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能假释吗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具有社会危险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子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刑事执行的制度。获得假释，除了要表现良好之外，还要满足其他条件，即服过的刑期占原刑期的一半以上。如果是因为、爆炸、抢劫、等暴力罪行被判入狱10年以上的，考虑到其性质恶劣，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因此不能假释。并且，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应该考虑对其假释后对社区的影响，决定是否假释。 我国《刑法》第81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的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是不得假释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服刑人员的假释手续是怎样的假释程序：一、由执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向所在地中级人民提出假释建议书；二、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收到的假释建议书后审查其材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齐备、程序是否合法；三、在审查案件材料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假释。惩罚的目的在于自省。自省的目的在于改过自新。只要服刑人员满足假释的条件，就可享有从宽政策的待遇。服役人员的假释条件条件如下：一、主体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服役人员。对屡教不改和泛暴力性质的罪犯除外。因为其犯罪性质恶劣，不应予以假释，假释的主体具有一定性。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享有被假释的机会。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只有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服役人员，并且表现良好，有悔过之心的重大表现，积极改过，才有可能被假释。二、被假释的前提是积极改过自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释作为一种鼓励犯罪人员积极改造的刑事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罪犯积极改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所以被假释的前提是深刻自省，比较深入透彻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身的改错觉悟以及不再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服刑人员要在服役期间。被假释的条件成立于服役人员在服役期间。换句话说，不是说满足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翻译人员，就可以获得假释的机会。所有的改过自新，都是在接受教育改造之后才会形成的所以服务人员的假释必须是在服役开始一段时间后，而不是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立刻采取。为维护人民法律严肃性和判决的稳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85条有关司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复议人员，若要获得假释，需再辅以一定的时间之后当具备上述条件之后，优秀的服务人员将会方可申请，若被判为无期徒刑的服役人员，须在复印后13年才能提出申请。除非因国家需求的特殊情况，才能够提前获得假释。这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灵活性。当然，重要的是如果复印人员要想得到假释的机会，就必须好好表现，好好接受教育，这样的执行人员还会根据服务人员的实际情况，向提请减刑或假释的请求，并递交书面申请书，俗称《提请假释申请书》，其中包括以书面形式表述这名服役人员有重大表现，并附带改过自新的相关的具体材料证明。在受理申请之后会进行审查，用通过组合议庭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审理相关申请，对于符合条件的服役人员，会判出减刑或假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服刑人员可以假释的情形有哪些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相关法律知识：首先，这一立法规定的旨意值得探究。我们不妨先假设说立法者乃出于对累犯、暴力长刑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而欲强化刑罚的报应和惩罚功能的考虑，我们会发现这一立法旨趣与现行立法之规定其实是相悖的。因为立法对累犯和暴力长刑犯关上假释的大门，却仍敞开着减刑的大门。除共同需要“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之条件外，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假释还另附有“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显然，假释的适用应是比减刑更为严格、谨慎的，若果基于“重重”的观念，从而重惩累犯和暴力长刑犯，就不应当又赋予他们适用起来要比假释其实更为宽松的减刑却排斥更为严格运用的假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不尽一致、互相矛盾的地方。如果排除上述对立法者的考虑所作的假设，认为除了要强化报应惩罚外，立法对累犯和暴力长刑犯也是寄予对之教育改造的希望的，只不过他们因为屡教不改或所犯罪行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消除至“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程度需要力度更大乃至法定全刑的狱内监管改造。然而，同样地，这也与在法定全刑期未满，依减刑而提前被放之于社会的立法规定相矛盾。一方面，既然能适用减刑，意即表明该受刑人至少“认真遵守了监规，接受了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也已具备了假释的大部分条件，不是非得法定全刑的教育改造;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难以判定和或未能满足，那么减少刑期离狱不是比尚附有保护观察、监督管束的假释离狱更加没有考虑到或未加判断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吗?又怎么达到“对社会治安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作的特别保护”之旨意呢?探究假释禁止性规定的初衷，我们得出的一点关于立法本身的结论是：对这类罪犯的适用是否适用假释与减刑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立法的规定有矛盾之嫌。其次，如上文所言，较之于减刑的适用，假释还需要罪犯“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而这也是累犯、暴力长刑犯可适用减刑却不得适用假释的根本标志所在。于此，笔者大胆认为，立法之所以将累犯、暴力长刑犯排除在假释适用之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认为该类罪犯具有较大的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但是，即便是较大的可能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代表着必然发生，所以立法者以此来排除累犯、暴力长刑犯适用假释理由并不充分;再者，罪犯是否会“再危害社会”应是行刑机关在犯人服刑期间基于其表现、人格的综合考察和预测而作出的判断，而非立法者在立法中基于自己的“先见”作出的既不具体也毫无区别的一概而论的判断，立法中的如此规定显然是将立法者的判断代替了应由行刑机关作出的判断，有越俎代庖之嫌，这在立法上当然是不科学的。再次，对累犯和暴力犯不得适用假释，减刑便成为激励这些罪犯的主要措施。然而正如本文在第二章第三节“假释的功能”中对假释“补偿功能”已经论述的，减刑自身存在缺乏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缺点，在累犯和暴力犯长刑法上也将毫不逊色地体现。在“减刑考验制度”⑥尚未建立之前，假释因其恰恰具备减刑所不具备的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特点而比减刑实际上更有可适用的余地。复次，就暴力长刑犯而言，该款对假释对象作出明确限制的规定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却存在难以做到区别对待。例如：在押犯中依照刑法处理的暴力犯中，有一部分在犯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有的犯罪分子原来本质不坏，如义愤者、带有为民除害性质的大义灭亲者以及一些文化修养较高、因婚姻家庭冲突一时酿成悲剧者等等。这类人悔改意识强，改造表现积极，循规蹈矩，对自己要求严格，行为举止文明，对家庭子女有较强责任感，经教育能自觉养成爱劳动爱社会的良好品行，他们与严重危害社会、性质恶劣、恶习深、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对这类罪犯显然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且区别故意和过失，在谨慎的前提下考虑适用假释。立法所规定的完全否定假释的适用，实际上，抹煞了暴力长刑犯中完全可能存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上的差别性，忽略了刑罚个别化的真正要义。最后，这一规定同时还忽视了对未成年犯的保护，限制了对未成年犯假释的适用。因为根据这一规定，未成年犯同成年犯一样被排除在假释的适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