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销售假药罪无罪辩护词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律师回复] 宫××涉嫌制造、销售假药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制造、销售假药罪一案被告人宫××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现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注意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宫××犯制造、销售假药罪，原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宫××采取强制措施时，宫××涉嫌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辩护人还注意到，在昨天的庭审调查当中，包括庭审调查以前，审判长征求宫××对起诉书的意见时，宫××认罪，承认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委托代为加工的是药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确实是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但是，其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还需要结合宫××所涉嫌的罪名的法定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主观故意
　　
1、对被告人宫××不利的几份言辞证据
　　尽管宫××自己承认接受委托加工的是药品，但是，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不能仅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应当结合全案的证据来进行分析。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对被告人宫××不利的证据，一是被告人于金勇的供述，二是被告人王晓春的供述，三是郭焕洲的证言，但是，于金勇的供述和王晓春的供述之间，以及于金勇的供述和郭焕洲的证言之间均存在许多矛盾，互相不能印证，无法证明他们当时已经告诉过宫××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具体而言：
（1）证人郭焕洲称他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心可舒药片时，宫××问他提供的药品配方是不是治疗心血管病的，但这些都只是郭焕洲单方面的说法，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2）郭焕洲称他和于金勇一起去淄博找宫××时，宫××问他们是不是要生产心可舒颗粒，于金勇也曾告诉宫×ד我们想自己生产心可舒”，但对此于金勇未予证实，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3）被告人于金勇当庭供述郭焕洲自己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药片回来后，郭焕洲曾告诉过自己他已经明确告知宫××要求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但辩护人认为，即使于金勇的供述属实，也只是一份传来证据，证明力有限，况且郭焕洲本人并未证实他从淄博回来后曾这样告诉过于金勇。
（4）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郭焕洲去淄博与宫××商谈，提及加工价格时于金勇曾告诉宫××中药厂的生产成本不到2元钱一盒带包装，以及宫××曾答应连包装一块给弄着，郭焕洲未证实，宫××未供述。
（5）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们提供给宫××的产品配方、工艺上写有“心可舒”字样，经审理查证不属实。
（6）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王晓春去淄博××找宫××交定金和拉药片时，宫××曾拿出一些他们厂生产的心可舒胶囊和心可舒片给他们看，但是，第
一，淄博××从未生产过这些产品。第
二，王晓春未证实上述事实，宫××也未供述。
（7）于金勇供称他和王晓春曾经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片的药品检验报告，侦查阶段于金勇供述药品检验报告是王晓春通过伟力药业原同事搞到的，被告人王晓春否认，称自己不清楚检验报告的来源，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于金勇不能说清检验报告的来源，而王晓春供述自己并没有见到于金勇给宫××传真过检验报告，也没有同于金勇一起传真过检验报告。同时，结合××制药质检科科长李俊田的证言，证实产品检验是依据片剂通用标准进行的，这与宫××的供述相符，因此，于金勇等人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检验报告的事实不能认定。
　　
2、关于宫××在受委托加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关于宫××在组织加工过程中收取加工费没有为于金勇打收条，或打了收条未签名，没有办理委托加工审批手续、没有保存检验记录、工序传递卡等事实，仅能证明业务操作上的不规范，有违规行为，由此不能必然得出宫××明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或其他药品的结论。
　　
3、关于宫××能否通过郭焕洲、于金勇提供的配方工艺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
　　辩护人认为，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宫××未必能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品：
（1）配方工艺上未写明产品名称。
（2）郭焕洲、于金勇联系加工时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
（3）根据卫生部规定，配方当中的五种中药材均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或“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事实上，保健食品当中是可以含有中药材的，而且绝大多数保健食品当中都含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限于无毒副作用的中药材，也就是卫生部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说，中药材不仅可以用来制药，也可以用来制造保健食品，叫做“含药保健食品”。因此从配方原料本身不能区分委托加工品种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4）虽然他人曾借用××制药名义和资质向国家药审部门上报过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两个品种，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宫××能够判断受委托加工的产品配方工艺属于心可舒，理由是，
一、以××制药名义申报的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在山楂的提取工艺上都和卫生部、山东省药品标准规定一致，即将山楂用乙醇浸泡后全部提取其有效成份入药，而于金勇、郭焕洲等人提供给宫××的产品制作工艺，在山楂提取工艺上是三分之一的山楂粉碎后直接入药，未经乙醇浸泡和提取。熟悉中药制作的人都知道，制作工艺常常是决定药品实质区别的一个因素。同样的原料和配方，在不同的制作工艺条件下，可以造出不同的两种药品，也可以造出保健品。前者如药典中记载的以穿心莲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三种不同的制作工艺下，可以分别生产出“穿心莲片”、“炎得平片”、“穿心莲内酯片”三个不同的中药品种，后者如以螺旋藻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不同的生产工艺下，可以生产出作为药品的“螺旋藻胶囊”，也可以生产出作为保健食品的“螺旋藻片”，因此，在制作工艺不同的情况下，单纯配方相同不是区分药品品种，也不是区分药品和保健品的可靠依据，宫××尽管是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制药工程师，从这个对山楂不是提取而是粉碎的工艺当中无法识别这就是心可舒药片的制作工艺。
二、虽然这两个品种的配方与心可舒片大体相同，但毕竟这两个上报品种××和宫××并未参与研制，只是在产品研制成功后，宫××作为××的总工程师在有关申报材料上签字，而且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在此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药业以同样方式上报的品种达40多个，在这种情况下，事隔一年多之后，在郭焕洲、于金勇等人来联系加工时，要求宫××还能记住其中某个曾经上报品种的配方，确系强人所难，也是不合情理的。[page]
（5）配方工艺上虽写有“主治”、“处方”等字样，但如此表述并不必然证明委托加工的是药品。因为在2001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的保健品市场管理相当混乱，许多保健品，比如曾名动一时的“三株口服液”、“三株赋新康”等，虽然都是食品卫生批号，但都在其产品包装、广告媒体上公然进行治疗功效宣传，“三株口服液”宣称其对肠胃疾病有治疗效果，“三株赋新康”宣称其对各种癌症有辅助治疗作用。这种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后一段时间才得到有效遏制，随着国家对保健品市场整治力度的加大，到2006年至2007年本案发生时，保健食品在其产品包装上公然宣传疗效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了，但不能排除此前的一些有疗效描述的保健品配方工艺资料流传下来。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委托方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的情况下，存在于配方工艺资料上的“主治”、“处方”等字眼不足以使宫××作出委托加工产品系药品的判断。
　　
4、××制药张惠玲、黄丽、李俊田等证人证言，以及辩护人从淄博××药业财务部调取的现金收入帐，均可证明被告人宫××接受的是一笔保健品外加工业务。
　　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不能应当认定被告人宫××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故意。
（二）涉案产品不符合“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危险犯，生产、销售的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一个客观标准，如何掌握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明确规定，即：“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治疗的；
（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治疗的；
（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从《解释》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界定采用的是实质危害标准。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这些药品，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拟制的“假药”，即“以假药论”的药品，这种药不一定能危害人体健康，更不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相反，根据国家认可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宫××受委托加工的这批药品是合格的，各项检验指标都符合国家药品检验标准的规定，不存在危及人体健康的因素。同时，根据《解释》的规定，生产、销售的假药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出具鉴定结论，本案当中，侦查和公诉机关都没有委托法律规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现在无法做出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论。至于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当中所强调的心可舒是在狐狸场包装的事实，因为宫××并未参与包装，对产品其他被告人如何包装、在何处包装宫××无法预见也无法决定，当然不能由宫××承担责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这批药品符合刑法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故意
　　这一部分的事实和理由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基本一致，不再重复。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辩护人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就是要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决定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四种行为方式，分别是“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好”、“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根据《解释》的明确界定，所谓“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所谓“以假充好”，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所谓“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所谓“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为：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从“两高”的《解释》结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这里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实质上的假、劣产品，而不是法律拟制的假、劣产品，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心可舒药经检验，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检验标准，不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当中的任何一种。
（三）被告人宫××的“销售金额”难以计算
　　被告人宫××在本案生产假药的过程当中，只是参与了一部分行为，也就是把中药材按照配方工艺制成了药片。当宫××的行为结束的时候，这个药是什么药，将流向何处，宫××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宫××是接受委托加工心可舒片，而不是自己生产出心可舒片后销售给其他被告人，只有当本案的其他被告人将宫××加工的产品特定化，即进行包装，标明了品名、商标、功能主治、生产日期、批准文号、用法用量这些内容之后，它才是作为商品的心可舒片，扰乱药品市场，损害山东沃华医药的商业信誉和商业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在什么地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本案当中就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宫××只是接受委托加工产品，赚取的是加工费，加工完后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将产品交给本案的其他被告人，所以，如果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宫××的刑事责任，宫××的销售金额是难以计算的，这也是对其行为不能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理由。[page]
　　总之，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既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律师回复] 客体方面
侵犯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又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权利。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证、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对药品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建立了一套保证药品质量、增进药品疗效、保障用药安全的完整管理制度。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构成对国家关于药品管理制度的侵犯，并同时危害到公众的身体健康。
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的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违反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及为贯彻该法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上述法律和法规中就药品成分、药品标准、药品生产工艺规程、药品经营条件、药品监督等药品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141条2款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生产假药的行为表现为一切制造、加工、采集、收集假药的活动，销售假药的行为是指一切有偿提供假药的行为。生产、销售假药是两种行为，可以分别实施，也可以既生产假药又销售假药，同时存在两种行为。按照法律关于本罪的客观行为规定，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的即符合该罪的客观要求。如果行为人同时具有上述两种行为，仍视为一个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实行数罪并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即符合本罪成立的法定结果，这说明本罪在犯罪形态上属危险犯。而生产、销售假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则属结果加重犯，对其处以较重的刑罚。
主体方面
犯罪主体为个人和单位，表现为假药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两类人。生产者即药品的制造、加工、采集、收集者，销售者即药品的有偿提供者。
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是出于营利的目的。当然，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出于营利目的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主要表现为有意制造假药，即认识到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而对此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在销售领域内必须具有明知是假药而售卖的心理状态，对不知道是假药而销售的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接受犯罪嫌疑人李四凤直系亲属的委托和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作为李四凤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认真查看了关于本案的相关卷宗材料和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以及公诉机关的起诉书，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辩护人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恳请法庭能够酌情予以采纳。
一、检方所出示的据以起诉的笔迹检验鉴定文书以及所谓的记录本和账目根本无法证实被告人从事了涉案产品的销售行为。因为从作为检材的书证中所反映出的内容不具体，不确切，从里面的文字信息所反映的内容辩护人认为甚至无法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所形成的时间、代表的内容、根本也无法证实被告人从事了相关的行为，即便上述文字是由被告人所书写，那么这些文字记录记载于哪一年呢？被告人是否已经将上述文字中能够认定为“数量”的产品销售出去或者是经他人之手销售出去了呢？她所“销售”的又是什么产品呢？她所“销售”的产品购买者是谁是否已经收到了该产品呢？这些产品的价格和销售金额是多少呢？显然这些据以定罪和量刑的关键问题检方通过上述证据均无法予以证实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二条之相关规定内容，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也应当在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才可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根据该法第五十三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之第六十六条相关内容，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并且对证据的审查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显然检方所出示的该部分证据根本无法满足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该案件的时候也没有做到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鉴于检方所提供的该部分证据在证明李四凤是否从事了销售伪劣产品、产品的名称、数量、金额、购买者是谁以及文字形成的具体时间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予以证实，因此辩护人认为对该部分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仅仅凭借李四凤书写了上述的文字就片面的认为其从事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行为并据此予以定罪量刑，显然也是与“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相违背的，以上观点恳求法庭酌情采纳。
二、本案中其他涉嫌犯罪的人员均当庭承认没有和李四凤进行过接触，他们从未相识也从未谋面，从该客观事实上我们也完全可以断定，李四凤并未从事过相关伪劣产品的销售行为，这一事实在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中也完全可以得到确认，其中在许彩霞的询问笔录和许得朝的讯问笔录中，上述二人也明确表示了李四凤在家什么也不干，其在家里就是看孩子。除此之外，在该案的卷宗里面再无证据能够直接指向并证明李四凤从事了犯罪行为。
三、恳请法庭在对李四凤的行为进行确认的时候充分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理念。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罚当其罪，有罪的人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本无可厚非，但根据个案的不同犯罪嫌疑人也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当获得保护，在本案中不能因为李四凤仅仅可能从事了与涉案有关的行为即认定为共同犯罪行为并施以重罪，这种做法是与刑法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辩护人认为，即使是李四凤在不知的情况下帮助记录了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文字信息也不宜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因为仅从该行为本身并不能够认定为具备了销售伪劣产品罪中所要求的主观故意和明知的构成要件，其所从事的行为没有任何严重情节更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因此法庭对其行为采取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处理还是适当的，况且从案发至今李四凤已经在看守所被采取强制措施长达将近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她已经对其过错行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如果再施以重刑，则与公平原则相违背。
四、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李四凤的行为也不能够以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进行论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在本案中李四凤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即便其从事了一些文字记录行为，该行为显然也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中所按共犯论处的行为。据此辩护人认为李四凤的行为也不能够以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进行论处。
五、李四凤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从未参加过工作，多年来一直维持家务照看孩子，刚照顾完两个子女长大成人由于客观原因又要担负起照顾幼小的两个孙女的生活，很少与外界社会沟通，也从未有过前科劣迹，案发被采取强制措施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其无论是从人身自由还是精神状态方面都无法得到适应转变，长期的失眠和记忆的损害使其苦不堪言，对从小依赖其成长的两个幼小孙女的思念更是与日俱增，在辩护人与其会见的时候她也坦言，虽然自己不认为所从事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但如果公正的法律判其有罪也会坦然接受。据此辩护人认为，鉴于李四凤已经端正了态度并为其行为付出了沉痛代价，请法庭能够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对李四凤的行为予以公平、公正的认定。
综上，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并没有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李四凤从事了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也没有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予以查清，直到目前检方在法庭上所出示的物证和书证均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以及证明李四凤有罪，也没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因此，请求法庭对李四凤做出无罪判决。

辩护人：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
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
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非法销售假药罪涉案金额辩护词如下，就全案而言,通过我们对三个辩护意见的具体论述与分析,可以说明 控方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生产的阿罗格变应原产品是应按药品管理 的变应原制品, 也就根本不能证明某公司有生产、 销售假药的行为。 因此, 某公司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而被告人张某也不作为某公司的主管人 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通过我们对控方提交的证据材 料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论证,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控 方既没有提交生产、销售假药刑事案件所必须的省级以上药品检验机构出 具的鉴定意见和检验报告,也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某公司生产、销售 阿罗格变应原是为了让医院点刺方式使用来诊断变态反应性疾病,更没有 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阿罗格变应原产品是应按药品管理的变应原制品。也 就是说,本案证据严重不足,无法定罪。

[律师回复]
一、被告人王某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王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应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归案后，能够主动、如实的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包括药品的采购地（印度）、进货价、销售价及获利额。
被告人王某的销售对象分散，如果没有他如实供述自己与‘顺丰速递’的代收货款的事实，公安机关也不能短时间内详实掌握王某的销售数量。
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王某也如实供述，这也说明了他有一定的悔罪表现。
三、被告人王某属于初犯、偶犯，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四、被告人王某退赃24，000元，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王某愿意缴纳罚金；
六、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请求合议庭酌情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第四十八的规定，假药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假药’：就是“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或者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的”。
而另一种假药就是本案的‘以假药论’：是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而销售的；
辩护人认为：第一种假药，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延误治疗时机，与图财害命没有什么区别。
而本案被告人王某所销售的‘易瑞沙’，是印度生产的正规药品，是专门针对肺癌的特效靶向药。
而目前在中国，药监部门批准销售的靶向抗癌药，在市面正规渠道售价比被告人王某销售贵出10倍。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未将靶向用药列入医保范畴。这样就导致身患肺癌的患者，要想活命，就得自费购买‘易瑞沙’治疗。但是用了这种药就不能停（易瑞沙等药物一旦停用，就会让癌细胞对靶向药物产生抗药性）。当钱花完了，病还得治，怎么办卖房子卖地、周围所有的人都借遍了，还是没有钱只能是望药兴叹，坐着等死！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曾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的同意，特指派我为被告人曾华的辩护人，经过庭前仔细阅卷、会见被告人和参加今天的法庭审理，下面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
一、对于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检察院平检诉刑诉〔2011〕193号《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曾华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辩护人不存在异议。
第
二、被告人曾某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情节，本辩护人发表如下七点辩护意见。
1.被告人曾某系初犯，并非惯犯。
被告人曾某系初犯，之前无任何刑事犯罪记录。一个还不满21岁的孩子，一个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苏州，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无法向家里开口，一起的伙伴生病了没有钱去医院看病，一时贪念酿成了千古恨。犯罪后被告人曾某是后悔不已，在辩护人会见曾某的时候，曾某也多次向辩护人表达了其悔意。
2.被告人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全部赔偿，并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曾某的家属已经全部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当面向被害人道歉，被告人曾某也委托本辩护人向被害人道歉。现已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已出具了《谅解书》及《证明》，对本案中曾某的犯罪行为充分表示谅解，希望法院能够对曾某的行为予以从轻处理。
3.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曾某所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归案后，被告人曾某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说明被告人曾某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委托本辩护人给被害人当面致歉。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和被害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意见(试行)》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曾某定罪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本案社会危害性较小，并且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亡。
本案被告人纯属临时起意，事前并无预谋，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殴打被害人等暴力手段、更没有使用刀具等具有杀伤性的武器，没有造成被害人的人身伤亡，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5.本案情节轻微，抢劫数额较少。
在本次犯罪行为中，被告人曾某等共劫得现金22元，抢劫的物品经过苏州市价格认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其抢劫的物品价值为130元，抢劫数额较少，情节轻微。
6.被告人年龄较小，文化水平不高，且主观恶意性不大。
被告人仅读到初二就已经辍学，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更为淡薄。实施犯罪时还未满21周岁，虽然在法律上已经为成年人，但是其心智还不成熟、生活的阅历经验还很浅薄，辨认能力还相对较低，本次犯罪纯粹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为，而且只是临时起意，抢劫的动因是因为身上没有钱了、也是因为另一被告人郑佑青生病想要凑钱去医院看病，这与事前有预谋的犯罪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7.被告人患有左侧基底节区海绵状血管瘤并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需要长期吃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
被告人在2009年6月17日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诊断出左侧基底节区有海绵状血管瘤，并进行住院治疗。出院时，医生叮嘱需要长期吃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出院以后，被告人连续吃了几个月的药。另，被告人还被检测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因此希望法院能够从轻量刑，因为被告人在里面多待一天其自身病情恶化的危险性就高一些，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被传染的几率也就越大。
综上所述，被告人曾某此次犯罪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好，悔罪深刻，已积极赔偿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谅解，本案社会危害性较小，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亡，且被告人年龄较小、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不大，又患病，具有多种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考虑到被告人曾某的具体情况，辩护人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律师回复] 销售假药罪的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________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被告人尚_______之父尚_______的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尚______的辩护人，经被告人尚________同意，为其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一案进行辩护。
在庭审前，我会见了被告人尚________，并查阅了本案的卷宗和证据，对本案的案情有了全面了解。现对被告人尚_______的量刑问题和给被害人李________的经济赔偿问题，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对被告人尚________的量刑问题。被告人用刀刺伤被害人李_______，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毫无疑问，但对其如何量刑，应当考虑以下情节：
首先，在案件的起因上，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被害人李_______骑自行车没有遵守右侧通行的规则，致使二人的自行车相撞。相撞后，被告人尚 _______与其争辩，指责其没右侧通行，让其负责给修自行车，这是正当的。在争辩中，被害人李________
首先动手打人，应对此案的酿成负有责任。由于在案件的起因上被害人存在两点重要错误，那么，应当对被告人从国处罚。
其次，被告人尚_______掏出随身携带的牛角刀，是在其遭到被害人李________的殴打之后，才扎了李_______腹部。被告人尚______ 见到李_______腹部出血，随即倒地后，便主动拦截车辆将李_______送进医院救治。这些情节在量刑时应予考虑，希望人民法院能够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经济赔偿问题。
首先是关于赔偿范围问题。被害人李_______被扎伤腹部，刺破肠壁，本来在附近的______县人民医院已经做了缝合手术，尽管后来伤势有所恶化，也没有必要去北京住院医治。附近的_______市有许多设备先进的大医院。去北京的交通费多、陪护人多，这些费用都由被告人尚________赔偿，不仅不合理，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况且，经查验卷的医药费收据，有中药的，还有几张是买牛黄安宫丸的。被害人李_______受体外伤，他却买了一些与治疗该伤情不相符的药品，这些不合理的药费收据共_______张，合计人民币________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amp;amp;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amp;amp;gt;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这此不合理的支出，不属于赔偿范围，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承担，让被告人赔偿是不合理的，也是与法无据的。
其次是关于赔偿多少的问题。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应该适用民事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被害人李 _______对发生的损害由于有过错，对案件的起因有过错，因此，他应当承担一半的经济责任，从而应当减轻被告人尚________的民事赔偿责任。
以上两点意见，请人民法院在量刑和决定赔偿数额时，给予充分考虑。
辩护人: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 毛________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因此，如果行为构成犯罪，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如果出售的减肥药系假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经济犯罪，是可以同时判处刑罚与罚金的。建议最好是暂时停止销售，将相关事实情况核实清楚再行动，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三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刑法》第150条的规定，单位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刑处罚。

[律师回复] 侵犯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又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权利。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证、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对药品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建立了一套保证药品质量、增进药品疗效、保障用药安全的完整管理制度。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构成对国家关于药品管理制度的侵犯，并同时危害到公众的身体健康。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撒某某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被告人李海文一审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受害人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称受到诈骗，辩护人认为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为犯罪。
起诉书中质控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受到刑·鲁、撒某某等人的酒托诈骗。但根据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某成受到诈骗，更无证据证明这三人受到被告人的诈骗。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确实在绯闻酒吧（后更名baby kiss 酒吧）消费过。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诈骗。理由如下：1、到该酒吧消费的人数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诈骗。2.在酒吧的高额消费，也纯属正常，并不是进行了高额消费就是受到诈骗。3.通过微信以及qq等网络手段交友属正常社交，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网友见面吃饭喝酒更属常事。因此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约的网友不一定就是刑肖鲁等人中的酒托小姐，更有可能是她人。4、高留存共计消费5700，钱某君消费5618元，金某成消费7680元。这三人消费数千元。据三人陈述，酒吧是消费一次结一次账。这说明其在进行第一次消费就已经知道酒水价格高。但其三人却没有中断消费，反而进行了接下来的消费。这足以证明这三人是在明知高额消费的情况下自愿进行该消费的。综合以上几点，辩护人认为这三起诈骗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告人撒某某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被王某华、刑某鲁等人雇佣的，公诉方在起诉书中也指出是王某华与刑某鲁商议以“酒托”方式开酒吧。这恰恰也说明了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起次要作用的。本案中的李某雷在原先的笔录中说是其被撒某某叫来的，但在2013年5月21日的口供中承认其是被王某华叫来的。撒某某虽然跟他们有联系，也是在王某华的授意下进行的。事实上其并没有任何的权利。再者，撒某某在该次犯罪中并没有获得利益。这些都足以证明其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撒某某主观恶性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良好。
被告人撒某某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被告人撒某某也是被王国华所迷惑，误入歧途。其主观恶性较轻，社会危害性小。被告人在此前也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且认罪态度良好。
以上辩护意见，提请合议庭在合议时，给与充分考虑。

[律师回复]
一、被告人构成滥伐林木罪，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对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滥伐林木罪不持异议。
二、犯罪事实部分，对第一次卖树所得赃款10600元，因证据不足，不宜作出认定。
被告人犯罪所得的赃款应当为31100元（第二次卖树得赃款14400元、第三次16700元）。对第一次卖树10600元赃款，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仅有第二次（18年1月26日）、第三次（4月24日）、第四次（4月28日）、第五次（5月22日）供述中有记载，第一次供述中没有记录，被告妻子的证言也未提过有该笔赃款的存在，也无打款记录、某县木材老板支付10600元的证据。根据《刑诉法》第五十三条 ，仅有供述，无其它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有10600元赃款存在。
三、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以予以考虑：
1、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对其调查过程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配合公安机关指认犯罪现场、犯罪工具等。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2、被告人过去一惯表现良好，无违法犯罪前科。村委会证明，被告人在该村过去一惯表现良好，村民对此人评价好，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此次是初犯，偶犯。
3、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轻。从犯罪的动机上看，是因为家庭贫困，没有收入来源，为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才产生了伐木卖钱的念头，相比较一般的犯罪，犯罪的主观恶性较轻。
4被告人真诚悔罪，向林业部门写了检讨书。被告人等因滥伐林木受到公安机关的调查后，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林业资源造成的破坏，主动向镇政府、县林业局联名写了检讨书。
5、被告人主动消除犯罪的危害后果，补种树苗350株。被告人滥伐林木被林业局处以责令补种林树木280株的行政处罚后，被告实际补种数量达到了350株，超出70株，被告以自己的实际行为真诚悔罪，主动消除犯罪的危害后果。
四、被告人刚过滥伐林木罪“数额巨大”的起点，建议对被告人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第
一、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刑法第九十九条，三年以上包括本数三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符合法律规定。
第
二、从被告犯罪数额看，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为59.53立方，刚过数额巨大的起点。根据陕西省林业厅、公安厅、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数量起点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立方米为起点，刚过数额巨大的量刑起点。
被告具有坦白的一个法定从轻情节，具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没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如果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可以对其宣告缓刑。
辩护人综合本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建议判处被告人3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在刘某涉嫌非法拘禁一案中，广东 所接受本案被告刘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构成非法拘禁罪没有异议，但从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辩护人依据国家法律赋予的权责，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对被告人刘某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1、被告人在本案中处于服从、被支配的辅助地位，所起到的是次要作用。
辩护人经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并不是这起非法拘禁案的领导者、组织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他起初参与到犯罪中来是完全不知情，而仅仅是为了把握让被害人偿还其债务的机会而加入进来。在犯罪过程中，被告人不知要非法拘禁受害人，上车时只是听命于另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不知道被害人被变更了拘禁地址;在拘禁被害人的过程中，另一嫌疑人啊力对被害人进行侮辱以及唆使他人殴打被害人，这些行为也是被告人未曾预料也无法控制;被告人后来参与向受害人家属索取债务，但整个过程也完全是听从啊力的调配。从受害人的陈述以及本案的证据来看，受害人家属所送的钱以及所写保证书也只是针对被害人所欠啊力的债务，而被告人刘某的债权并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兑现。被害人在向啊力交付3000元以及写了保证书后，就被放回，这个事实也反映被告人对拘禁被害人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刘某在这起犯罪中完全处于一个被支配的辅助地位。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当初是认为取讨合法债务，并无违法之处。他是无意加入到犯罪行为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应认定为从犯。对于从犯，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请求法院对被告从轻处罚。
2、被告人参与本案也是事出有因，与一般纯粹的以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为目的的非法拘禁不同，受害人本身的过错是导致该案发生的主要诱因。
本案与一般纯粹的非法拘禁罪不同，属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我们知道该罪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
一，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前提条件，第
二， 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重要本质。根据受害人的陈述，其的确欠被告人刘某欠款，双方还立有欠款凭据，而且该欠款时间较长。被害人与被告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参与本案犯罪并不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事实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甚至一开始索取欠款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从案件证据来看，被害人经常赌博并四处借债。自2007年开始陆续向被告人借款长期不还，在被告人追债期间不仅避而不见而且也拒绝接听电话，由于被害人采取躲避的态度,拒不清偿债务,也导致被告人为挽回自身的经济损失而参与到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索债,因而触犯了刑律。试想，被害人如果能早日清偿债务，或许被告人就根本不会牵连到本案。由此可见,该案发生的诱因是被害人自身的过错。
3、被告人刘某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
被告人在这次非法拘禁案中，既没有参与组织、指使他人非法拘禁被害人，也没有组织、指使他人和参与对被害人进行侮辱、殴打。在拘禁过程中也曾经对被害人多次说过当时的情况：不是被告人想放人就能放的，事情不是由他来控制的。在看到被害人实在是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人刘某并没有利用非法拘禁的条件强行要求受害人立即偿还对自己的欠款，并且还是善意的告诉受害人先想办法还啊力的，自己的可以缓一缓。在啊力放人的时候，已经是深更半夜，也是被告人刘某考虑到受害人搭车不方便，主动自己驾车送受害人回家。因而辩护人认为就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来分析，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
4、被告人刘某认罪、悔罪态度好。
从本案被公安机关侦破到刚才的庭审，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能积极配合侦查机关查明事实真相，认罪态度好。被告人曾多次表示其做梦都没有想到为了追个债务会让自己身陷囹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深感后悔，对被告人这种坦白交待、诚实认罪的态度，符合刑法酌情从轻的情节。
综上所述，辩护人请求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能够考虑上述情节和本案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微弱影响和有限的作用，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刑事处罚精神，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望法庭予以考虑。

[律师回复] 你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你有什么需求？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受制造、销售假药罪一案被告人宫××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现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注意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宫××犯制造、销售假药罪，原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宫××采取强制措施时，宫××涉嫌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辩护人还注意到，在昨天的庭审调查当中，包括庭审调查以前，审判长征求宫××对起诉书的意见时，宫××认罪，承认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委托代为加工的是药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确实是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但是，其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还需要结合宫××所涉嫌的罪名的法定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主观故意
1、对被告人宫××不利的几份言辞证据
尽管宫××自己承认接受委托加工的是药品，但是，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不能仅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应当结合全案的证据来进行分析。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对被告人宫××不利的证据，一是被告人于金勇的供述，二是被告人王晓春的供述，三是郭焕洲的证言，但是，于金勇的供述和王晓春的供述之间，以及于金勇的供述和郭焕洲的证言之间均存在许多矛盾，互相不能印证，无法证明他们当时已经告诉过宫××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具体而言：
(1)证人郭焕洲称他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心可舒药片时，宫××问他提供的药品配方是不是治疗心血管病的，但这些都只是郭焕洲单方面的说法，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2)郭焕洲称他和于金勇一起去淄博找宫××时，宫××问他们是不是要生产心可舒颗粒，于金勇也曾告诉宫×ד我们想自己生产心可舒”，但对此于金勇未予证实，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3)被告人于金勇当庭供述郭焕洲自己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药片回来后，郭焕洲曾告诉过自己他已经明确告知宫××要求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但辩护人认为，即使于金勇的供述属实，也只是一份传来证据，证明力有限，况且郭焕洲本人并未证实他从淄博回来后曾这样告诉过于金勇。
(4)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郭焕洲去淄博与宫××商谈，提及加工价格时于金勇曾告诉宫××中药厂的生产成本不到2元钱一盒带包装，以及宫××曾答应连包装一块给弄着，郭焕洲未证实，宫××未供述。
(5)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们提供给宫××的产品配方、工艺上写有“心可舒”字样，经审理查证不属实。
(6)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王晓春去淄博××找宫××交定金和拉药片时，宫××曾拿出一些他们厂生产的心可舒胶囊和心可舒片给他们看，但是，第
一，淄博××从未生产过这些产品。第
二，王晓春未证实上述事实，宫××也未供述。
(7)于金勇供称他和王晓春曾经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片的药品检验报告，侦查阶段于金勇供述药品检验报告是王晓春通过伟力药业原同事搞到的，被告人王晓春否认，称自己不清楚检验报告的来源，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于金勇不能说清检验报告的来源，而王晓春供述自己并没有见到于金勇给宫××传真过检验报告，也没有同于金勇一起传真过检验报告。同时，结合××制药质检科科长李俊田的证言，证实产品检验是依据片剂通用标准进行的，这与宫××的供述相符，因此，于金勇等人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检验报告的事实不能认定。
2、关于宫××在受委托加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关于宫××在组织加工过程中收取加工费没有为于金勇打收条，或打了收条未签名，没有办理委托加工审批手续、没有保存检验记录、工序传递卡等事实，仅能证明业务操作上的不规范，有违规行为，由此不能必然得出宫××明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或其他药品的结论。
3、关于宫××能否通过郭焕洲、于金勇提供的配方工艺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
辩护人认为，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宫××未必能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品：
(1)配方工艺上未写明产品名称。
(2)郭焕洲、于金勇联系加工时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
(3)根据卫生部规定，配方当中的五种中药材均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或“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事实上，保健食品当中是可以含有中药材的，而且绝大多数保健食品当中都含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限于无毒副作用的中药材，也就是卫生部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说，中药材不仅可以用来制药，也可以用来制造保健食品，叫做“含药保健食品”。因此从配方原料本身不能区分委托加工品种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4)虽然他人曾借用××制药名义和资质向国家药审部门上报过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两个品种，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宫××能够判断受委托加工的产品配方工艺属于心可舒，理由是，
一、以××制药名义申报的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在山楂的提取工艺上都和卫生部、山东省药品标准规定一致，即将山楂用乙醇浸泡后全部提取其有效成份入药，而于金勇、郭焕洲等人提供给宫××的产品制作工艺，在山楂提取工艺上是三分之一的山楂粉碎后直接入药，未经乙醇浸泡和提取。熟悉中药制作的人都知道，制作工艺常常是决定药品实质区别的一个因素。同样的原料和配方，在不同的制作工艺条件下，可以造出不同的两种药品，也可以造出保健品。前者如药典中记载的以穿心莲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三种不同的制作工艺下，可以分别生产出“穿心莲片”、“炎得平片”、“穿心莲内酯片”三个不同的中药品种，后者如以螺旋藻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不同的生产工艺下，可以生产出作为药品的“螺旋藻胶囊”，也可以生产出作为保健食品的“螺旋藻片”，因此，在制作工艺不同的情况下，单纯配方相同不是区分药品品种，也不是区分药品和保健品的可靠依据，宫××尽管是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制药工程师，从这个对山楂不是提取而是粉碎的工艺当中无法识别这就是心可舒药片的制作工艺。
二、虽然这两个品种的配方与心可舒片大体相同，但毕竟这两个上报品种××和宫××并未参与研制，只是在产品研制成功后，宫××作为××的总工程师在有关申报材料上签字，而且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在此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药业以同样方式上报的品种达40多个，在这种情况下，事隔一年多之后，在郭焕洲、于金勇等人来联系加工时，要求宫××还能记住其中某个曾经上报品种的配方，确系强人所难，也是不合情理的。
(5)配方工艺上虽写有“主治”、“处方”等字样，但如此表述并不必然证明委托加工的是药品。因为在2001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的保健品市场管理相当混乱，许多保健品，比如曾名动一时的“三株口服液”、“三株赋新康”等，虽然都是食品卫生批号，但都在其产品包装、广告媒体上公然进行治疗功效宣传，“三株口服液”宣称其对肠胃疾病有治疗效果，“三株赋新康”宣称其对各种癌症有辅助治疗作用。这种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后一段时间才得到有效遏制，随着国家对保健品市场整治力度的加大，到2006年至2007年本案发生时，保健食品在其产品包装上公然宣传疗效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了，但不能排除此前的一些有疗效描述的保健品配方工艺资料流传下来。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委托方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的情况下，存在于配方工艺资料上的“主治”、“处方”等字眼不足以使宫××作出委托加工产品系药品的判断。
4、××制药张惠玲、黄丽、李俊田等证人证言，以及辩护人从淄博××药业财务部调取的现金收入帐，均可证明被告人宫××接受的是一笔保健品外加工业务。
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不能应当认定被告人宫××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故意。
(二)涉案产品不符合“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危险犯，生产、销售的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一个客观标准，如何掌握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明确规定，即：“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治疗的;
(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治疗的;
(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从《解释》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界定采用的是实质危害标准。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这些药品，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拟制的“假药”，即“以假药论”的药品，这种药不一定能危害人体健康，更不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相反，根据国家认可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宫××受委托加工的这批药品是合格的，各项检验指标都符合国家药品检验标准的规定，不存在危及人体健康的因素。同时，根据《解释》的规定，生产、销售的假药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出具鉴定结论，本案当中，侦查和公诉机关都没有委托法律规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无法做出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论。至于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当中所强调的心可舒是在狐狸场包装的事实，因为宫××并未参与包装，对产品其他被告人如何包装、在何处包装宫××无法预见也无法决定，当然不能由宫××承担责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这批药品符合刑法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故意
这一部分的事实和理由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基本一致，不再重复。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辩护人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就是要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决定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四种行为方式，分别是“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好”、“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根据《解释》的明确界定，所谓“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所谓“以假充好”，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所谓“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所谓“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为：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从“两高”的《解释》结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这里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实质上的假、劣产品，而不是法律拟制的假、劣产品，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心可舒药经检验，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检验标准，不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当中的任何一种。
(三)被告人宫××的“销售金额”难以计算
被告人宫××在本案生产假药的过程当中，只是参与了一部分行为，也就是把中药材按照配方工艺制成了药片。当宫××的行为结束的时候，这个药是什么药，将流向何处，宫××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宫××是接受委托加工心可舒片，而不是自己生产出心可舒片后销售给其他被告人，只有当本案的其他被告人将宫××加工的产品特定化，即进行包装，标明了品名、商标、功能主治、生产日期、批准文号、用法用量这些内容之后，它才是作为商品的心可舒片，扰乱药品市场，损害山东沃华医药的商业信誉和商业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在什么地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本案当中就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宫××只是接受委托加工产品，赚取的是加工费，加工完后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将产品交给本案的其他被告人，所以，如果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宫××的刑事责任，宫××的销售金额是难以计算的，这也是对其行为不能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理由。
总之，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既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诊治的;
(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 。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仁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三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所以，你销售假药，是否定罪与金额关系不大，关键是要看是否“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所以自首能否免除处罚，还是要看你买的药品 是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郑某的辩护人。为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求法庭予以采纳：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郑某仅构成单一犯罪，即非法拘禁罪，而不构成抢劫罪。
1、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占为已有的行为。从抢劫罪的基本要件来看，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占有他人财物，客体则应当是获得他人的财产。
2、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郑某是否有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我们从案件的基本事实中不难看出。尽管没有真实的产品，尽管也使用了暴力，但郑某并没有占有受害人财产的主观故意，其所要求的恰恰是让受害人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等形式获得加入资格，从而提高被告人自身的层次级别，再根据层次级别幻想自己得到相应的报酬或者返还利润。再进一步说，被发展人员将是被告人引诱、胁迫更多参加者继续发展的源泉。事实上，被告人也一直认为受害人的相应款项，将要变成受害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资格，并即将成为被告人获得更高层次级别的阶梯。
3、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郑某既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非法获得受害人的相应财产，因此被告人郑某并不构成抢劫罪。或者换句话说，因为传销理念的毒害，昨天的受害人忘记了自己的痛楚变成了今天对他人施以同样手段的被告人，也正因为传销理念的毒害被告人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把自己送上了今天的审判席。
二、针对本案犯罪情节，辩护人认为郑某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本案被告人郑某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及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被告人郑某属于偶犯、初犯，犯罪时主观恶性不大，恳请法庭综合考虑，对其宽大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19条规定：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郑某出于对法律的无知才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在犯罪的情节和后果上，也没有对受害人的人身伤害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治安秩序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威胁，恳请法庭综合考虑非法拘禁罪的立法本意及相关法律、刑事政策对其宽大处理。
3、被告人郑某在针对秦中校的案件中，仅实施了协助非法拘禁的行为，该行为不足以认定为犯罪。请求法庭以单次非法拘禁罪对被告人郑某从轻处罚。
4、被告人郑某到案后，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案情，认罪态度较好，具有诚恳的悔过表现，法庭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5、在参加的传销组织中，被告人郑某并没有获取相应的收益，同样作为受伤害人，已经深刻地接受了此次事件的教训。
6、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请求法院比照田某、万某、徐某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决定，对郑某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对于被告人郑某，应本着量刑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原则，以及治病救人的方针和目的，结合本案的具体情节及被告人的悔罪表现等方面考虑，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予被告人郑某从轻处罚。
就本案的量刑意见方面：辩护人认为，郑某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被告人郑某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在二年以下量刑。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传销中涉嫌抢劫辩护词介绍如上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律师担任邓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询问证人、审阅卷宗材料结合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现依据本案的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本案的公诉机关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面对本案证据材料的收集程序严重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形，作为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同时也是本案的公诉机关，对本案没有起到任何法律监督作用，且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对本案的证据链的重大缺陷视而不见，不仅没有及时纠正本案，甚至连进一步补充侦查的要求都没有提出，对该错案强行推进，辩护人首先对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在本案中代表国家进行法律监督、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的公信力严重质疑！本案的被告人没有采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起诉书中所谓的抓伤民警的虚构情景更是无稽之谈！相关意见发表如下：
一、对起诉书的意见。
1、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是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审查起诉意见书的照搬，没有经过思索性地处理，对侦查机关的信任程度与其作为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身份严重不符，且该起诉书中的关于“暴力抗拒执法”的情节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
2、本案公诉机关依据的证据材料总共6组，该6组证据有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证据里面没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这种证据形式，这就说明本案被告人是不认罪的，对公诉机关的举证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本案侦查人员严重违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回避”的规定，侦查行为无效或者证据效力严重瑕疵。公诉机关的证据材料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询问笔录、对证人刘某的询问笔录中有两段完全相同的对话：侦查人员说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某村派出所民警”，被害人及证人刘某的回答均为“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某村派出所民警”。侦查人员在询问被害人和证人的过程中，对双方主体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作为专业的侦查人员竟然没有自行回避，使得本案的侦查从开始就出现了“有罪推定”的倾向性，后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侦查人员没有自行回避有着微妙的关系。
二、认定被告人成立犯罪的证据均为言辞证据、且制作完成时间在被害人报案之前，该种情形的出现，不符合公安机关的刑事办案规程。公诉机关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受案登记表”，该表中关于案件来源分为7种情形，分别是：110指令、工作中发现、报案、投案、移送、扭送、其他。本案的案件来源为“报案”，接报时间显示：2013年08月27时09时21分。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认定被告人成立犯罪5份证据中有如下特点：均为言辞证据、1份被害人的陈述4份证人证言、其5份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均为被害人报案之前！这个重大疑点公诉人的解释是：实务中，警察发现犯罪是可以先行询问的。问题是本案中的被害人就是警察，他没有报案的时候，是谁把本案已经定成了刑事案件？在没有报案之前，本案的案件性质还没有确定之前，为什么侦查人员会对被询问的刘某、张某、代某、王某送达《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对被害人送达《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为什么本案的案件性质还没有确定之前，相关人员已经以刑事案件中的诉讼主体身份出现笔录里面了呢？这是有罪推定，还是为报案做准备呢？
三、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并未从证据确实充分的角度来严格要求这个案件。一起普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也认罪的案件，一般证人与被害人都至少有两份以上的笔录，目的是为了保持言辞证据的稳定性，同时也考虑到人的记忆规律的特点，但是本案很奇怪，本案认定被告人成立犯罪的5份言辞证据的形成时间在被害人报案之前，且内容大致相同，有同义反复的可能性。被告人接受侦查机关讯问的笔录有4份，该4份笔录内容一致，有3份在被害人报案之后形成的，且内容均为“无罪辩解”。面对被告人多次无罪的口供，侦查机关没有进一步对证人和被害人进行进一步的询问，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本案的批捕、审查起诉都是特事特办，连一个基本的补充侦查的要求都没有提，让这起疑窦重生的刑案一路高歌猛进到法院的审判阶段。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对辩护人质疑的回答是：侦查机关认为证据够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补充侦查。真的够了吗？其实远远不够，恰恰是相关机关对追究被告人成立犯罪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要求太低，这种盲目的自信其实是在挑战法律的尊严。
四、本案中效力最高、最能还原案件事实、侦查机关最常用的“视频监控”即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侦查机关尽然没有提取和保存，让人费解。案发现场旁边的水果店、案发现场对面的中国邮政都有视频监控，侦查机关认为被告人行为恶劣、对警察数次进行攻击、撕破肩章衣领等，在监控下面应该会一览无余，为什么不提取监控录像，而是舍近求远采用了稳定性最低、效力最低、最容易被利用的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来定被告人的罪呢？其实这个环节，辩护人认为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在交通事故里面交警都可以随时调取监控，为什么本案作为如此重大的、被告人一直不认罪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为什么不用视频监控这种证据形式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呢？
五、本案中的多个疑点？！
1、被告人在笔录里面提到看到警察在现场拍照，为什么邓凯的暴力抗法过程没有被警方拍到相机里面？
2、被告人在第1份笔录里面就提到去了派出所曾经被几个警察打，这个打也可能就是轻微地拍拍打打，这个就让人颇有联想。从人行为习惯这个角度来说邓凯如果抓被害人，用右手抓的应该是被害人的左侧，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右侧受伤，我不禁想做一个推测，在几个人争先恐后怕打一个人的时候，后面的战友如果一不小心抓到了前面的战友，因为人都是惯用右手，前面的战友自然会右侧受伤，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为让合议庭能明白被害人是如何受伤的，提供一点启发。身高173cm身体瘦弱的被告人面对180cm的被害人和其余3名警方人员，如果像公诉人查明的那样对被害人数次攻击、辱骂、掐脖子、撕肩章，只能证明被告人精神状况有问题，很显然被告人没有精神状况方面的问题，倒推就可以推出起诉书所指控的相关所谓事实的荒谬性!
3、侦查人员对除警方证人外的3名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三名证人的专业性让辩护人自愧不如，且侦查人员的相关询问方式值得商榷。举例
一：侦查人员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警察的？三个证人的回答是，因为他们佩戴警用标志和警号。这句话的专业性真的很厉害，这三个人不是警校毕业的吧？举例
二：侦查人员说，请把相关情况讲一下，三个证人可以一气呵成，根据“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在不需要一问一答的情况下，把整个案件经过讲得绘声绘色，真的如此吗？举例
三、在证人证言里面，证人是不能发表评论性、猜测性、判断性性言论，仅需要对自己耳闻目睹的案件经过进行直观描述，但是侦查人员对该3名证人询问的时候，均表述为：对上述过程你有何看法？证人的回答均为：很明显是妨害民警执法的行为！这种问题侦查人员能问吗？是诱导？是提示？还是无心之问？
4、验伤报告从何而来？正文部分的书写内容，与签名医师不是一个人，公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认为实习生写的东西，只要医师确认就可以了。问题是验伤通知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的话，谁来保证验伤的真实性呢？如果像公诉人说的那样的话，该通知书的下方注意事项还写：检验医师要字迹清楚、结论明确，干嘛？一个正规的医师，为什么会把验伤结论写在医师签名处呢？？这个材料从形式上来看，属于典型的有相关人员提前拟定好的一个所谓的验伤通知书，没有一丁点的基本医学常识地把结论写在医师签名处，后来医生迫于某种压力在结论处盖了个签名章，这个问题家属曾经去向医师了解过，最后医师直接不敢再与家属交涉该问题了，究其原因，意味深长。
5、浦东新区公立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什么检材里面没有被害人的“门急诊病例”，验伤通知单有问题，门急诊病例没有见到的情况下，公诉机关举证是否应该出示被害人的挂号单作为证据呢？如果什么都没有，被害人是如何受伤的？什么时候受伤的？被谁伤害的？中间是否有介入因素呢？这些查不清，被告人岂不是成了替罪羊了？
6、公诉机关的证据中有个“案发经过表格”，该表格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8月27日，在案发简要经过一栏里面赫然写着：经法医学初步鉴定，民警王某构成轻微伤。但是公立医院鉴定意见书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为什么鉴定意见还没有出来呢？侦查人员已经未卜先知，在8月27日案发经过里面就写了构成轻微伤，这个问题公诉机关又作何解释呢？
7、警服、肩章的物证为何不递交法庭？根据刑诉法的规定，警服既然被损伤了，该物证不属于不方便在法庭现场出示的物证，为什么不随案移送法庭，为什么该物证侦查机关没有提取和保管、更没有在法庭递交，但是在起诉书中却说被害人衣领肩章被撕毁？
六、公诉机关的举证标准完成了吗？辩护人认为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关矛盾与合理怀疑要进行排除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标准还相距甚远。妨害公务犯罪属于行为犯，公诉人证明被告人成立犯罪的证据就是在被害人报案前侦查机关提前制作完成的5份言辞证据，该言辞证据都明确证明了被告人采用了暴力威胁的方法对警察进行抓、掐的攻击，阻碍其执行公务，且把被害人抓伤。而辩方证人洪某出庭作证，证据效力上要明显高于控方不出庭证人的证言效力，辩方证人的证明内容为：被告人并未对警方进行抓、掐和攻击，仅仅是对执法不太配合，因为被告人不满3岁的女儿在场，老婆回了老家，向店里人交待一声，警察队其执法的时候没有做到人性化，一直推被告人（真实情况是两个警方人员拧着被告人的胳膊，被告人处于没有机会反抗的状态，仅仅是证人语言表述的匮乏性，才描述为推，一直推）。这样的结果是控辩双方证人证言关于关键的证明被告人成立妨害公务的犯罪事实是完全相反的，该矛盾公诉机关没有证据排除；被害人的口供1份，证言内容是被告人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执法，被告人口供4分，均为无罪辩解。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辩解关于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的关键事实的证明方面是完全相反的。效力最低的言辞证据成了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成立犯罪的关键证据，但是该证据与辩方的证人证言、被告人辩解是矛盾的，且矛盾公诉机关没有证据予以排除，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侦查队伍、高端的侦查手段，在“无罪推定”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公诉人的举证标准远远没有达成！综上所述，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程序严重违法，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审查起诉机关的检察院在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又明显失察，才导致本案的发生，所以请求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能及时纠正该案，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维护法律的尊严！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