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是重大问题吗

[律师回复]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应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受伤的被害人，可以与对方或对方的家属通过协商来解决赔偿。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也可以单独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br/>2、因他人犯罪行为受伤的，被害人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主要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可以要求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如果双方是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则赔偿范围、数额不受上述范围的限制。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 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张某无固定收入，又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其要求吴某某按照每天500元的标准赔偿其误工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张某的误工费只能参照当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再者，张某的工作并非不可替代，他完全可以雇佣收割机驾驶员代替其作业。由张某按当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标准支付雇佣驾驶员的报酬，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而张某支付给雇佣驾驶员的报酬即是张某实际减少的收入。具体到本案而言，张某因伤所受直接损失为自己不能驾驶需雇用驾驶员而直接发生的损失，而作为经营者的损失则是可以避免的。 综上，张某的误工费应当参照当地收割机驾驶员或与其相同、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案情】 2008年5月31日，凤阳县临淮镇张某驾驶其所有的联合收割机到同镇的吴村收割小麦。正在吴村进行小麦收割的吴某认为张某抢了其生意，便到张某的联合收割机前阻止张某作业。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吴某遂向张某头部打了几拳，致张某面部软组织损伤，左眼顿挫伤。张某当天被送到县 第一医院住院治疗，6月12日出院，共住院13天，花去医疗费225 7.24元。张某与吴某就民事赔偿多次协商未果，张某向提讼，要求吴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8750.74元。其中，张某的误工费是按收割机所有者日经营收入500元一天计算。吴某辩称，张某的误工费不应按一天500元计算，应按收割机驾驶员工资计算。 【判决】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对张某的误工费赔偿标准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在小麦收割期间住院疗伤，其误工费应当按照张某在这一期间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张某主张其收割小麦的收入是平均每天500元，并已提供证据证明。故可按每天500元计算张某的误工费。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误工费应按照雇佣收割机驾驶员的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计算。张某无固定收入，又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张某因住院疗伤不能进行小麦收割工作，但其完全可以雇佣收割机驾驶员代替其工作。张某支付给雇佣驾驶员的工资即是张某实际减少的收入。 最终采纳第二种意见，判决吴某赔偿张某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3150.24元。 【评析】 本案中张某既是收割机所有者也是收割机驾驶员，张某主张按作为收割机所有者日收入计算误工费，而吴某认为应按驾驶员计算误工费，这也是本案原被告最大的争议焦点。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张某虽然是农民，但他从事小麦收割经营活动。而该经营活动的收入虽然不固定，但客观上高于专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如果按照当地农民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张某的误工费，显然有失公平。张某主张的其收割小麦的收入是平均每天500元的事实，是其正常经营状态下的事实。但是在小麦收割期间，还有因下雨地湿及张某使用的收割机出现机械故障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收割机作业的可能。因此，张某在小麦收割期间的收入并不固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故意伤害致重伤的问题，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

[律师回复] 构成故意伤害罪，且属于严重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的规定：<br/>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br/>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律师回复] 第<br/>一，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或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要求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br/>　　第<br/>二，提起离婚之诉并附带提出民事赔偿请求。<br/>　　因重婚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受害人的家庭婚姻关系，因此，我国法律规定，重婚案件首先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br/>　　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受害人往往不愿意提起自诉。即使提起诉讼，由于重婚罪成立的前提必须是重婚一方与他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受害人要取得此重婚证据，尤其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证据非常困难，甚至根本无法取到。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法院会“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因此，如果重婚犯罪完全靠受害人提起自诉解决，很多重婚者就会逍遥法外，重婚行为就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这很有损我国法律的严肃性;同时，虽然从现象上看，重婚犯罪直接侵害的是个人的家庭婚姻关系，但其实质是行为人公然与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对抗，侵害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婚姻制度。因此，重婚案件在我国虽规定为自诉案件，但不属“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公安机关也有权侦查，检察机关也可以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正如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四十五条规定的，对重婚行为“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