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规定胁从犯一般怎么判？

[律师回复] 今年二月，我们在审查一起共同抢劫犯罪案件时，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主犯以若不参与抢劫他就要自杀相威胁，迫使两名犯罪嫌疑人参与了抢劫犯罪。在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认定为从犯还是胁从犯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引出了一个如同本文题目所列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了便于认识这个问题，特将基本案情简要介绍如下：　　2002年10月7日下午，被告人王瑞提出抢劫一辆出租车去兰州。徐金元、高某(属未成年人，名字隐去)均不同意。王瑞便对徐、高二人说，若不同意抢车，他就要自杀。徐金元、高某二人再未反对。随后，王瑞、徐金元、高某到庆城县汽车站，租了一辆夏利轿车。因王瑞当天饮酒，上车后便昏睡，一路未醒。王瑞怀揣的为抢劫准备的菜刀露出，被徐金元看见后藏匿。约5时许，到达西峰。王瑞埋怨徐金元在途中没有叫醒他而错失抢车的机会。随后王瑞又租乘杨某驾驶的红色奥拓车。在车上，王瑞提出抢劫该车，徐金元不同意，王瑞又以自杀相威胁，高某表示同意。当车向南行至西峰区肖金镇南S202线158M+230M处时，王瑞以上厕所为名，让司机杨某停车，车还未停稳，王瑞随即用黑色皮裤带勒住杨某的颈部。杨某奋力反抗，挣脱，打开车门往外跑时，王瑞、徐金元、高某将杨某向车内拉，杨某拼命挣扎逃脱。王瑞驾车带徐金元、高某逃跑，途中轿车翻落路边，轿车报废。　　在讨论徐、高二人在共同抢劫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应当认定徐、高二人为胁从犯。理由是，主犯王瑞对徐、高二人的确实施了威胁行为，徐、高二人对实施抢劫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符合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规定。　　另一种意见：应当认定徐、高二人为从犯。理由是，主犯王瑞不是以侵害徐、高二人的利益进行威胁的，且王瑞在实施威胁行为时已经醉酒，上车后已经失去了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能力，徐、高二人完全有条件选择拒绝参与实施抢劫犯罪，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胁迫的特征。　　我同意第一种意见，即认为徐、高二人是胁从犯。　　对“胁迫”的内涵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从我看到的一些《刑法学》教科书上的学理解释看，《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胁迫”，是指以剥夺生命、损害健康、揭发隐私、毁损财物等对行为人进行精神上的强制。对主犯以自杀等损害自己利益相威胁，是不是《刑法》规定的“胁迫”，教科书上都未提及。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胁从犯都是被胁迫者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才参与共同犯罪。本案主犯对徐、高二人的胁迫有其特殊性。　　尽管如此，我认为，胁从犯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人受到了精神上的强制，参与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至于以何种方式进行威胁，是以侵害被威胁者的利益进行威胁，还是以侵害威胁者自身利益相威胁，不影响威胁实事的存在，只要被威胁者的确是不太愿意参与共同犯罪，因受到威胁而参与了，就应当认定为胁从犯。事实上，徐、高二人在王瑞提出抢劫出租车时均表示不同意，只是由于受到王瑞的自杀威胁才勉强同意的，在乘坐到第一辆出租车上后，在王瑞醉酒的情况下，徐、高二人既未叫醒王瑞，也未主动实施抢劫行为，还藏了菜刀，以致遭到王瑞的埋怨。在第二辆出租车上，当王瑞提出动手抢劫时，徐金元又表示不同意，王瑞又以自杀相威胁，高某才同意。在实施抢劫行为过程中，徐、高二人表现的不是十分积极。　　在有些人看来，王瑞所说的若不参与抢劫他就要自杀，毕竟是说自杀，又未说要杀害徐、高二人，自杀与不自杀，徐、高二人可以不理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案三名被告人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所谓朋友关系，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对来自同一个人同样的威胁，不同的人反应是不同的，对有的人起到了精神强制作用，对有的人可能就起不到强制作用。本案的事实是，徐、高二人由不同意抢劫到同意抢劫，的确是由于受到王瑞自杀的语言威胁。　　至于说徐、高二人当时可以拒绝参与，可以选择不参与抢劫，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胁从犯而言，威胁并非使其丧失了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的条件或可能。如果丧失了选择行为的可能，就不是胁从犯了。也就是说，胁从犯是在可以选择不实施犯罪的情况下，虽不太愿意，却仍然选择了实施犯罪。徐、高二人正是这种情况，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003年4月18日　　注：　　最近，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一审判决认定徐、高二被告人为胁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胁从犯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胁从犯，是指本人不愿参加犯罪活动，但由于受到精神上的威胁，并迫于这种威胁而参加了犯罪活动的人，按照刑法第28条的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胁从犯刑事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1)我国刑法对胁从犯采取必减主义。即对胁从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对胁从犯予以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应按照其犯罪情节具体确定。犯罪包括被胁迫的程度、对危害结果的作用大小、罪后表现等因素，应具体认定。 受胁迫而参加犯罪是胁从犯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各共同犯罪人中获得最为宽大处罚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胁迫能够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能够对行为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强制，使其因为惧怕自身利益的丧失或受到他人的现实侵害，而屈从于威胁实施犯罪。但是，我认为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不应属于上述意义的胁迫。此种“胁迫”对行为人精神强制的程度，不足以达到刑法对胁从犯的构成要求。 作为非法利益的持有者，行为人应该明知自己的此种“利益”，如赃物、赌债、负案在逃现状等等，随时可能被国家、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剥夺。所以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非法利益的丧失对行为人的精神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强制力，以及这种强制力是否足以达到刑法对成立胁从犯所要求的受胁迫程度，都存在疑问。换言之，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角度，我认为，行为人在受到这种以侵害其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时所产生的恐惧感，性质上属于其取得、持有非法利益这一先存事实而必然的附带后果。而具有通常智力和法律意识的行为人，应该对二者的这种因果关系存有明确的认识。故此时不论是相比那种侵害合法利益威胁所产生之恐惧的程度而言，还是行为人抗拒这两种恐惧拒绝犯罪的难度而言，上述两种胁迫的效果，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相应地，前种情况成立胁从犯的合理性程度也要低的多。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参加聚众斗殴，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性质发生变化，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