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派我作为本案被告人刘某卫涉嫌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现结合庭审情况及证据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罪名无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并不构成盗窃罪,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罪定罪处罚;
(一)从被告人的动机和其客观的行为分析,其主观上并不存在主动参与盗窃的故意;
1. 因为被告人系开废品收费站的,赚钱的方式就是将废品回收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赚取差价。作为做小生意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致使其明知道是盗窃来的铜线还予以收购,但其至始至终从未想参与盗窃而直接获利。结合侦查机关被告人询问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护人的会见笔录来看,被告人参与本案的动机仅仅是想收购本案中的其他被告人所盗窃的电缆线然后再以略高的价格出售从而赚取差价。仅此而已。
2. 从其实际的行为来看,被告人一共收购了三次其他被告人所盗窃的电缆,第一次是由其他被告人直接送到被告人刘某卫经营的废品站的,后两次虽然是被告人刘某卫开车去拉,但均是在其他被告人将电缆盗窃得手后,因电线太多太重,出租车拉不了。因此才打电话给被告人刘某卫让其去拉,并承诺给其支付运费,所以被告人才去的,实际上就是现场收购而已,且也是按市场价收购了他们送卖的电缆线,并全部足额支付价款。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就是按照市场价格买回电线后,自己再出售而获利。而并非将电线存放在废品收费站,然后出售再与其他被告人分赃的共同犯罪。
综上两点可以看出被告人刘某卫也就是想通过收购盗窃电缆线获取差价,赚点钱而已,主观上并没无直接参与盗窃的故意。
(二)从其客观上分析,被告人并未参与盗窃的行为。其与本案的其他四被告人即樊东东、田鑫、马新卫、高创练并未构成共犯关系;
(1)被告人刘某卫与被告人刘某卫与被告人樊东东,田鑫,马新卫,高创练并不存在案前的通谋;刘某卫与上述四被告在案发前并不认识,甚至到被公安机关抓获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此点在庭审中通过辩护人对其他被告人的发问来看,也与他们在公安机关侦察阶段关于事前是否与刘某卫有协商过程的供述一致。
事实是,被告人与上述四被告人第一次见面系在2013年8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在其废品收费站内睡觉,来了四个人男子问被告人要不要偷来的铜线,后便留了电话。后联系收购的事宜。也就是说被告人刘某卫与其他被告人之间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事前的商量过程。
(2)从被告人刘某卫后续的行为上来分析,其共参与了涉案行为四次,前两次是其他被告人盗窃了电缆线后直接送到被告人刘某卫所经营的废品收费站后,被告人刘某卫称重然后按照市场价支付价款的。第二三次都是其他被告人在实施完盗窃行为后因电缆太重,难以找到车拉,所以给被告人刘某卫打电话让刘某卫直接去收购。其他被告人在实施盗窃行为后,将涉案的电缆拉到马路边后联系被告人刘某卫,这时候刘某卫才参与进案件。也就是说,涉案电缆线在被告人刘某卫参与进来之前就已经脱离了实际管理人的监管,即盗窃行为已经既遂。那么被告人刘某卫参与的实际是盗窃行为既遂之后的销赃的过程。
另,公诉人在庭审中所说,认为被告人刘某卫与其他四被告人存在共犯关系的依据主要在于刘某卫是在收购电缆前是明知电缆是盗窃而来还予以收购。辩护人认为,是否构成共犯在于其与其他被告人是否存在事前的协商,同时是否参与了实际的盗窃行为,是否存在与其他被告人一起分赃的过程。也就是说“明知”必须是事前的明知,后参与帮助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共犯的关系。
本案中,公诉人的没有证据表明刘某卫是事前的明知,而且实际参与盗窃。而本案中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刘某卫是在其他被告人盗窃完成后才被电话告知的,是一种事后的明知。其次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刘某卫实际参与了盗窃的行为。如何构成共犯?
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前后的供述一直较为稳定。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无论是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还是在庭审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某卫对于自己的行为前后的交代一直都很稳定,认罪的态度也很好。在整个的庭审中,其表现出来悔罪态度明显。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三,被告人犯罪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合议庭对其量刑的时应综合考虑。
被告人刘某卫前后参与三次的收购行为,第三次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从次数上讲,仅三次,其从中获利也尽2000元人民币左右。犯罪情节较为轻微,危害不大。合议庭在定罪量刑时应综合考虑。
综上,被告人刘某卫主观上没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盗窃的行为,主客观都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其与其他盗窃的被告人亦不存在盗窃共犯的情况。显然,被告人刘某卫并不够成盗窃罪。但其只因贪图小利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规定,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但归案后其认罪态度很好,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破案件。请合议庭在定罪量刑时综合考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