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属于员工非工作时段猝死且未认定工伤的生命权纠纷,核心难点在于突破“非工伤即无单位赔偿责任”的普遍认知,在死者自身存在基础疾病的多因一果情形下为家属争取合理赔偿。最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企业存在用工过错,判令其承担40%的侵权赔偿责任,既为当事人实现了法定范围内的权益最大化,也为同类未走通工伤路径的用工侵权维权提供了可复用的诉讼思路。
2021年,受雇于某制造企业的维修岗员工赵某,因厂区封闭管理全程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企业执行两班倒12小时工作制,无固定周休息日,员工仅能自行申请事假离岗,且全程未与赵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组织任何入职或年度体检。赵某结束12小时白班返回宿舍休息的凌晨时段突发脑干出血,送医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最终人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赵某的四名近亲属与企业协商赔偿未果,经同行推荐委托杨琴律师代理本案一、二审程序,当事人核心诉求并非追求全额赔偿,而是在避免漫长程序空转的前提下,尽可能拿到合理的赔偿款,填补家庭后续生活缺口。
接手案件后杨琴律师第一时间梳理全案证据,发现本案核心争议集中于三点:一是案涉死亡事件已排除工伤认定路径,能否通过民事侵权主张赔偿;二是企业执行的两班倒12小时工作制是否违反法定工时规定,与赵某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是死者自身患有高血压基础疾病的前提下,过错责任比例如何划分才能符合司法裁判惯例。
团队预判核心风险:若坚持以工伤为核心主张,已过行政复议诉讼期限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无法推翻,当事人维权路径会直接完全落空;即便走侵权路径,企业也大概率会提出“死亡完全是自身疾病导致、已尽到救治义务”的抗辩,要求仅承担极低比例的人道主义补偿。
团队最终确定“锚定客户核心商业目标,设置递进式备位诉请”的整体方案,完全避开已死局的工伤路径,直接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
第一,立案阶段不刻意追求全额赔偿的超高预期,提前向当事人释明多因一果案件的裁判规则,把当事人的预期调整到“争取30%-50%过错责任比例”的合理区间,避免后续程序中出现预期偏差。
第二,庭审中刻意固定企业自认事实,不纠结岗位实际劳动强度高低,直接引用企业自己举证的排班表、员工管理制度,锁定每日工作时长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日8小时上限、长期无周休的违法用工事实,同时补充企业未做入职体检、封闭管理下未尽安全审慎义务的两项过错点,构建完整的过错论证链条。
第三,针对企业上诉提出的“岗位属于待岗性质、超时劳动不成立”抗辩,杨琴律师提交本地同类型生效裁判作为参考,明确指出工时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待岗豁免”例外,结合公开医学常识说明长期超时劳动、睡眠不足是高血压脑干出血的核心诱发因素之一,强化因果关系的论证逻辑。
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企业存在多项用工过错,酌定其承担40%的侵权赔偿责任,扣减企业前期已经先行赔付的款项后,判令企业向四名原告赔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对应款项;二审法院审理后全部驳回企业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目前案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当事人核心商业目标完全实现。
1.并非所有非工伤的员工死亡事件都无法向单位主张赔偿,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过错情形,即便不满足工伤认定要件,死者近亲属仍可通过生命权纠纷主张侵权赔偿;
2.此类多因一果案件无需强行追求100%责任比例,结合案件实际合理锁定责任区间、快速落地拿到赔偿款,才是多数普通当事人的核心商业目标,切忌为了追求极致判决结果无谓拉长诉讼周期;
3.劳动争议领域中,类似劳动者签署的放弃社保承诺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约定,用人单位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自身工伤待遇赔付责任,该裁判规则在本地同类案件中已形成统一裁判尺度。
杨琴律师作为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员,在后续同类关联案件调解中也参照该裁判思路,促成多起纠纷无需进入诉讼程序即可达成各方都可接受的调解方案,既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也减少了司法程序的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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