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构成索贿的辩护意见书的内容有哪些?

[律师回复] 首先，认真查阅案卷，熟悉案情。为了受贿罪无罪辩护成功律师护首先要查阅案卷，了解案情，这是无罪辩护前提，一定要认真细致。针对复杂的案情，堆积如山的卷案材料律师都必须认认真真地阅读，可以先粗看一遍，找出重点和疑点，然后摘抄或复印，必要时可列一览表对言词证据进行比较。其次，认真查阅相关法律依据，找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看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包括：是否具备《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情形，“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情形；“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情形；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情形，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情形；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情形，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情形。　　再次，收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证据：（1）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2）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3）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　　另外，被害人、证人翻供时，不要冒然进行无罪辩护。律师遇到被害人、证人翻供的情景，最好申请法院或者检察院调取证据，如果申请不能成功，最好申请被害人或者证人当庭出证。有这样一个强奸案件，被告人的家人通过贿买利诱事先说通了被害人，被害人改口称与被告人是恋爱关系，只是一时之气将被告人告了。律师经法官同意进行了调查取证，取得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当庭作了无罪辩护。但是在法庭下面，控方开始传唤被害人到宾馆，被害人遂倒出实情。后辩护律师因为涉嫌律师妨害作证罪被拘留。　　最后，一旦律师决定了作无罪辩护，就要敢于坚持。一些案件，由于被告人已经长期羁押，若无罪释放，被告人将来会要求国家赔偿，如果被告人及其家人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那么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及其家人往往会妥协，然后迫使律师放弃无罪辩护。此时律师要敢于坚持。

[律师回复] 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被告人周某的辩护人参与诉讼，通过会见、阅卷及法庭调查，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不持异议。但被告有如下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一，被告人周某有自首情节。　　1、被告人周某于2009年到北京某公安局的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根据某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到案情况说明”。可以知道，被告人周某是在其母亲和民警的通知下，没有反抗逃跑拒绝阻碍等行为，而是直接去的公安局。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2、被告人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与周某其后的供述以及被害人武某的陈述，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吻合，即被告人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已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周某应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周某的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1、被告人周某在犯罪前与被害人认识。　　被告人周某与其他人是在被害人家里玩牌后才去的洗浴中心。在洗浴中心打牌时才偶然发生犯罪的。这有被害人武某的陈述等证据证明。　　2、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只是实施了胁迫行为。　　强制猥亵妇女是采用暴力、胁迫还是其他方法，这也关系到对被告人量刑的轻重。所谓暴力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堵嘴、掐脖子等方法使妇女不能反抗。所谓胁迫是指对被害妇女采取威胁、恐吓等方法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反抗。如杀害、揭发隐私等。　　本案中，被告人的供述及被害人的陈述均证明被告人没有使用暴力，而只是以“不同意就强奸你”的语言相威胁。　　3、被告人在犯罪后与被害人仍有一定的相处，联系。　　犯罪后，因深夜门锁，被告人与被害人没有离开洗浴中心，两人在洗浴中心同一间屋里同一张床上睡到天亮，期间相安无事，被告人没有再次强制猥亵被害人。　　三、被告人年龄尚小，正值青春期，且是偶犯，初犯。　　被告人虽已成年，但年龄尚小，正值青春期，其不健康的性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对青少年性教育的不足与缺陷。被告人这次犯罪并无预谋，没有前科，是初次犯罪。　　四，被告人有检举他人违法犯罪的情节。　　被告人在本案侦查阶段就举报郑某涉嫌强奸一案，并提供了被害人及相关证人的身份住址等情况。对被告人有利的这些证据司法机关应当查明。据目前辩护人了解到的情况，尚无“不能查证属实”的信息反馈。为打击犯罪鼓励检举他人犯罪，恳请贵院对被告人的检举郑某的犯罪情节核实。　　综上所述，被告人周某虽然构成犯罪，但有以上从轻减轻情节。恳请贵院以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周某做出较轻的量刑。

[律师回复]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