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有哪些

[律师回复] 一、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从司法实践来看，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我国1979年刑法第113条第1款对本罪的主体规定也明确限定于此。但是，鉴于实践中也有少数情况下，重大交通事故由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致，因此，1979年刑法第113条第2款又规定“非交通运输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为立法简洁起见，修订后的刑法第133条对本罪的主体干脆不作限定。毫无疑问，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刑法在修订后，其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间已产生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故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而均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因此，本罪的主体实际上仅限于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其他人员。二、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及行人可否成为本罪的主体从过去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这类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一般都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认定处罚。但笔者认为，从实际情况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规定来看，无论是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还是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行人，都可以因自己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而致成重大事故，因而理所当然地在本罪的主体中不能排除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及行人。例如，行人违章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横穿，致使过往汽车紧急刹车而相撞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认定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及行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应特别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于客观上不可能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不应以本罪认定。譬如，行为人在通常没有机动车辆来往的公路上违章骑自行车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只可能危害特定少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而只能分别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能认定为本罪。根据监督过失理论，《解释》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十分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员，如果不是“指使”、“强令”驾驶人员违章驾驶，可否因其疏于监督管理而构成交通肇事罪例如，某单位主管人员明知其雇佣的汽车司机无驾驶资格或明知其用于运营的客车经常严重超载，而仍任凭司机违章驾驶，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否认定该主管人员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依监督过失理论，这种情况下追究主管人员交通肇事罪的罪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根据《解释》的精神，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解释》只明确了上述人员因“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形可以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不宜对该规定作类推解释。当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的，依照各该条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此可见，交通肇事罪客体是由以下4个相互不可分割的因素组成的：1．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运输中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承担处罚的法律基础。所谓交通运输法规，是指保证交通运输正常进行和交通运输安全的规章制度，包括水上、海上、空中、公路、铁路等各个交通运输系统的安全规则、章程以及从事交通运输工作必须遵守的纪律、制度等。如《城市交通规则》、《机动车管理办法》、 《内河避碰规则》、《航海避碰规则》、《渡口守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违反上述规则就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在实践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劳动纪律或操作规程，玩忽职守或擅离职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或者违章行驶等。例如，公路违章的有：无证驾驶、强行超车、超速行驶、酒后开车；航运违章的有：船只强行横越，不按避让规章避让，超速抢档，在有碍航行处锚泊或停靠；航空违章的有：违反空中交通管理擅自起飞，偏离飞行航线，无故不与地面联络，等等。上述违章行为的种种表现形式，可以归纳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形式，不论哪种形式，只要是违章，就具备构成本罪的条件。2．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这是构成交通肇事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罪的必要条件之一。行为人虽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但未造成上述法定严重后果的，不构成本罪。3．严重后果必须由违章行为引起，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行为人有违章行为，但未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时间上不存在先行后续关系，则不构成本罪。4．违反规章制度，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从始发车站、码头、机场准备载人装货至终点车站、码头、机场旅客离去、货物卸完的整个交通运输活动过程中。从空间上说，必须发生在铁路、公路、城镇道路、和空中航道上；从时间上说，必须发生在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中。如果不是发生在上述空间、时间中，而是在工厂、矿山、林场、建筑工地、企业事业单位、院落内作业，或者进行其他非交通运输活动，如检修、冲洗车辆等，一般不构成本罪。检察院1992年3月23日《关于在厂（矿）区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厂（矿）区机动车作业期间发生的伤亡事故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因违反交通运输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事故，应按刑法第113条规定处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按刑法第114条规定处理；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发生的，应当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由此可见，对于这类案件的认定，关键是要查明它是否发生在属于公共交通管理的铁路、公路上。利用大型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反规章制度，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定交通肇事罪，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利用非机动车，如自行车、三轮车、马车等，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章肇事，使人重伤、死亡，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即能够同时造成不特定的多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的广泛损害，而驾驶非机动车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章肇事，一般只能给特定的个别人造成伤亡或者数量有限的财产损失，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不应定交通肇事罪，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其犯罪的性质，造成他人死亡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造成重伤的，定过失重伤罪。第二种意见见认为，它虽一般只能造成特定的个别人的伤亡或者有限的损失，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况且许多城镇交通事故都直接或间接与非机动车违章行车有关。因此，上述人员违章肇事，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如果因其撞死人而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因其撞伤人而按过失重伤罪论处，是不合理的。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第二种意见定罪判刑，即以交通肇事罪论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即交通肇事罪）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规定定罪处罚。《解释》将交通肇事罪的场所限定为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但对什么是公共交通运输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致使本罪长期以来在适用场所上存在一定争议。《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在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对道路的含义进行了限定，扩大了本罪的适用场所。刑法修正案八在交通肇事罪后增设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为危险犯，不需要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本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律师回复] 第一种观点“交通运输安全与秩序”说将交通运输秩序也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侵犯客体存在不妥。根据汉语词义，所谓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它表现为一种有条理的状态。　　交通运输秩序则是国家通过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制度进行交通运输管理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稳定、协调、有序的交通运输运行状态，如果将这种交通运输运行状态作为本罪侵犯的客体，则存在明显缺陷。　　其一，根据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类型，即是明确了设立本罪所保护的最主要社会关系着重在作为公共安全重要内容之一的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运输秩序。　　其二，尽管“秩序与安全是交通运输的基本要求”，但由于交通肇事罪是由过失而引起交通运输秩序的相应混乱，进而导致危及交通安全的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该罪着重保护的是交通的安全。刑法第133条将“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亦印证了这一点上是刑法规定本罪给予非难之重点。　　其三，将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同客体要件的关系混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对正常交通秩序的侵犯是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必然附随结果，但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却并不意味着就构成交通肇事罪。从逻辑上来讲，侵犯正常的交通秩序并非专属交通肇事罪的客体，如果肇事行为没有侵害交通安全，即使引起了交通秩序的混乱，也不会作为本罪来处理。也就是说，破坏交通秩序并不能反映出交通肇事罪的本质特征。　　第三种观点对于“交通运输秩序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说而言，除了存在上述把交通运输秩序作为本罪侵犯客体所涉及的缺陷外，还存在对本罪本质特征误解的缺陷。　　因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客体不能直接反映出本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存在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罪的客体相混淆的情形，故作为本罪侵犯客体明显不妥：　　其一，交通肇事罪所侵犯的是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重大公共财产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是在交通活动中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存在环境。如果脱离了交通活动中这种特定环境而理解交通肇事罪的客体，显然是不能反映其本质属性的。　　其二，作为本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客观上侵害了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这一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遭受侵害的具体内涵能够在交通活动中的公共安全这一客体中全部体现出来。若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本罪的客体，就又混淆了交通肇事罪的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的区别，或者重复了其同类客体。因此，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已经对公共安全的含义取得了共识的情况下，这种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公共安全中作为本罪侵害客体内容的做法显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