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他人犯罪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
    教唆犯刑事责任的处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
教唆犯刑事责任的处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
教唆犯刑事责任的处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教唆犯对加重结果责任承担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t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t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t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t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t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t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t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t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t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t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t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t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t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t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对象条件 教唆犯的对象是特定的、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犯的教唆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教唆对象必须是特定的。 (2)教唆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的，不构成共同犯罪，应对教唆行为人以间接正犯(实行犯)论处。 (3)必须是本来没有犯所教唆之罪意图的人。已经有犯所教唆之罪意图的人不能成为教唆对象。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已有实施某种犯罪的意图，而为其出主意，撑腰打气，壮胆助威，坚定其犯罪意图，使其实施犯罪，不能认定为教唆犯，而应认定为帮助犯。 二、客观条件 教唆犯的客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认定中，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教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某种犯罪行为。如果是教唆他人实施其他一般违法行为，则不能成立教唆犯。 (2)教唆行为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口头教唆，也可以是书面教唆，还可以是通过打手势、使眼神等形体语言进行教唆。具体来讲，可以是以金钱、财物、女色等利益引诱他人犯罪，可以是以嘲弄、蔑视、侮辱等手段他人犯罪，可以是以实施暴力、揭发隐私、毁坏财物等胁迫他人犯罪，可以是利用封建唆使他人犯罪，等等。 (3)间接故意教唆和直接故意教唆对客观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在直接故意教唆的情况下，只要行为实施了教唆行为，不要求被教唆的人实施被教唆的犯罪。被教唆的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的，成立共同犯罪之教唆犯；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的，教唆者构成的教唆犯。在间接故意教唆的情况下，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教唆行为，还要求被教唆的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的，不构成犯罪。 三、主观条件 教唆犯在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从具体的罪过形式上来讲，教唆犯一般是直接故意，但也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可能性。 (2)从认识因素上讲，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使一定的人产生某种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该种犯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这种认识，不构成教唆犯。 (3)从意志因素上讲，行为人对他人实施犯罪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教唆犯不一定比被教唆判得更加重，还要看具体案情。教唆罪，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罪的特征是教唆人并不亲自实施犯罪，而是教唆其他人去实施自己的犯罪意图。教唆犯和被的人形成共犯关系，因此，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应当是具有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有精神病的人，不构成共犯关系，只对教唆人单独定罪量刑。《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因、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定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是以劝说、利诱、怂勇、收买、威胁以及其他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意的人，使他人决意实施自己所劝说、授意的犯罪，以达到犯罪的目的的人，对教唆犯应当结合被教唆人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
对教唆犯要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可能成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或者胁从犯，但教唆犯是引起犯罪意图的人，在共同犯罪中一般起主要作用，绝大部分教唆犯都会被认定为主犯。
和共同犯罪紧密相联，教唆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有被教唆的对象，存在教唆者和被教唆者的对应关系教唆也可能不构成共同犯罪，立法者考虑到了被教唆的人拒绝实施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刑法第29条第二款提出被教唆人没有实施犯罪，教唆人的刑事责任依然存在。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教唆犯是以劝说、利诱、怂勇、收买、威胁以及其他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意的人，使他人决意实施自己所劝说、授意的犯罪，以达到犯罪的目的的人，对教唆犯应当结合被教唆人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
对教唆犯要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可能成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或者胁从犯，但教唆犯是引起犯罪意图的人，在共同犯罪中一般起主要作用，绝大部分教唆犯都会被认定为主犯。
和共同犯罪紧密相联，教唆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有被教唆的对象，存在教唆者和被教唆者的对应关系教唆也可能不构成共同犯罪，立法者考虑到了被教唆的人拒绝实施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刑法第29条第二款提出被教唆人没有实施犯罪，教唆人的刑事责任依然存在。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对于教唆犯应当如何认定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地定为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抢劫罪的，定抢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将被教唆的罪理解错了，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间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况。例如，甲教唆乙，(让)乙教唆丙实施抢劫罪，甲的行为便是间接教唆。对于间接教唆，也应按教唆犯处罚，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的，仍然是教唆犯。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参见刑法第104条第2款)。 教唆犯是什么意思 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怂恿、劝说、利诱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间接正犯。例如，乙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且精神正常，如果甲教唆乙，甲便是教唆犯;如果甲教唆乙盗窃，甲则是间接正犯(刑法第17条第2款)。 2、必须有教唆行为。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进而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则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行为，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则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犯，但教唆犯仍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1)教唆行为的形式没有限制，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示意性的动作。教唆行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劝告、嘱托、哀求、指示、利诱、怂恿、命令、威胁、强迫，等等。但如果威胁、强迫达到了使被教唆人丧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则成立问接正犯。 (2)教唆行为必须是唆使他人实施较为特定的犯罪的行为，让他人实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难以认定为教唆行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较为特定的犯罪，即使该犯罪的对象还不存在，而是以出现对象为条件的，也不失为教唆行为。 (3)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就具体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须有教唆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一般来说，教唆犯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故意进而实施犯罪，认识到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发生。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间接正犯不一定是属于共同犯罪，而教唆犯是属于共同犯罪的种类。 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犯罪意图，利用无责任能力的人或无犯罪意思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自已的犯罪目的的人。教唆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没有刑事责任的人犯罪，这时候不是教唆犯而变成间接正犯。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类型，社会危害性大。教唆犯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具有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教唆行为。 第二必须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教唆罪。 间接正犯又可以称为间接实行犯，是指把他人作为工具利用的情况。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不成立共同犯罪。 间接正犯包括以下情况： 1、利用无责任能力人犯罪。例如，甲教唆15岁的乙盗窃，因为乙未到刑事责任年龄，与甲不构成共犯，甲属于实行犯，即正犯。 2、利用他人过失或不知情的行为犯罪。如，甲医生欲杀害病人丙，将毒针交给不知情的护士乙。乙给丙注射后，致丙死亡。甲医生为间接实行犯，乙视为不知情的工具。 行为并不需要仅仅以行为人自身直接的身体性行为为基础，与能够将器具和动物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一样，也能够将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犯罪。这种将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实现犯罪的情形，称为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在利用他人行为这一点上类似共犯，但由于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犯，而由利用者对被利用者的行为负责。如某甲利用幼童或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认为是某甲单独犯罪。 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意图的犯罪分子。即自己并不亲自参加某种犯罪，而是以自己的言行去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通过他人去实施犯罪。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间接正犯不一定是属于共同犯罪，而教唆犯是属于共同犯罪的种类。 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犯罪意图，利用无责任能力的人或无犯罪意思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自已的犯罪目的的人。教唆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没有刑事责任的人犯罪，这时候不是教唆犯而变成间接正犯。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类型，社会危害性大。教唆犯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具有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教唆行为。 第二必须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教唆罪。 间接正犯又可以称为间接实行犯，是指把他人作为工具利用的情况。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不成立共同犯罪。 间接正犯包括以下情况： 1、利用无责任能力人犯罪。例如，甲教唆15岁的乙盗窃，因为乙未到刑事责任年龄，与甲不构成共犯，甲属于实行犯，即正犯。 2、利用他人过失或不知情的行为犯罪。如，甲医生欲杀害病人丙，将毒针交给不知情的护士乙。乙给丙注射后，致丙死亡。甲医生为间接实行犯，乙视为不知情的工具。 行为并不需要仅仅以行为人自身直接的身体性行为为基础，与能够将器具和动物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一样，也能够将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犯罪。这种将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实现犯罪的情形，称为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在利用他人行为这一点上类似共犯，但由于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犯，而由利用者对被利用者的行为负责。如某甲利用幼童或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认为是某甲单独犯罪。 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意图的犯罪分子。即自己并不亲自参加某种犯罪，而是以自己的言行去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通过他人去实施犯罪。

[律师回复] 　　本案中应由刘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张某损失。孙某只有8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辨别能力。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刘某能举证证明孙某家长未尽到监护责任，则家长也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故本案中，应由刘某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
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
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
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
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
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
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
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