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金与行贿的区别是什么

[律师回复] 如被立案后，可委托律师根据具体案情从轻减轻处罚辩护

[律师回复] 收礼与受贿主体的动机、目的以及对接受财物的认识不同。送礼意在礼，行贿意在贿。在收礼的情形下，送礼者是基于亲友情义而将财物无偿送与他人。而在受贿的情况下，给予财物的一方是以利用他人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请托解决某一问题为目的，而将财物给予他人，送财物是要得到报偿的。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索贿,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勒索并收受财物。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请当事人自行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核实。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律师回复]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认定受贿罪的方法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主体不同 个人行贿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其是一种钱权交易的对向性犯罪，即交易的主体双方具有对向性、同一性，在二者之间，一般不介入其他主体，因此，个人行贿罪具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必须是直接归属于自然人；二是所行贿的财物，必须是属于自然人所有、并归其支配。 而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这里所讲的单位，应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二、归向不同 《刑法》的有关规定，单位行贿罪行贿行为的违法所得必须归单位所有，如果归个人所有，应以自然人的个人行贿罪论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立法原文看，两种罪行有重叠、混淆的可能，同时因为两者的量刑幅度和立案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司法实践中有部分犯罪嫌疑人以单位行贿作为辩护理由企图减轻刑事责任甚至逃脱刑事追究。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收受礼金，与正常的礼尚往来相差不多，如
A方办婚事收
B方1000元，B方办婚事时A方回礼1500元或2000元的，应视为正常礼尚往来。如果回礼金额在几倍或几十倍的，收回礼的人可能就有的嫌疑了，但前提是的主体要符合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趁机敛财，达到相关法律规定数额的，涉嫌罪。如某领导给子女办婚事，某下级人员或服务对象送去礼金几百元甚至上万元的，某领导构成行为，收受礼金数额在30000元以上时，涉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节庆收受礼金的，是行为，应退还给送礼的人，因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退还的，向组织说明，做好清单，并上交收受的礼金，否则，按行为立案查处。

[律师回复] 收受礼金，与正常的礼尚往来相差不多，如
A方办婚事收
B方1000元，B方办婚事时A方回礼1500元或2000元的，应视为正常礼尚往来。如果回礼金额是礼尚往来数额的几倍或几十倍的，收受回礼的人可能就有的嫌疑了，但前提是的主体要符合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趁机敛财，达到相关法律规定数额的，涉嫌罪。例如某领导给子女办婚事，某下级人员或服务对象送去礼金几百元甚至上万元的，某领导构成行为，收受礼金数额在30000元以上时，涉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节庆收受礼金的，是行为，应退还给送礼的人，因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退还的，应向组织说明，做好清单，并上交收受的礼金，否则，按行为立案查处。

[律师回复]
一、和正常接受赠予有什么区别
（一）的性质是一种犯罪行为，又称为罪，即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对于罪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意思的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3、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罪的认定。
（二）与正常赠予的区别正常的赠予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给予另一方金钱或者其他财产，另一表示接受的法律行为。与正常赠予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犯罪行为，一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者是普通身份的民事主体，无条件或附条件的赠予行为，该行为是合法的。
二、罪能适用缓刑吗罪缓刑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适用缓刑。
2、国家工作人员一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一般不适用缓刑。
3、国家工作人员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4、对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的，且在重大生产、科研项目中起关键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必须从严掌握。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不适用，吸收犯是指：二个以上不同的犯罪行为，按照一般的日常观念或法律规定，其中一个行为当然地为他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犯罪。一般表现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行贿罪和罪如果是同一个人实施，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犯罪行为，无论从人们的观念还是法律规定，都不存在吸收的问题。
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罪的行为方式有两种：
一是索贿。即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
二是。即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可以是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当利益。
对下列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
(一)不如实供述罪行的；
(二)不予退缴赃款赃物或者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三)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
(四)犯有数个职务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
(五)曾因职务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分的；
(六)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等特定款物的；
(七)犯罪中具有索贿情节的；
(八)犯罪中情节或者情节恶劣的；
(九)其他不应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
一次性收受5000元以上金额的构成受贿罪
亲友之间的馈赠即收礼，没有界定。

[律师回复] 收受礼金与受贿的区别在于受贿行为不仅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贿赂，还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以下情况：已经完成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已经为他人谋取了部分利益，已开始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许诺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当他人主动送钱并提出为其谋取利益的要求后，国家工作人员虽没有明确答复办理，但只要不予拒绝，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而收受礼金行为，则不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也就是说，收钱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诺、实施和实现为送钱人办理任何事项；送钱人在送给礼金时，也没有提出或暗示任何具体请托事项。

[律师回复] “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风俗性。而婚前赠与可以分为婚前附属条件的赠与和婚前不附条件的赠与。婚前附条件的赠与是指以缔结婚姻目的为前提条件而向对方赠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婚姻关系无法缔结，即使赠与的财产性利益已经交付给对方，赠与的一方仍然可以要求返还。但婚前不附条件的赠与恰恰相反，一旦财产性权益已经交付便不能要求返还。

[律师回复] 区分罪既遂与未遂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分受礼与
一、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其理由是：
首先，犯罪可分承诺、接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其次，根据本法规定，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第
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本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二、如何区分受礼与
第
一，关于亲属转送财物的问题。所谓亲属转送财物是指，受托人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不是直接将财物送给受托人，而是通过受托人的亲属将财物传送给受托人。如果明知是转送的财物，则认定为。如果不知是转托的财物，则不宜认为是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宜认定为是接受亲属的礼物。
第
二，关于再找适宜的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问题，可以有条件地认定为贿赂。这些条件可以是：
A、给予财物的主体，应是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以外的其他人。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应是属于正常的送礼。
B、应该是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谋取了合法利益而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一般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C、给予财物应是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
D、应是给予了数额比较大的财物。给予财物数额比较少的不宜认定为。寻找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必须间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可认定。其他情况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第
三，关于领导收受下属和下级机关给予的财物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
A、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问题。领导同下属和下级机关的领导之间也有常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他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受礼性质的。
B、领导利用职权为下属或下级机关谋取了特定的利益的问题。
谋取特定的合法利益，而收受的财物数额又比较小的，可以认为是受礼。如果谋取了非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应认定为;如果谋取合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数额比较大的，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来研究：一是寻找过年过节等契机给予财物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而应认定为受礼。二是给予财物是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应认为是。

[律师回复] 区分罪既遂与未遂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分受礼与
一、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其理由是：
首先，犯罪可分承诺、接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其次，根据本法规定，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第
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本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二、如何区分受礼与
第
一，关于亲属转送财物的问题。所谓亲属转送财物是指，受托人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不是直接将财物送给受托人，而是通过受托人的亲属将财物传送给受托人。如果明知是转送的财物，则认定为。如果不知是转托的财物，则不宜认为是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宜认定为是接受亲属的礼物。
第
二，关于再找适宜的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问题，可以有条件地认定为贿赂。这些条件可以是：
A、给予财物的主体，应是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以外的其他人。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应是属于正常的送礼。
B、应该是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谋取了合法利益而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一般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C、给予财物应是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
D、应是给予了数额比较大的财物。给予财物数额比较少的不宜认定为。寻找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必须间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可认定。其他情况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第
三，关于领导收受下属和下级机关给予的财物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
A、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问题。领导同下属和下级机关的领导之间也有常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他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受礼性质的。
B、领导利用职权为下属或下级机关谋取了特定的利益的问题。
谋取特定的合法利益，而收受的财物数额又比较小的，可以认为是受礼。如果谋取了非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应认定为;如果谋取合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数额比较大的，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来研究：一是寻找过年过节等契机给予财物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而应认定为受礼。二是给予财物是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应认为是。

[律师回复]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司法界分是怎样的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除了主体差异之外，在行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具有相似性，所以，主体的认定对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点却往往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一方面，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的规定范围本来就已宽泛，虽然个人为实施犯罪而设立的企业，或者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行为人所有的，都不是单位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本身还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在当前我国经济成分和经营模式还较为复杂，单位成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度分离，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慎重区别和正确认定贿赂行为到底是个人实施还是单位实施。 一、特殊经营方式下单位行贿罪的界定 涉及单位行贿罪认定的几种特殊经营模式一般有： 1.借用单位名义。如一些个人建筑队不具备建筑资质或资质较低，不能参加项目投标，因而“挂靠”在某些具有投标资质的企业名下，由后者出面投标，待中标之后再转给这些个人经营，后者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 2.“挂靠”经营。当前我国的“挂靠”企业有两种：一是个人“挂靠”单位，单位收取固定的挂靠费。如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挂靠到具有经营权的单位，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从事营利性活动;二是个人“挂靠”单位，单位除了收取固定的挂靠费外，还另外按照经营业绩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3.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方式具体情况也有三种：一是个人承包经营，发包单位在被承包单位中没有出资。二是个人承包经营，发包单位在被承包单位中有部分出资，被承包企业是发包企业的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资产仍在发包单位名下，而作为承包人的个人通过承包关系对备置于分支机构的机器设备等财产享有使用权，但承包后分支机构的经营资金仍由承包人个人负责，发包单位对该部分机器设备不另行收取费用。三是名为承包，实为将单位所有权转让给个人。如企业将单位资产整体性地转让给了个人，原单位的法律人格实质上已经终结，但采用的方式却是承包形式，个人受让后仍以原单位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对于借用单位名义或者挂靠单位经营情况下所发生的行贿行为，应当严格依据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即是否为了本单位的不正当利益并由单位实施行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被借用或者挂靠单位对私人企业的行为并不知情，而私人为了谋取自身的不正当利益且违法所得归自己所有的，则不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罪。如果私人企业以被借用资质或者挂靠单位的单位名义行贿，而且单位为了追求中标后自身能获得的“管理费”的利益而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则可以认定为单位行贿罪。当然，如果中标以后工程转由私人企业承包经营的，私人为谋取其他利益而行贿的，则与被借用名义或者挂靠的单位无关，应当认定为行贿罪。 对于承包经营中的行贿行为，由于承包不改变单位的性质，单位承包经营中的行贿行为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要判断是否存在真实的承包关系以及被承包单位是否还具有的法律人格。如果承包仅仅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改变企业原有性质，那么被承包企业实施的犯罪就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承包人则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情况下，如果承包人在承包经营活动中为了被承包单位利益而进行行贿的，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但是，如果名为承包，但实为将单位所有权转让给个人，原单位的法律人格实质上已经终结，原单位的实质条件已经丧失，因此被承包企业无论在经济形式上还是法律要件上都已经不具备单位的特征，也就不能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故实施的行贿行为应当认定为行贿罪。 二、行贿行为人身份对界定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影响 单位的行贿故意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拟制意志，这种意志的有无，是认定单位行贿犯罪的核心要件，也是衡量单位犯罪能力的标志。但是，行贿实行犯的身份不同，则有可能产生行贿罪是由单位实施还是由个人实施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单位利益而决定行贿的，虽然行贿行为谋取的利益归属于公司，但行贿决定超越了其职权范围，属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妥当。法定代表人是法定的公司代表，其行贿决策与其履行职务是密切相关的，即行贿与谋取公司利益密不可分。作为行贿所得利益的承受者，单位对行贿行为也理应承担责任。如果按照上述否定论观点，那么不管是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股东会议或其他负责人，其决策范围在合法范畴上显然都不包括行贿，因为任何法律和公司章程都不可能明文规定或授权董事会或法定代表人可以实施包括行贿在内的犯罪活动。因此，以决策事由是否超越职权来界定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不符合单位犯罪意志的形成机制。超出职权的行为只要是与单位、机关利益或行为有关，都可以归属于该单位或机关。至于决策机制上的不同，并不是判定的准绳。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会、股东会议在决策程序上的差别，仅仅是决策形式、决策机制、决策权限的不同，即一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区别，一人决策也是单位意志的形成机制。因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职务行为当然属于单位行为。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超出了职权范围，哪怕是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也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单位的业务员的行贿行为只有事先得到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者事后得到追认，才能认定为单位行贿罪。该类案件较多表现为业务员在开拓市场过程中，用单位定额发给的费用(如“招待费”、“广告费”、“业务拓展费”等)而行贿。对这类案件，笔者认为应当要弄清楚单位工作人员的性质。判断单位一般工作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与单位自身业务的相关性，或称业务关联性。如果工作人员是为了自身利益行贿，虽然借着单位的名义，也不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二是该单位成员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其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行为客观上是否代表单位的整体利益。单位自身意志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单位负责人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二是单位的规章制度、目标、政策、激励机制等。之所以将这些情况也作为单位意志的体现，是因为单位规章制度、政策、结构等恰是单位人格和意志的具体体现之一。即使一般工作人员滥用自己的权限行贿，单位、机关、高级管理职员对此明知却不予有效制止，就应以单位行贿罪论处。因此，单位事务的执行人(即一般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如果为了单位利益而行贿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罪。 三、“一人公司”单位行贿与行贿的区分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投资形式表现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或一个自然人。当一个自然人作为股东的公司实施行贿行为时，应当如何区分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笔者认为，应当从行贿目的和不正当利益的归属两个方面来进行区分。一人公司行贿行为成立单位行贿罪在主观上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体现的是单位意志。由于一人公司固有的组织结构决定了一人公司的决策者绝大多数是该公司的投资者或股东，此时单位意志和公司投资者或股东的个人意志是同一重合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人公司存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例如，由投资者担任董事长，而实际经营者担任经理等，这种情况下的个人意志就必须经过公司的议事程序或者决策机制才能上升为单位意志。如果个人意志没有经过此类程序，而由行贿人自行以单位名义实施就应认定为体现个人意志的行贿罪。 在不正当利益的归属方面，由于一人公司的特殊性在于同一人投资，同一人收益，且多数一人公司的财务制度不完善，公司资产和投资人的个人财产相混同，往往造成难以判断不正当利益的归属。笔者认为，不正当利益有无进入公司的账户是第一个标志，如果没有进入公司的账户，或者进入公司账户，但是没有实质上的参与公司经营并且又转为投资人个人所有，即便行贿行为事先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也应该认定为行贿罪。如果行贿既体现了单位意志又是用于公司的业务和发展等，则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

[律师回复]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司法界分是怎样的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除了主体差异之外，在行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具有相似性，所以，主体的认定对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点却往往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一方面，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的规定范围本来就已宽泛，虽然个人为实施犯罪而设立的企业，或者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行为人所有的，都不是单位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本身还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在当前我国经济成分和经营模式还较为复杂，单位成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度分离，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慎重区别和正确认定贿赂行为到底是个人实施还是单位实施。 一、特殊经营方式下单位行贿罪的界定 涉及单位行贿罪认定的几种特殊经营模式一般有： 1.借用单位名义。如一些个人建筑队不具备建筑资质或资质较低，不能参加项目投标，因而“挂靠”在某些具有投标资质的企业名下，由后者出面投标，待中标之后再转给这些个人经营，后者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 2.“挂靠”经营。当前我国的“挂靠”企业有两种：一是个人“挂靠”单位，单位收取固定的挂靠费。如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挂靠到具有经营权的单位，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从事营利性活动;二是个人“挂靠”单位，单位除了收取固定的挂靠费外，还另外按照经营业绩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3.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方式具体情况也有三种：一是个人承包经营，发包单位在被承包单位中没有出资。二是个人承包经营，发包单位在被承包单位中有部分出资，被承包企业是发包企业的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资产仍在发包单位名下，而作为承包人的个人通过承包关系对备置于分支机构的机器设备等财产享有使用权，但承包后分支机构的经营资金仍由承包人个人负责，发包单位对该部分机器设备不另行收取费用。三是名为承包，实为将单位所有权转让给个人。如企业将单位资产整体性地转让给了个人，原单位的法律人格实质上已经终结，但采用的方式却是承包形式，个人受让后仍以原单位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对于借用单位名义或者挂靠单位经营情况下所发生的行贿行为，应当严格依据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即是否为了本单位的不正当利益并由单位实施行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被借用或者挂靠单位对私人企业的行为并不知情，而私人为了谋取自身的不正当利益且违法所得归自己所有的，则不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罪。如果私人企业以被借用资质或者挂靠单位的单位名义行贿，而且单位为了追求中标后自身能获得的“管理费”的利益而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则可以认定为单位行贿罪。当然，如果中标以后工程转由私人企业承包经营的，私人为谋取其他利益而行贿的，则与被借用名义或者挂靠的单位无关，应当认定为行贿罪。 对于承包经营中的行贿行为，由于承包不改变单位的性质，单位承包经营中的行贿行为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要判断是否存在真实的承包关系以及被承包单位是否还具有的法律人格。如果承包仅仅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改变企业原有性质，那么被承包企业实施的犯罪就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承包人则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情况下，如果承包人在承包经营活动中为了被承包单位利益而进行行贿的，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但是，如果名为承包，但实为将单位所有权转让给个人，原单位的法律人格实质上已经终结，原单位的实质条件已经丧失，因此被承包企业无论在经济形式上还是法律要件上都已经不具备单位的特征，也就不能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故实施的行贿行为应当认定为行贿罪。 二、行贿行为人身份对界定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影响 单位的行贿故意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拟制意志，这种意志的有无，是认定单位行贿犯罪的核心要件，也是衡量单位犯罪能力的标志。但是，行贿实行犯的身份不同，则有可能产生行贿罪是由单位实施还是由个人实施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单位利益而决定行贿的，虽然行贿行为谋取的利益归属于公司，但行贿决定超越了其职权范围，属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妥当。法定代表人是法定的公司代表，其行贿决策与其履行职务是密切相关的，即行贿与谋取公司利益密不可分。作为行贿所得利益的承受者，单位对行贿行为也理应承担责任。如果按照上述否定论观点，那么不管是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股东会议或其他负责人，其决策范围在合法范畴上显然都不包括行贿，因为任何法律和公司章程都不可能明文规定或授权董事会或法定代表人可以实施包括行贿在内的犯罪活动。因此，以决策事由是否超越职权来界定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不符合单位犯罪意志的形成机制。超出职权的行为只要是与单位、机关利益或行为有关，都可以归属于该单位或机关。至于决策机制上的不同，并不是判定的准绳。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会、股东会议在决策程序上的差别，仅仅是决策形式、决策机制、决策权限的不同，即一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区别，一人决策也是单位意志的形成机制。因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职务行为当然属于单位行为。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超出了职权范围，哪怕是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也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单位的业务员的行贿行为只有事先得到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者事后得到追认，才能认定为单位行贿罪。该类案件较多表现为业务员在开拓市场过程中，用单位定额发给的费用(如“招待费”、“广告费”、“业务拓展费”等)而行贿。对这类案件，笔者认为应当要弄清楚单位工作人员的性质。判断单位一般工作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与单位自身业务的相关性，或称业务关联性。如果工作人员是为了自身利益行贿，虽然借着单位的名义，也不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二是该单位成员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其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行为客观上是否代表单位的整体利益。单位自身意志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单位负责人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二是单位的规章制度、目标、政策、激励机制等。之所以将这些情况也作为单位意志的体现，是因为单位规章制度、政策、结构等恰是单位人格和意志的具体体现之一。即使一般工作人员滥用自己的权限行贿，单位、机关、高级管理职员对此明知却不予有效制止，就应以单位行贿罪论处。因此，单位事务的执行人(即一般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如果为了单位利益而行贿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罪。 三、“一人公司”单位行贿与行贿的区分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投资形式表现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或一个自然人。当一个自然人作为股东的公司实施行贿行为时，应当如何区分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笔者认为，应当从行贿目的和不正当利益的归属两个方面来进行区分。一人公司行贿行为成立单位行贿罪在主观上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体现的是单位意志。由于一人公司固有的组织结构决定了一人公司的决策者绝大多数是该公司的投资者或股东，此时单位意志和公司投资者或股东的个人意志是同一重合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人公司存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例如，由投资者担任董事长，而实际经营者担任经理等，这种情况下的个人意志就必须经过公司的议事程序或者决策机制才能上升为单位意志。如果个人意志没有经过此类程序，而由行贿人自行以单位名义实施就应认定为体现个人意志的行贿罪。 在不正当利益的归属方面，由于一人公司的特殊性在于同一人投资，同一人收益，且多数一人公司的财务制度不完善，公司资产和投资人的个人财产相混同，往往造成难以判断不正当利益的归属。笔者认为，不正当利益有无进入公司的账户是第一个标志，如果没有进入公司的账户，或者进入公司账户，但是没有实质上的参与公司经营并且又转为投资人个人所有，即便行贿行为事先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也应该认定为行贿罪。如果行贿既体现了单位意志又是用于公司的业务和发展等，则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一、主体不同 个人行贿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其是一种钱权交易的对向性犯罪，即交易的主体双方具有对向性、同一性，在二者之间，一般不介入其他主体，因此，个人行贿罪具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必须是直接归属于自然人；二是所行贿的财物，必须是属于自然人所有、并归其支配。 而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这里所讲的单位，应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二、归向不同 《刑法》的有关规定，单位行贿罪行贿行为的违法所得必须归单位所有，如果归个人所有，应以自然人的个人行贿罪论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立法原文看，两种罪行有重叠、混淆的可能，同时因为两者的量刑幅度和立案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司法实践中有部分犯罪嫌疑人以单位行贿作为辩护理由企图减轻刑事责任甚至逃脱刑事追究。

[律师回复] 收受礼金，与正常的礼尚往来相差不多，如
A方办婚事收
B方1000元，B方办婚事时A方回礼1500元或2000元的，应视为正常礼尚往来。如果回礼金额是礼尚往来数额的几倍或几十倍的，收受回礼的人可能就有的嫌疑了，但前提是的主体要符合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趁机敛财，达到相关法律规定数额的，涉嫌罪。例如某领导给子女办婚事，某下级人员或服务对象送去礼金几百元甚至上万元的，某领导构成行为，收受礼金数额在30000元以上时，涉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节庆收受礼金的，是行为，应退还给送礼的人，因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退还的，应向组织说明，做好清单，并上交收受的礼金，否则，按行为立案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