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条件是哪些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对象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1、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所以诈骗罪的共犯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诈骗罪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那么共犯也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故意实施犯罪行为。
3、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那么诈骗罪的共犯实施了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一)主体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下列三种情形：
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这种自然人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即刑法理论中所谓的单位共同犯罪。
3.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中通常谓之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
(二)客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关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在发生危害结果时，其行为均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共同行为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共同作为、共同、作为与的结合。共同作为，即各共同犯罪人均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构成共同犯罪，比如甲、乙二人共同将丙杀死，共同，即各共同犯罪人均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构成的共同犯罪，比如儿子、儿媳共同遗弃年迈无生活能力的父母。作为与的结合，即共同犯罪人中有人系作为行为，有人系行为，例如：铁道养护工甲与乙事先合谋破坏铁路设施，在乙实施破坏作为时，甲佯装熟睡，不履行其职责。
2.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在这种场合中，共同犯罪人没有分工，均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3.存在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具体表现为有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在这种场合中，各人的行为形成有机的整体。
(三)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
1.共同的认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二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起某种危害结果三是各共同犯罪人都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共同的意志因素。其中，共同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直接故意共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间接故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有的基于希望，有的则是放任。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中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3)、(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对象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1、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所以诈骗罪的共犯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诈骗罪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那么共犯也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故意实施犯罪行为。
3、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那么诈骗罪的共犯实施了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一)主体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下列三种情形：
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这种自然人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即刑法理论中所谓的单位共同犯罪。
3.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中通常谓之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
(二)客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关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在发生危害结果时，其行为均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共同行为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共同作为、共同、作为与的结合。共同作为，即各共同犯罪人均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构成共同犯罪，比如甲、乙二人共同将丙杀死，共同，即各共同犯罪人均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构成的共同犯罪，比如儿子、儿媳共同遗弃年迈无生活能力的父母。作为与的结合，即共同犯罪人中有人系作为行为，有人系行为，例如：铁道养护工甲与乙事先合谋破坏铁路设施，在乙实施破坏作为时，甲佯装熟睡，不履行其职责。
2.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在这种场合中，共同犯罪人没有分工，均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3.存在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具体表现为有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在这种场合中，各人的行为形成有机的整体。
(三)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
1.共同的认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二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起某种危害结果三是各共同犯罪人都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共同的意志因素。其中，共同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直接故意共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间接故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有的基于希望，有的则是放任。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1.一般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
共同犯罪中是否把犯罪全部数额作为各个共犯定罪量刑的依据，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且争议较多。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有的地是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笔者认为对共同犯罪数额的具体认定标准应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
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2.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的总额负责，在共同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退赃数额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共同犯罪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团两种。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共同犯罪均是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被告人李某任中学校长，被告人朱某任副校长兼会计。在此期间，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谋从私设的“小金库”中取出10万元用于个人生活，其中李某占用6万元，朱某占用4万元。二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以10万元作为共同犯罪数额认定。
所以在共同犯罪中，不是以分赃金额确定被告人的犯罪金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
【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盗窃共同犯罪数额的认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共同犯罪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团两种。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共同犯罪均是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被告人李某任中学校长，被告人朱某任副校长兼会计。在此期间，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谋从私设的“小金库”中取出10万元用于个人生活，其中李某占用6万元，朱某占用4万元。二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以10万元作为共同犯罪数额认定。
所以在共同犯罪中，不是以分赃金额确定被告人的犯罪金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
【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诈骗犯罪数额要如何认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诈骗犯罪数额能怎么认定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