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自首的认定主体是怎样的？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特别自首的主体范围怎样规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得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br/>特别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这里的强制措施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措施。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人。只有上述三种人，才能构成特别自首的主体。对于行为人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本人罪行的情形，我们认为成立特殊自首。

[律师回复] 以下是对特别自首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br/>特别自首的主体，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别自首。

[律师回复] 实践中，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中如何认定故意，注意哪些问题请看下文分析。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一般主体是否可以与特殊主体一起构成共同犯罪，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根据1988年《关于惩处贿赂的补充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可以构成罪与罪的共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但对于罪却未作此特殊规定，故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可否构成罪共犯，学界就有肯定与否定的论争。特殊主体与非特殊主体构成共同犯罪的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案例，我国对罪就作了明确的注意规定，国外立法中也有明确的一般规定，如《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31条规定：“对于因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进行加工的人，即使没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因此，司法实践中，切不能因特别的注意规定而排除拟制规定，一定要考虑犯罪的本质，做到公平公正。笔者认为，特殊主体才能构成的犯罪，这是从单独犯罪的角度而言的。从共同犯罪角度看，无特殊身份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有此身份人的共犯，认定的关键在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如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但是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来看，完全有行为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去共同实施诈骗行为的情况。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故意上，完全可以肯定存在着共犯。因为无论是还是，实际是行为人一项共同的事实行为，身份只是一种行为的手段而己，重要的是各共同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致与客观行为的统一，只要各共犯人具有或的共同认识。如罪中各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在实施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的犯罪，并且明知是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犯罪，同时也都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一起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对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所引起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结果，均持希望的心理态度，并在共同认识的支配下实施了共同的行为，而且利用了共同行为人中的职务便利，即应构成罪的共同犯罪(就目前刑法对各罪的量刑情况看，就共犯而言，这一认定是刑罚谦益性的一个表现，它排除了法条竞合择一重处的规定)。对于共犯而言，只要非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别人因共犯的职务原因而贿赂于他，并，即应构成罪的共犯。

[律师回复] 诬告陷害罪的基本特征<br/>本罪是指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刑事处分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br/>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br/>2、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他人犯罪的事实，并且向司法机关或有关机关告发。诬告陷害罪的犯罪主体是具备以下条件：<br/>(1)、捏造的事实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事实，如果捏造的事实不是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则不构成本罪。<br/>(2)、不仅捏造了他人的犯罪事实，而且将捏造的犯罪事实向有关机关进行了告发;<br/>(3)、诬告陷害的行为必须是明确的对象，如果行为人只要捏造了某种犯罪事实，向有关机关告发，并没有具体的告发对象，这种行为虽然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并未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因此，也不构成本罪;<br/>(4)、诬告陷害情节严重的，这里所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捏造的犯罪事实情节严重，诬陷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只要诬告陷害的行为符合以上条件，不论被诬陷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都不影响本罪成立。<br/>3、主体是一般客体。既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br/>4、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至于出于什么动机，不影响定罪。<br/>对诬告陷害罪的处罚：《刑法》第243条规定，犯罪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对各方主体民事赔偿责任的效力<br/>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应当作为判定事故各方当事人所负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重要基础。因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通常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查、检验、调取证据等工作，因此对于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其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的特性，法院应当予以采信。<br/> 但“重要不等于唯一”。<br/>首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所援引依据法律与审判机关的适用范畴存在差异。鉴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其特殊性，其在实体法方面受到民法通则、道交法、侵权责任法等诸多法律、司法解释、法规及规章的调整，在法律适用上均侧重于对受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之保护，以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然而，仅以北京市为例，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事故认定文书时一般仅依据道交法、道路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并未考察事故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违反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由此造成受害自然人对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事故责任及比例疑义较大，异议颇多。法院在裁判时如若僵硬地将事故责任等量地兑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势必造成矛盾的延展和矛盾的升级，最终造成审判处于两难的困惑。<br/> <br/>其次，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此项工作的职能是确定“事故责任”而不是认定“民事责任”，事故责任及比例不必然转化为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尤其在道交法实施以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做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事故认定书，已不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仅为对事故责任比例划分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能惯性地将事故责任替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纵观全案，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厘清事故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的区别，权衡各方利益，在分清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前提下，阐述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分配原则。在事故责任的比例与民事赔偿责任的比例之间寻找裁判的余地，才能真正发挥出审判的能动与效果。<br/> 因此，审判实践中应当依据公平、公正、“优者危险负担”等基本法律原则，并发挥道交法侧重保护道路通行中弱势群体、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等优势者安全规范驾驶、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等立法宗旨，在事故责任比例的基础上以全面立体的视角对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例予以重新划分，实现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与冲突的目的。如本案中，法官在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机动车一方陈某与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民事赔偿责任重新分配以体现道交法的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