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能够做罪轻辩护吗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岗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吴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涉嫌受贿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辩解，并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复印了本案的证据材料。现根据本案证据材料，结合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依法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参考：
一、吴某某的身份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条件。
1、中国某股份公司、某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性质并非属于“国有企业”，应属于“国家出资企业”。理由如下：
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2011〕86号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lt;lt;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gt;gt;及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律师回复] 辩护权是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权利，它同样是一种私权利，根据“法无明确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法律并没有禁止辩护人同时作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所以辩护人在实务中有权这样做。
以上是对无罪辩护同时做最轻辩护可以吗的解答，望采纳谢谢。

[律师回复]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9 ）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1、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第二条 下列案件不适用本意见审理：
　　
1、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2、可能判处死刑的；
　　
3、外国人犯罪的；
　　
4、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5、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6、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的；
　　
7、其他不宜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
第七项是兜底条款，另外根据第三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符合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意的，适用本意见审理。
另外第一条第五项，辩护人作无罪辩护，虽经被告人认罪但法院采信的，同样会符合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而不适用该司法解释。
2、被告人认罪,但其辩护人不认为其犯罪并做无罪辩护。——应当说，在实践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律师回复] 律师进行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一切要基于案情及现行法律规定。现实中大多数是罪轻辩护，因为案件经过公、检几道关口，无罪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并不是到法院的都是有罪，现在很多案件经过多年以后确认是无罪的。

无罪的情形有几种情况：没有犯罪行为的，有行为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证据不足的。如果是没有犯罪行为，但被告人因为受到刑讯逼供招认的，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如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要找到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如果是证据不足的，要综合审查证据，提出合理怀疑，说明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程序违法等。

如果是罪轻辩护，可不必太计较证据及程序上的问题，着重找到对被告人应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当然是对当事人最负责的选择,但是你必须想好你手的牌够不够,因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脱离现实谈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这个是很难的,而且你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此点说的是你关于与当事人。无罪辩护 轻辩护辩护词的回答可以阅读以上资料。

[律师回复] 不一定，无罪辩护包括：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 “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情形; “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情形; 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情形，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情形; 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情形，自诉案件受害人不或撤回的，不予追究情形。 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公诉人得到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观点被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无罪辩护是有风险的，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进行无罪辩护。如果被告人没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被告人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可以进行无罪辩护。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公诉人得到法院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观点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无罪辩护的原则，是指律师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律师回复] “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将此前相关法律规定的“无罪辩护意见与量刑辩护意见均在当庭发表”，修改为“也可以庭后提交量刑辩护意见”，这在法理上是有依据的，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对“辩护范式”进行合理选择和精准定位。
第1招：对犯罪主观方面有争议
实践中，犯罪主观方面往往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之
一，也是双方攻守转换的重点。
虽然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基本上没有大的争议，但是对被告人在主观上系“故意”还是“过失”，或者说被告人的行为系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存在不同理解。如以机动车致人死亡的事件为例，有可能系故意杀人（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以其他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也有可能系过失致人死亡、交通肇事、意外事件、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等等。再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轻伤），辩护律师（被告人）则认为系“过失行为”而不负刑事责任。
对于此种情形，辩护律师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作“无罪辩护”的同时，就有关“量刑问题”发表辩护意见。
另外，辩护律师如果仅对犯罪主观方面有异议的，而且被告人的行为仍然构成其他较轻的犯罪的，还可以径直作“轻罪辩护”（此罪与彼罪），如检察机关指控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辩护律师则可以在法庭上提出过失致人死亡的“定罪”意见，并就该轻罪发表相应的“量刑”意见。
第2招：对此罪与彼罪有争议（上述第1种情形除外）
实践中，还存在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犯罪（重罪）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构成另外一种轻罪，但是检察机关又没有指控的情形，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等。
由于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而没有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权利。因此，对于作“轻罪辩护”，应当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应对：
第
一，相关法律对于何种情形属于“此罪与彼罪”，有进行专门区分或者特别说明的，可以考虑径直作“轻罪辩护”。如《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那么，在此类案件中，如果辩护律师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的，可以依照《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径直作“轻罪辩护”。
第
二，对于“此罪与彼罪”属于“种属”关系，或者属于“包含”关系，或者犯罪构成要件基本相当的犯罪，可以考虑径直作“轻罪辩护”。如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等等。
第
三，对于犯罪手段或者作案方式相近，但犯罪“性质”不同的案件，一般不宜径直作“轻罪辩护”。如贪污罪与诈骗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所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即可以提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构成要件；或者被告人骗取的财物不属于“公共财产”，所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等各种理由，但不一定要当庭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
第
四，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相差很大的罪名，辩护律师不应当径直作“轻罪辩护”。如盗窃罪与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指控另一项轻罪的，辩护律师不应当在法庭上主动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其他犯罪。
对于第三、第四种情形，积极稳妥的做法是，如果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确已构成另外一种轻罪，而且法院做出“有罪认定”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考虑在庭后适当时间提交相关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评议时参考。
第
五，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形，如检察机关错误地将轮奸情节认定为普通强奸、抢劫认定为抢夺，等等。对于此种情形，辩护律师在庭上或者庭后均不能主动提出有可能加重被告人罪行的辩护意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如果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以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为由，提出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而不主动作轻罪辩护，法官会毫不犹豫地从重处罚，这样会严重损害被告人的利益”。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是：第
一，如上所述，整个刑事辩护分为“定罪”和“量刑”两部分，辩护律师已经就“量刑”部分充分发表意见，无论法院最终如何“定罪”，均不存在“量刑”意见未予以充分表达的情形；第
二，如果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一致的，那么说明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即便辩护律师主动作“轻罪辩护”，也很难取得实际辩护成效（部分案件可以考虑在庭后提交“轻罪辩护”意见）；第
三，如果法院认定的罪名比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更轻的，那么即便辩护律师未当庭主动作“轻罪辩护”（上述第一、第二种可以径直作“轻罪辩护”的案件除外），而只是指出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也不会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
相反，如果法院原本认为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考虑让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者作其他处理（建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或者对多起事实、名项罪名中的部分事实、罪名不予认定等），而辩护律师却主动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大大增加了法院最终选择作“有罪认定”的可能性，这样做，显然是对被告人不利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同时，该法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据此，如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依法不能成立，而控辩双方又未就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充分辩论，并且判决改变定性对被告人的量刑有较大影响的，法院应当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充分辩论。当然，如果改变罪名对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是很大的，也可以不重新开庭径直作出判决，如将寻衅滋事罪改为故意伤害罪（轻伤）等。
第3招：对案件事实与证据有争议
实践中，有时候控辩双方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本身存在很大争议，辩护律师如果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在法庭上可以仅就“定罪问题”作无罪辩护，至于“量刑问题”可以考虑在庭后适当时间再提交。否则，容易冲淡无罪辩护的主题，削弱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坚决态度、自信和底气，从而会动摇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内心判断。
第4招：对同种罪名（情节、数额）有争议
辩护律师对案件的“定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的情节、数额有异议，如伤害（轻伤、损失轻微）等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以及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型犯罪，认为还达不到追诉标准而作无罪辩护的同时，可以在法庭上提出相关“量刑意见”。
另外，辩护律师对强奸罪中是否属于“轮奸”行为以及毒品犯罪中的涉案毒品数量等情节、数额问题，在认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可以就有关量刑情节作“罪轻辩护”。
第5招：对行为性质（定性）有争议
辩护律师（被告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总体上没有异议，但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不同看法，涉及到“罪与非罪”等根本性问题。如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等刑法“阻却性”情形；属于特殊主体依法履行职责行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纯民商事行为，等等。
对于上述情形，辩护律师在法庭辩论阶段作无罪辩护的同时，可以对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地位、作用（主从犯）等法定、酌定情节，发表“量刑”意见。当然，也可以仅就“定罪”部分当庭发表无罪的辩护意见，而在庭后再提交“量刑”部分的辩护意见。
第6招：对犯罪形态有争议
控方一般指控被告人已经完成犯罪行为或者认为已经达到了既遂的犯罪形态，而辩方通常认为属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或者犯罪预备等处罚较轻的犯罪形态，继而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违法程度、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
对于此种情形，辩护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就有关“量刑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此外，实践中还存在被告人未满刑事责任年龄、系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及犯罪已过追诉时效、被告人死亡等无罪情形。
总之，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能不能同时做无罪和罪轻辩护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理的辩护方案。但是辩护律师切不可完全脱离案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对明显构成犯罪的案件作无罪辩护，即“为无罪辩护而作无罪辩护”。这样做，不但不会取得积极的辩护效果，反而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也与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道理不相符。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如何质证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 第 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 (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 (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 (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 (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 (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 (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 (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 (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 (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 (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 (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4)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 (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 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 (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 (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 (2)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 (3)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 (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 (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技巧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到乙地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押解到青岛，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机关提出后，审查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如何质证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 第 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 (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 (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 (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 (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 (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 (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 (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 (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 (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 (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 (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4)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 (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 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 (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 (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 (2)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 (3)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 (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 (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技巧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到乙地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押解到青岛，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机关提出后，审查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

[律师回复] 您好，如果不是重罪，可大可小，在辩护的时候，要从主观恶意、危害程度、悔罪态度方面做辩护，争取做无罪辩护

[律师回复] 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 )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犯罪情节可以反映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危险性，从而对量刑有着重要影响，犯罪情节或者影响着基准刑的确定，或许对基准刑的调节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在选择罪轻辩护之后，就要认真研究案件的犯罪情节，提出案件中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从而争取在量刑上获得从宽。

[律师回复] 因为你就已经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无罪，反过来再做罪轻辩护，等于自己否定自己，逻辑混乱。等于两次辩护都作废了，法院不会采信你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