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参与项目时,当事人只是按照上级安排做一些事务性辅助工作,既没有参与项目的发起策划,也没有掌控涉案资金的流向,更没有向不特定的投资人主动宣讲项目、招揽投资。当时项目对外宣传的返利比例较高,不少身边的参与人都出于获取收益的目的投入资金,当事人自身并未意识到这类超出常规金融产品收益的模式存在法律风险,只是将手头的工作当成普通的劳务内容,没有留存任何能证明自己仅从事辅助工作的相关记录。后续项目爆雷,多名集资参与人报案,涉案的核心人员陆续被调查,当事人这一阶段也察觉到事态异常,但没有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说明情况,也没有梳理自己参与工作的具体边界,为后续自身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埋下了隐患。
风险的累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涉众型案件的侦查周期通常较长,办案机关逐步梳理全案的资金流水、参与人员层级,陆续调取所有关联的合同文本、银行交易明细、社保记录等材料,逐步厘清每一名参与人的实际参与程度。随着侦查工作推进,当事人的身份从普通关联人员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最初的讯问过程中,当事人因为对案件整体情况不熟悉,对自己行为的性质认知模糊,没能清晰说明自己在整个项目中的实际地位和具体工作内容,初期的侦查笔录部分内容对其不利,办案机关按照涉案的十亿元总金额认定其参与程度,后续的羁押状态也让当事人很难自行收集整理能佐证自身行为边界的相关线索。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按照查明的事实提起公诉,给出的量刑建议范畴明显不符合当事人实际参与的程度,家属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处理。
安阳刑事律师葛君凤律师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梳理全案的在卷证据材料,首先从多份同案人员的供述笔录里,逐一核对不同人员提到的当事人具体工作内容,确认当事人从来没有参与过项目的决策环节,也没有从中获取高额提成,仅按照固定标准领取普通劳务报酬,符合从犯的法定认定条件。接着葛君凤律师又调取了当事人的社保记录和同期的工作轨迹佐证,进一步固定其日常仅从事辅助性事务的相关事实,把这些零散的证据点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当事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次要。随后葛君凤律师多次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沟通,针对全案的涉案金额拆分对应,指出涉案的10余亿元总金额中,有7亿余元是房产抵押类的特定投资,当事人完全没有接触过这部分业务的对接工作,进一步缩小当事人的实际涉案关联范围。
接下来葛君凤律师主动和当事人家属沟通退赃相关的法律规定,结合当事人实际获取的劳务报酬数额,指导家属筹备对应的退缴款项,在法院审理阶段将12万元违法所得全额退缴至法院指定账户。与此同时,葛君凤律师引导当事人梳理整个参与过程的细节,在庭审前核对全部的讯问笔录,确保当事人在法庭上能够如实供述所有相关事实,自愿签署认罪认罚相关材料,明确知晓认罪的法律后果。庭审过程中,葛君凤律师围绕事前梳理的核心辩护要点,逐一就从犯地位、如实供述、自愿认罪、全额退赃、初犯偶犯这几个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展开陈述,结合全案在案的审计报告、集资参与人证言、同案人员供述等材料,清晰呈现当事人的实际参与程度,没有刻意夸大情节,所有辩护意见都有对应的证据支撑。
随着庭审推进,法庭结合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内容,对案件事实作出全面认定,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全部辩护意见,认定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适用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在案退缴的12万元款项按照法律规定发还给对应集资参与人。这个处理结果既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法律规定,也适配当事人在案件中实际起到的次要作用,当事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遵守相关监督管理规定,正常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没有被收监执行,全案的涉案资产处置工作也按照既定程序继续推进,其他在案人员的处置也同步依据各自的参与程度依法进行,所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挽回事宜也按照资产处置进度逐步推进,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各方的权利义务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妥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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