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罪认定标准是如何的

[律师回复] 1、发生在公共场所；
2、所窃取的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之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是因为发生在公共场所社会危害性大。由于公共场所的开放性和人员的不特定性，扒窃他人财物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外，更使公民感到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身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现实支配的一种。因此，“随身携带”应以人身依附性或人身控制性为必要。
3、罪与非罪的认定扒窃入刑实际是为了加强对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而规定的，兼有保护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目的，但该罪本质仍然是盗窃罪。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不仅要有盗窃行为，还要有盗窃的实际损害结果。

[律师回复] 1、发生在公共场所；
2、所窃取的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之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是因为发生在公共场所社会危害性大。由于公共场所的开放性和人员的不特定性，扒窃他人财物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外，更使公民感到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身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现实支配的一种。因此，“随身携带”应以人身依附性或人身控制性为必要。
3、罪与非罪的认定扒窃入刑实际是为了加强对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而规定的，兼有保护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目的，但该罪本质仍然是盗窃罪。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不仅要有盗窃行为，还要有盗窃的实际损害结果。

[律师回复] 1、发生在公共场所；
2、所窃取的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之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是因为发生在公共场所社会危害性大。由于公共场所的开放性和人员的不特定性，扒窃他人财物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外，更使公民感到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身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现实支配的一种。因此，“随身携带”应以人身依附性或人身控制性为必要。
3、罪与非罪的认定扒窃入刑实际是为了加强对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而规定的，兼有保护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目的，但该罪本质仍然是盗窃罪。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不仅要有盗窃行为，还要有盗窃的实际损害结果。

[律师回复] 所谓扒窃行为，一般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秘密窃取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广场等公用建筑及公用场所设施；二是秘密窃取的对象通常为被害人贴身放置的财物，如餐厅顾客放在座位上的包袋内财物，或是挂在座位椅背上的衣服口袋内的财物。如果行为人趁顾客短暂离开座位时行窃，或是窃取乘客放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等非贴身位置的财物，一般可认定为普通盗窃行为
只要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共场所，以非暴力手段作用于他人财物，取走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扒窃”，而没有对工具有特别要求。
另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可见，如携带凶器扒窃，不论数额就构成盗窃罪。
简单地说，作案工具与定罪没有关系，都是犯罪，但是对判刑轻重有影响

[律师回复] 扒窃入刑实际是为了加强对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而规定的，兼有保护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目的，但该罪本质仍然是盗窃罪。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不仅要有盗窃行为，还要有盗窃的实际损害结果。所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关于扒窃的规定同样遵循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指导扒窃行为是否构罪的重要标准。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扒窃案件时，应针对扒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等特点，对扒窃行为的质与量作出统一的评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车站扒窃偷得70元，扒窃如何认定罪行？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车站扒窃偷得70元男子贺某于2012年11月2日，在火车站候车室检票口处，趁大家忙着进站检票之际，从一位七旬老人裤兜中偷走一沓钱（共70元）。贺某没有想到，其行窃的过程被正在执勤的公安人员发现，贺某刚刚得手便被抓获。在证据面前，贺某承认了扒窃一事。扒窃如何认定罪行北京铁路运输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贺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在公共场所扒窃旅客钱财，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遂作出判决：被告人贺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贺某认为一审判决刑罚过重，提起上诉。北京铁路运输中级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在二审审理期间，法官释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的规定，扒窃的行为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是不以数额进行衡量的，只要实施了该种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最终，贺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自愿撤回上诉。北京铁路运输中级同意了其撤诉请求。

[律师回复] 只要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共场所，以非暴力手段作用于他人财物，取走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扒窃”，而没有对工具有特别要求。
另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1、认定为扒窃，应当是是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行为人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

[律师回复] 1、认定为扒窃，应当是是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行为人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

[律师回复] 在行为人实施扒窃时，除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在犯罪之前起到了教唆行为人扒窃或在行为人扒窃的过程中起了提供工具、望风等作用的，认定为扒窃罪的帮助犯。
　　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它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第
一、各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
　　第
二、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按照共同犯罪的分工，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四种方式，即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
　　第
三、共同实施的犯罪是结果犯时，在发生犯罪结果的情况下，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律师回复] 扒窃的，无论数额多少，均构成犯罪，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　　附：《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律师回复] 扒窃未遂不承认自己扒窃，还会不会被判刑？扒窃未遂取保候审后还会判刑的。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

[律师回复] 扒窃入刑实际是为了加强对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而规定的，兼有保护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目的，但该罪本质仍然是盗窃罪。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不仅要有盗窃行为，还要有盗窃的实际损害结果。所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关于扒窃的规定同样遵循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指导扒窃行为是否构罪的重要标准。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扒窃案件时，应针对扒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等特点，对扒窃行为的质与量作出统一的评定。

[律师回复] 扒窃分子作案目的是为了窃取他人贴身财物。在大庭广众中扒窃别人贴身衣服是有风险的，因此扒窃分子既要扒窃，又要防止作案暴露。为防暴露，就要使用各种有利于掏兜而不容易被察觉的方法作掩护。扒窃行为一般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扒窃行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中
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条文中虽然明确在“扒窃”前以“在公共场所”作为定语，这并非是指“扒窃”只能是在作“在公共场所”之中，而是仅仅起到强调的作用，属于刑法中的“注意规定”。这一注意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扒窃”用语的理解。从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出发，应该认为是扒窃在公共场所中实施的。
公共场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完全避免的场所，具有人员的高流动性、高密集性、陌生性等特征，为扒窃行为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空间环境。一旦在公共场所发生了扒窃案件，不仅会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还使不特定民众在看到并感知后，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如果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的条件，扒窃行为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2)扒窃行为窃取的是他人贴身携带的财物
携带是“指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现实上的支配才可称之为“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贴身携带的财物”应具有随时支配的可能性，否则扒窃与普通盗窃就没有区别。
随身携带的财物包括很多种，被害人贴身穿着、佩戴或者拎在手上的财物毫无疑问属于随身携带的财物。类型上既包括贴身存放于衣裤口袋的财物、随身携带的挎包中的财物，同时也包括放置于目光可及的财物。

[律师回复] 扒窃的证据要求是扒窃案与其他盗窃案件相比,具有作案时间短、现场痕迹少、手段比较隐蔽等特点,因此,其定案证据主要依靠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律师回复] 如果是秘密窃取，属于扒窃。如果是强行拿走，可能涉嫌抢夺罪或者抢劫罪。于司法解释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应不仅限于被害人带在身上与其有直接身体接触的财物,其还应包括虽未依附于被害人身体,但置于被害人身边,被害人可用身体随时直接触摸、检查的财物。因为一方面扒窃入刑,考虑的是其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还很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犯罪嫌疑人窃取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被害人极有可能会发现后及时反抗,与犯罪嫌疑人产生肢体上的接触甚至是搏斗,而窃取被害人放置于身边,可随时直接触摸、检查的财物与窃取被害人带在身上的财物一样,可能造成公民社会安全感的缺失,容易造成公众恐慌,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将这种行为入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扒窃者,增强民众安全感。另一方面这种居中的解释因合理限制了贴身财物的范围使得扒窃性盗窃罪的滥用得以避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律师回复]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律师回复] 根据犯罪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可以把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所谓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要件的行为，并且自认为已经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未遂形态。例如：行为人持枪向被害人射击，被害人应声倒地，行为人误认为被害人已经中弹死亡，持枪逃离犯罪现场，实际被害人可能只是受了轻伤。
2、根据犯罪行为实际能否达到既遂为标准，可以把犯罪未遂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

[律师回复] 扒窃是盗窃罪的一种严重情节，无论数额多少都可以构成盗窃罪，只不过因为未遂可以在最后量刑时适度从轻。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第4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一是犯罪对象面临的潜在人身危险性。盗窃对象为“随身携带的财物”是扒窃与普通盗窃的明显区别，而准确认定“随身携带的财物”是否同时会危及犯罪对象的人身安全又是区分普通盗窃与扒窃的关键。实践中，“随身说、贴身说、近身说”三种观点，均是对“随身携带的财物”的一种空间限制，而认定扒窃含义中的“随身携带的财物”主要应考虑对犯罪对象造成潜在的人身危险性。理由有三：一是符合文义解释。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俗称“掏兜”。按照文义解释，也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二是符合扒窃入罪的立法本意。扒窃行为不仅侵犯了犯罪对象的财产权利，同时对其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危险。三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普通盗窃与扒窃应有明显的区分，如被害人骑一自行车，带有一挎包，不能以挎包所在的位置去区分窃取行为是属扒窃还是盗窃。挎包挎在身上，行为人盗窃属扒窃不容置疑；如挎包放在前篓内，“随身说”“贴身说”认为属扒窃，“近身说”则不认为是扒窃；如挎包放在后车篓内，“随身说”认为属扒窃，“贴身说”“近身说”则不认为是扒窃。对此，应以挎包与被害人的紧密程度来分析窃取行为是否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伤害。如挎包挂在自行车上，或者放在加有盖子的自行车前篓内，或者紧挨着被害人放置，虽未挎在身上，但容易被被害人发觉，且发觉后可能会产生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后果，应认定为扒窃。
二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主要特征之一。扒窃行为入罪，应充分考虑行为情节，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理由有三：一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行为应与其所受刑罚相一致。如犯罪行为未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属临时起意，不是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目标等情形的，应充分考虑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二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考虑犯罪情节，有扒窃行为即追究刑事责任，则会导致随意扩大“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范围，人为地将一些不应受到刑罚惩处的行为纳入犯罪行列，出现扒窃案件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遍现象，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三是符合刑法总则、分则的统一性。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在适用刑法分则认定犯罪时，应充分考虑刑法总则的普遍性、原则性规定。所以，在认定扒窃行为时，应充分考虑刑法总则相关的原则性规定。
三是犯罪主体自身的社会危险性。社会危险性是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必备条件，在此将其作为认定扒窃的考量因素，理由有三：一是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行为人因饥饿、急需小额金钱等特殊原因而随机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较小数额财物的，应充分考虑其犯罪目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综合分析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符合轻缓刑刑事政策精神。对于初犯、偶犯、临时起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与惯窃、有盗窃犯罪前科、有准备地到公共场所见到他人口袋内手机、钱物而跟随窃取区别对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三是符合刑法总则犯罪未遂的原则性规定。扒窃犯罪属行为犯，存在既遂、未遂形态，而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区分既未遂的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按照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解读两高解释，不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或者不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不应当定罪入刑。其他严重情节应结合行为人犯罪手段如徒手或者使用作案工具，行为结果是否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或者严重影响生活、经营，是否严重威胁到被害人人身安全等，综合评定犯罪主体自身的社会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