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涉及行政诉讼怎么处理？-法律知识大全|律图

税收涉及行政诉讼怎么处理？

最新修订 | 2024-02-25

浏览10w+

律图法律咨询

信得过的好律师

咨询我

专家导读税收涉及行政诉讼首先是需要审查是否经过行政复议，因为这类型的案件必须要经过复议前置才能够由人民法院来受理，其次就是需要按照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证据以及事实来进行合理的处理。

一、税收涉及行政诉讼怎么处理?

税收涉及行政诉讼首先是需要审查是否经过行政复议，毕竟这类型案件其实属于复议前置。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征管法》的规定，税务行政诉讼起诉与税务行政复议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况：

(1)必经复议，即未经复议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因征税问题发生争议，行政相对人必须先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否则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2)选择复议，即税务行政相对人既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非因征税问题发生的税务争议均适用选择诉讼。

(3)复议机关终局裁决，即行政相对人在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后，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一般无权作出终局裁决，只有一种情况例外：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国家税务总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相对人只能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复议。对国家税务总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但国务院的裁决是终局裁决。

为防止行政机关办事拖拉、不讲效率，同时也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自法定复议期限届满之日起，无论税务机关是否正在复议，当事人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行政复议的范围是什么？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2)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4)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5)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6)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村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8)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9)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10)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11)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涉及到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必须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税收法律规范来进行，同时如果是因为行政机关所作出的税收的决定引起争议，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在这之后的话，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文章涵盖面广，如需要针对性解答，可立即咨询小助手

咨询助手

24小时在线

立即咨询 >

[律师回复]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３日作出的闵府研（１９９８）２３号关于同意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涉及的对象系企业法人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故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是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具有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王湘衡原为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职工，其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王湘衡不服该批复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为集体企业，该企业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王湘衡认为其是该集体、企业财产的法定共有人之
一，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湘衡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王湘衡以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为企业法人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故企业本身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上诉人王湘衡因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王湘衡认为其系该集体企业财产的法定共有人之
一，依据不足。原审裁定驳回王湘衡起诉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习惯性地将原告的范围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范围内，即行政行为相对人。２０００年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这一习惯性的理解作出纠正，指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条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行政诉讼案件原告既包括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包括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非行政行为相对人。然而，对于后一类原告的主体资格如何确定，在理论和司法界皆有争议。本案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一、什么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一个专门的法律用语，在诉讼法中往往用于第三人的资格问题，反映在行政诉讼中，实际是对特殊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同。这种利害关系有两重含义：
第
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存在实际影响。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包括有利的关系和不利的关系，但其必须是已经或者必然要形成的关系。《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包括“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实质上，该条将可诉的行为界定为“产生实际影响”。因为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非法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义务的不利影响，如果某一行政行为没有产生或将不会产生实际的影响，诉讼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
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以权利义务为基础。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设定以兼顾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为目的，因此，有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有利于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是确认“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前提条件。实践中，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纠正行政机关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出发，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已经突破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资格限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非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形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是具有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包括权利关系和义务关系，其产生主要基于两种情况：一是由行政管理相对人受到了具体行政行为不利处分的消极影响，从而产生影响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由行政管理相对方受到了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处分的积极影响，从而产生影响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归结起来，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可以表现为：
１．作为具体行政行为针对事件一方当事人的非行政管理相对人，因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有利处分”或“不利处分”过当或不足，直接影响对其权利的保护。如甲无故殴打乙，后公安部门对甲处以罚款，而乙认为，该处罚过轻，自身权益未受到充分保障，经复议，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此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乙有行政诉讼意义上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受理乙的起诉。
２．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管理相对方获得某种权利和资格，或免除其某项义务，致使与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事件有密切联系的非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如：行政许可中的许可争议人因行政许可而认为自己权益受损；行政征收、行政征用案件中对征收、征用行为主张权利的案外人认为自己才是权利人；行政确权案外人认为被确认为他人权利的该权利应为自己享有等。这些因具体行政行为使得非相对人的权利受侵害而产生的利害关系也属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３．行政主体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剥夺行政管理相对方已有的某种权利，或使其承担某种义务，致使与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事件有密切联系的非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受到直接影响。如：强制性补偿、赔偿裁决案中的受补偿方认为补偿或赔偿的数额欠合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处罚行为的利益波及人认为，因具体行政行为使自己承担了某项不应承担的义务或该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到自身权利的行使等，向司法追求救济的，也可认为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
行政诉讼主体是否具有主体资格决定了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方式。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
一，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闵府研（１９９８）２３号关于同意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该具体行政行为对应的一方是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而原告作为该厂职工，工厂的转制与其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由转制而带来的工厂内部调整、利益再分配不属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是引起这些情况发生的必然原因，因此原告即使因转制改变了原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也不能由此推断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必然产生实际影响。
此外，王湘衡作为原上海市锋利电动工具厂职工（在本案诉讼前被企业辞退），认为区政府的批复处分了属于全体职工所有的集体财产，侵犯了职工的财产权。法院在审查中也注意到该批复涉及的财产内容。但从了解掌握的情况得知，该企业投资主体为区工业联合社和市工业联合社，且历年有所追加投入资金。改制时审计的企业资产总额低于投入资产金额。既没有反映出包括王湘衡在内的职工个人资本投入，也不存在其所称的劳动积累形成的资产。因此，不能认定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
二，《解释》对非国有企业行政案件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定。退一步说，如果法院认定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否原告就享有主体资格呢？答案是否定的。
《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对涉及非国有企业的形态的行政诉讼，《解释》明确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是企业和法定代表人，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解释》并未赋予企业职工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也可理解为是对诉讼主体的一种限定。之所以有这种限定，也是从尊重企业的角度出发。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企业的重大事项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经审查，本案企业改制在程序上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反映了广大职工的真实意思，王湘衡反对这一改制方案，仅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其他职工意愿，不能在此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税收涉及行政诉讼怎么处理？

拓展阅读

大家也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