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受贿罪辩护词的要点有哪些

[律师回复] 辩护词<br/>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br/>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br/>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br/>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br/>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br/>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br/>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br/>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br/>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br/>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br/>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br/>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br/>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br/>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br/>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br/>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br/>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br/>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辩护词<br/>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br/>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四川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了解相关情况，参与今天庭审活动，并与审判人员及公诉人交换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br/>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成立。<br/>二、被告人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br/>(一)具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br/>在县纪委对调查期间，能积极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关问题，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属于自动投案并且，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因此，公诉机关提出具有自首情节成立，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br/>(二)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br/>1、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br/>2、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对于相关款项是否收取以及收取多少，均不能自己决定，因此属于从犯。(具体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等人笔录)<br/>(三)涉案金额虽为15万余元，但其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较小的恶意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对该15万元款项只保管了18天(完全不能视为持有或占有)，还多次催促本案的另一被告人，要交出该笔款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br/>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次，依法可对减轻处罚，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br/>三、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对被告人宣告缓刑。<br/>(一)第六十一条规定【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于犯罪分子<br/>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br/>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br/>(二)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br/>1、犯罪情节较轻<br/>2、有悔罪表现<br/>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br/>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br/>(三)本案中属于从犯，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悔罪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小，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本案可对其宣告缓刑。<br/>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成立，属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悔罪明显，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可对其宣告缓刑，望法院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努力工作，回报社会。<br/>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为谢。<br/>四川律师事务所<br/>2012年12月6日。

[律师回复] 辩护词<br/>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br/>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br/>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br/>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br/>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br/>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br/>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br/>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br/>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br/>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br/>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br/>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br/>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br/>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br/>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br/>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br/>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br/>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br/>一、概况<br/>审判长、审判员：<br/>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br/>二、内容<br/>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br/>(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br/>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br/>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br/>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br/>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br/>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br/>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br/>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br/>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br/>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br/>(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br/>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br/>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br/>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br/>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br/>(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br/>(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