二、被告人高某客观上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没有实施帮助何某贷款诈骗的行为。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某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了深圳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并在未获得该公司法人代表授权的情况下，在《保兑仓合作协议书》、《核保书》、《法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制造长城公司同意为深圳市摩登实业有限公司担保的假象。”　　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不能成立。　　1、高某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银行工作人员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行为。　　对高某行为的认识应以正确理解保兑仓合作协议的特点为前提。　　保兑仓业务是银行针对生产商、经销商之间的买卖关系推出的一种金融产品，是生产商、经销商和银行三方的合作协议。在此业务中，银行可以获得资金流，生产商可以提前收回资金，经销商可以享受用少量资金大量进货的优惠。具体做法是，由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专项用于经销生产商的商品。银行根据经销商交付的少量保证金，向经销商发放贷款(承兑汇票)，将承兑汇票直接交给生产商。生产商对经销商的贷款向银行提供商品回购担保，即如果经销商卖不出承兑汇票下的商品，生产商将商品买回，将承兑汇票中的差额货款退给银行。　　根据案卷中《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4点以及第六条第3点，我们看到本案保兑仓业务的特点是：长城公司并不是直接替摩登公司承担银行贷款还款的担保责任，长城公司仅仅是对货物回购担保。所谓货物回购担保，其责任仅限于在已经提前收到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对自己仓库里未卖出的货物向银行承担相应货款的退款责任而已。因此，虽然在保兑仓协议中长城公司有一定担保的义务，但仅仅是货物回购担保，不是贷款担保行为。保兑仓协议本质上是一个三方之间相互制约的营销协议。　　既然保兑仓业务是营销行为，而高某是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因此，保兑仓业务属于高某主管的业务范围，是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摩登公司向深圳中信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按照协议，该保兑仓业务申请到的贷款额度必须专项用于摩登公司经销长城公司的葡萄酒。按照银行的签约程序，银行工作人员需要到生产商长城公司实地考察生产商的能力。在此情况下，何某打电话要高某接待。在高某看来，该业务能扩大长城公司的销售规模，对长城公司有利，故高某同意接待。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出，高某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接待经销商带来的银行放贷人员到长城公司考察，完全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其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银行放贷人员，与银行放贷人员洽谈有关业务也没有任何问题。　　2、高某在三份保兑仓文书样本上签字，只代表个人职权范围内的合作意向，该签字行为不需要法人代表授权。　　高某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对于业务范围内的合作关系，可以依职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银行人员解释保兑仓业务特点后，高某了解到该业务对长城公司有利且没有风险，故高某从个人角度同意三方合作开展保兑仓业务。高某在银行提供的保兑仓协议、核保书、授权委托书样本上签字并无不当，因为，高某是在空白的样本上签字，并非正式签约。高某签字仅仅是表达合作意向，表明高某作为长城公司分管销售的领导的意见，高某签字后告诉了银行人员要等星期一长城公司法人代表确认后才能办理正式手续。因此，在长城公司法人代表确认签字、盖章之前该“协议”无效，这一点不论高某、何某还是银行人员都是清楚的。既然高某的签字并不是真正的签约行为，故高某签字也不需要事先获得公司法人代表的授权。　　3、高某的签字行为并未造成长城公司同意为摩登公司担保的假象。　　高某签字后，银行工作人员提出保兑仓协议必须由法人代表面签并加盖公司公章，如高某代为签约必须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在此情况下，高某并未欺骗银行人员说自己有法人授权，也未跟银行人员说法人代表已经同意该业务，而是告诉银行人员需要等周一(当天是周六)跟法人代表请示，并且，也未在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　　辩护人认为，高某的上述行为完全是正当的。公司中的决策操作无非两种模式，一种做法是自上而下，即先由法人代表拍板，再传达给下面人员具体执行操作;另一种做法是自下而上，即主管人员先拿出意见，层层报批，最后由法人代表决定。本案中，高某的做法是自下而上，由主管人员接待，洽谈后同意并签署意向，最后由领导拍板和签字、盖章。关键是，高某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冒充法人代表行事，也没有越权签约，完全是正当的经营行为和管理行为。　　因此，银行人员明知作为副总经理的高某没有法人代表授权，其签字不代表长城公司而不能导致协议生效，那么高某签字的行为就不可能造成长城公司已经同意为摩登公司担保的假象，事实上银行工作人员也从未产生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　　(二)起诉书指控：“期间，被告人高某在长城公司对该保兑仓业务实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深圳中信银行寄来的第一份《提货确认通知单》上签字，帮助被告人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的信任。”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关于高某帮助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的信任的指控不能成立。　　1、被告人将《提货确认通知单》混同于一般汇票业务签字，签署该提货通知单是一种误解。　　被告人当庭解释，因为通常经销商从银行取得汇票，银行都会要生产商确认，被告人高某每年经手这样的票据发货签字金额高达几个亿之多，而且摩登公司本来就是长城公司的经销商，所以高某在签这张提货单时没有特别留意，不知道是摩登公司和中信银行的保兑仓业务提货单，故高某签字是一种疏忽和误解，谈不上帮助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信任的问题。被告人对这种疏忽和误解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2、即使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货确认通知单》是保兑仓业务而签字，也不能认定高某故意欺骗银行。　　退一步来讲，即使我们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货确认通知单》是保兑仓业务，辩护人认为，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认定高某签字的行为是故意欺骗银行。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该《提货确认通知单》对应的汇票已经送到长城公司，高某在《提货确认通知单》上签字只是对提货真实性负责，而事实是高某签字后长城公司确实发了货，履行了提货单的义务，不存在欺骗银行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审查保兑仓合同真实性的责任和义务显然应该在作为放贷单位的中信银行。既然中信银行已经发出提货通知，说明保兑仓合同已经签署并生效。因为高某没有与曲吉沟通过此事，而何某与曲吉本人又很熟悉，高某有理由认为：既然合同生效，而且银行的签约程序又非常严格，反过来说明何某事后是取得了长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同意的。高某作为副总，没有权力和责任去跟法人代表核实。况且，卷宗中曲吉的笔录也证实，曲吉与高某之间确实没有沟通过此事，因此，高某有理由误以为何某后来取得了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吉的认可而正式签了约。　　3、无论高某于何种情况下在《提货确认通知单》签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签字的行为不会造成银行损失的风险，更不存在欺骗银行的问题。　　高某签字时长城公司已经收到了中信银行开出的承兑汇票，对于高某来讲，何某怎么取得银行的汇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知道，汇票在长城公司，不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失。因为如果何某到期还不上钱，长城公司将余额补上，则银行不会产生损失;而长城公司补上余额并不会导致长城公司损失，因为余额对应的货物本身还在长城公司仓库里。因此，高某是在银行零风险的情况下签字，其签字行为在主观上不可能有帮助何某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事实上该张汇票客观上也没有造成银行损失。　　三、高某的行为与何某同银行签约之间、与银行贷款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行为不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1、高某的行为不是何某与银行签约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的造假行为。　　高某接待深圳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并在《保兑仓合作协议书》、《核保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样本上签字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签约行为，也未产生何某与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的结果。三方其实都明白，没有长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签字盖章，高某签署的样本不过是几张废纸。高某的行为并未造成长城公司同意签约的假象，也未使银行工作人员产生错误的判断。洽谈之后，何某和银行怎么运作的，高某没有参与，也不知情。　　按照银行的规则，签订保兑仓协议应当要求长城公司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应当由法人代表曲吉当面签署核保书，如果法人代表曲吉授权他人代签除要提供授权委托书之外，还应当提供由曲吉亲笔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等等。而银行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致使何某有机可乘，通过造假达到与银行签署虚假的保兑仓协议的目的。　　从这里我们看出，何某签约成功的原因是其造假行为，高某只是被利用的一个环节，顶多算一个条件，不是原因。辩护人注意到，银行工作人员的失职也是被何某利用的一个条件，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不是共犯?可见控方对高某是何某共犯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　　2、签订和履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不是银行造成损失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骗取承兑汇票的造假行为。　　辩护人在此特别提请法庭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对保兑仓业务操作模式的误解，公诉机关对高某的犯罪指控，出现了行为和结果之间因果关系错位的问题，而这种错位的认识形成了认定犯罪性质的错误前提。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辩护人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保兑仓业务的流程。结合案卷中《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保兑仓业务中“三方合作”具体操作流程是：　　摩登公司先向中信银行交付一定比例(不低于30%)保证金(比如30万)，则中信银行开具收票人为长城公司的、票面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直接交付给长城公司，其意义为：摩登公司支付30万再贷款70万买了长城公司100万的货。　　长城公司收到这100万元承兑汇票后，是否向摩登公司发货以及发多少货，由中信银行通知。中信银行只会在摩登公司已经交付的30万保证金范围内向长城公司发提货通知。待摩登公司将该30万的货卖出回款后，将货款(比如35万)交给银行，银行再向长城公司发出35万的提货通知。如此循环，直至摩登公司交给银行的款总共达到100万，该笔承兑汇票业务终结。　　如果摩登公司最终不能卖出100万的货(比如总共只回款80万，则摩登公司交给银行的款尚差20万)，则由长城公司将该部分款项对应的20万货物“回购”，将20万货款退回给银行。从而该笔保兑仓汇票业务终结。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的是，银行虽然授予摩登公司2000万贷款额度，但银行是把承兑汇票直接交付给长城公司而不是交给摩登公司，承兑汇票金额中超出保证金的部分即为银行对摩登公司的放贷。因此，如果按照保兑仓业务的流程操作，何某虽然获得授信额度但根本不能占有授信额度下实际发生的贷款。相反，摩登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先付款再拿货，即摩登公司每交一笔保证金，中信银行通知长城公司发一笔货。　　因此，根据保兑仓业务特点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条文的约定，本案中三方开展该业务不可能形成何某贷款诈骗的结果。也就是说，骗取贷款的事实不可能发生在签订保兑仓协议的过程中。本案中何某的犯罪手段正是发生在汇票贴现过程中，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在签订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的环节。签约环节是个正常的、正当的行为。简言之，签订保兑仓协议的行为本身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构成贷款诈骗的客观要件。　　因此，由于何某与长城公司、中信银行三方签署的保兑仓合作协议客观上不可能使银行产生损失，则签约行为与本案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无论高某对何某与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是否有帮助，高某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　　事实上，正因为按照保兑仓业务操作流程无法拿到承兑汇票，何某才采取了私刻长城公司公章等造假手段，将银行本应该交给长城公司的承兑汇票拿到何某自己手里，通过造假进行背书然后贴现，挪作他用，造成了银行贷款的损失。这才是银行贷款损失的真正的、唯一的原因。　　而何某实施上述一系列造假行为事前未与高某共谋，实施过程中高某也未参与，事后高某直到案发才知情，这一点在何某的书面证明材料中讲得非常清楚，所有行为与高某无关。控方仅仅以高某接待考察、签署合作意向书样本，签署提货确认通知单这些问题来认定高某与何某存在共同犯罪，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退一步讲，即使高某的行为在客观上为何某后来造假的行为所利用，也不能对高某以共犯论处，因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规定很明确，必须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我国刑法从未规定存在“片面共犯”。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高某的行为与本案被告人何某之间既无骗取贷款的共同故意，也无骗取贷款的共同行为，并且，银行资金损失发生在何某以造假手段冒用长城公司名义取得承兑汇票的环节，与三方签订及履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无论在主观认识上还是在客观行为上，高某的行为都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与何某的行为构成共犯的法定要件。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判决被告人高某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采纳。　　被告人高某的辩护人　　事务所律师　　田XX 朱XX　　2007年2月27日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杨某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参加诉讼，辩护人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涉嫌诈骗罪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从犯罪主观意识上分析，本案证据并不能达到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
1、《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016年12月19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三要点第（五）项指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第四要点第（三）项指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8.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以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为前提，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予以帮助。
3、具体到本案：?卷二第31页，2017年4月28日讯问骆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婆杨某某、叔骆大某、杨某是否知道你开的公司其实是诈骗的？答：这个不知道的。问：那你公司的经营是否知道的？答：他们就知道公司是卖POS机的，怎么样卖不知道的。”?卷二第83页，2017年4月9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公骆某某的这个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答：我只知道他的公司是在卖POS机的，但具体他们是怎么在卖的我也不清楚。”卷二第87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有无问过骆某某这个公司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答：我问过骆某某，骆某某跟我说我们是正常卖POS机的，不是违法犯罪的。”?卷二第118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程某某笔录中记录：“问：杨某某是否知道公司的卖POS机其实是用诈骗的手段在卖的？答：这个我不清楚。她没有跟我们谈起过这个事情。”那么结合庭审，可以进一步明确的是，骆某某并未如实告诉被告人杨某某推销POS机的具体细节，而与被告人杨某某进行对账接触的程某某、汪某也未将其自身猜测的信息告知杨某某，因此自然截断了杨某某了解案件细节的全部途径。各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供述笔录保持一致、前后印证。
4、根据上述一系列能够相互印证的各嫌疑人的笔录供述与当庭陈述，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并不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期公布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中，形成的“基于错误认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论述成熟且精炼：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而应当依据该行为人的犯罪实际情况，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正确定罪处罚。
5、进一步说，庭审中，杨某某已经陈述清楚，其主动管理骆某某公司的根本原因系夫妻关系中对骆某某个人的监管，而不是对公司运作及经营的帮助。且骆某某确实没有向杨某某告知销售POS机的具体营销细节，该节事实能够从相关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当庭陈述相互印证中予以体现。那么也就是说，骆某某本意无论是刻意蒙骗杨某某，还是刻意保护杨某某，这一点绝不是侦查人员曾经于提审中向杨某某预判的“因为你是骆某某老婆，又管理了公司财务，那么你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武断结论。辩护人无意评论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认识，但作为参与庭审的法律人，必然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理念，因此，在本案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前提下，以“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适用于被告人杨某某符合法律规定，也必将得出客观的、正确的法律结论。
6、退一步分析，即使公诉卷宗中存在被告人杨某某明知骆某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要求程某某删除账目以及微信中向骆小某解释公司不合法等等行为，但就该行为的终极原因公诉卷已经给出答案。卷二第86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为什么会认为骆某某的公司是不正当的公司？答：
首先是骆某某经常要在网上购买数据……
其次公司创办了好几个月了，从来就不需要交税……”也就是说，从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认识来说，其主观猜测违法也仅限于对购买数据包是否违法、公司没有正式税收是否违法二方面的考虑。进一步说，即便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对公司违法存在矇眬认识，但对此并不能当然推定其对本案是否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反之，此一节仅仅只能证明其对于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及规避税收存在敬畏心理。
（二）从客观行为上分析，被告人杨某某并未实施诈骗罪构成所必须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相应行为。
1、卷二第108页，2017年4月5日讯问程某某，其于笔录中陈述：“杨某某，她是骆某某的老婆，她在公司里面没有具体的工作。” 再结合庭审中骆某某、汪某的陈述，并印证公司员工工资发放等客观证据，可以明确的是，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利益。
2、骆某某成立公司前后，有关公司的经营项目的确定、营销模式及方法的采用、员工的录用、营销对象的确定等等均与被告人杨某某没有直接关联，且本案指控证据均不能达到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的证明目的。
3、起诉书除了对被告人杨某某“事先预谋”的不实指控外，进一步指控称“被告人杨某某负责上述所有场所的财务账目监督和赃款回笼、保管等”。结合被告人的实际行为，该指控明显进行了“共同犯罪”的前提预设，并进一步夸大了被告人杨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该表述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所强调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前提。本案如果仅仅依靠推测来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那么该“主观臆测”形成的结论必将与刑事证据所要求的“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围绕被告人杨某某的罪与非罪问题，本案证据应当达到被告人杨某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证明目的，而非依靠“主观臆断”与“推测”。
4、刑事诉讼中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目的，不在于对客观犯罪事实的复原或再现，而在于根据已有证据及其规则，对法律事实的推断和认定。这种推断和认定只能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而不等于事实本身，两者之间的差异则是法律允许依据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余地和空间。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即是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也是在惩罚犯罪和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并重的司法理念支配下，法律所应当作出的正确选择。具体到本案，能够运用证据判断规则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明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成立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要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能穷尽一切合理怀疑，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杨某某有罪。
5、从另一角度说，分析被告人杨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受害结果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本案确定被告人杨某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又一标准。进一步说，在被告人杨某某与骆某某缺乏事前共谋的情况下，当被害人的损失已成事实之后，其客观上帮助管理账目行为，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并不能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并不存在先果后因的倒置关系，如此浅显的逻辑并不难于理解。
二、综合全案，起诉书指控的“造成全国范围内共计9000余名被害人实际损失1500余万元”同样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以侦查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为依据进行核算，各业务员的业绩已经精确到具体金额，而对全案业务人员的业绩汇总核算，该金额与起诉书指控存在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2、侦查卷宗第1卷第7
9、80页中，公安机关曾就涉案POS机委托价格鉴定，虽然鉴定机构最终未予受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涉案POS机毕竟属于有价财物，侦查机关委托鉴定的目的也恰好能够与之印证，因此说，即使被害人造成财物损失，也应当有价POS机的价格进行扣减。
3、针对被害人人数的统计辩护人认为同样有失公允。结合涉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及被害人陈述，不能排除应被害人的要求而给予退款的被害人的客观存在；另外，作为非流通商品的POS机，同样存在单纯的需求者，其购买意愿无关乎贷款的宣传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客观进行过，其购买意愿是单纯的，而作为非商品的POS机的价格因为需要结合后期服务费用的高低进行比较，因此本案POS机与同类产品并不具有直观的可比性，因此该批购买人员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被害人，理应予以排除。
三、就量刑而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某对其自身行为性质的理解属于其主观认识，并未影响其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故而杨某某依然具备相应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获益，上述事实能够印证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恶性不强。

2、被告人杨某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交待所知悉的涉案全部事实，且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均供述稳定一致。
3、被告人杨某某在涉嫌本案犯罪前表现良好，没有违法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
4、通过今天庭审不难看出，被告人杨某某能够深刻认识、反省自己的错误，在庭审中也积极配合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悔罪表现。
综上所述，请求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恶性不强、在本案发生过程中只起辅助作用，到案后能够深刻接受本案教训，且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因此，恳请法院在刑罚适用上能够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被告人杨某某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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