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捕不诉为什么那么难？

1. 不捕不诉案件的基本情况先来看高检院公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不捕不诉的情况。

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不捕率为30.6%，同比增加7.8个百分点，不起诉率15.5%，同比增加2.4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为44.2%，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数据的背后，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功效的逐步显现。

整体看，不捕不诉率虽然有所提升，但提升缓慢，30.6%的不捕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15.5%的不诉率，提升空间更大。

我们看，不诉率只提升了2.4个百分点，不及不捕率提升的三分之一。

原因主要在于，不捕之后，只要起诉到法院，判了实刑，还是可以收监的，但是如果不诉了，万一案子出现其他情况，比如犯罪嫌疑人犯新罪等，就面临错误不起诉的困境，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可以不起诉的案子，检察官的一般原则是，能诉的就诉。

2. 适用不捕不诉慎押的案件范围最高检苗生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从政策定位和案件特点出发，实践中以下几类案件应成为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

一是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刑案件;

二是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系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

三是认罪认罚，没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四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学生、重大科研项目关键岗位的科研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企业经营者等。

结合适用范围，再来看一组数字：

我国判处3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的53.9%升至的76.8%，再到的77.4%。

结合15.5%的不起诉率，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轻刑案件都做了逮捕决定，诉到了法院，并且也做了有罪判决。

也就是说，实务中77%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轻刑案件，除特殊情况外，理论上都可以不捕，但至少40%以上的案子还是做了逮捕决定，高逮捕率的结果自然是高起诉率。

3. 不捕不诉难的原因一边是“不捕慎诉慎押”政策的推广，一边是不捕和不诉率的尴尬场景，而且这种尴尬局面短期看，并不会明显改观，原因如下：

(1)重刑思维抬头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兜底条款被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重刑思维越来越多的运用在生活中。

当出现新情况时，不是先让子弹飞一会儿，而是着急忙慌的“刑事他”。

这种思维推动下，公安民警和检察干警很难把“不捕慎诉慎押政策”入脑入心，也很难放开手脚。

(2)“谦抑性原则”失守刑法是社会最后的防线，保持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品格，只有穷尽了所有手段，还不能很好解决矛盾，并且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刑事程序。

但是，目前谦抑性越来越少被提及。

笔者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讨论经济犯罪案件，大家常常会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谦抑性——能不入罪就不罪。

但是，现在，积极刑法已经形成共识，逮捕、起诉、有罪判决，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3)标准不明，权责不一被案子喂养的检察官，办案能力毋容置疑，但是为什么他们轻易不做不捕、不诉决定?

虽然有明确的“不捕不诉慎押”政策，提出了适用的重点案件类型，但是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也没有对依刑事政策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责关系进一步明确。

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到底什么案件不捕，尤其是不诉才是合适的;

如果做了不捕、不诉决定，犯罪嫌疑人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等，是否对不捕不诉案子就认定为错案?

是否要对承办检察官追责?

如果是，他们还有动力不捕不诉吗?

(4)过于严格的考核制度一方面想降低居高不下的逮捕率和起诉率，另一方面又对检察官不放心，怕他们乱用不捕不诉之权，不信任的结果就是，考核制度与刑事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不捕不诉案件向来是评查和考核的重点，而且还会被反复考评、多次考评，多级别考评。

作为普通的检察官，在严格到让人望而生畏的考核面前，首选当然是一捕了之，一诉了之。

笔者了解到，有检察官因为一个案子做了不起诉决定，被反复调查数月之久，反复做说明，反复讲道理，反反复复向不同级别不同单位的调查组，证明自己的清白，久而久之，抑郁了。

一项好政策的出台，需要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标准，更需要与之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否则，只能是曲高和寡无人应，无法落地，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