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案辩护律师怎么收费的

[律师回复] 法律规定，可以请律师，建议到法院再请律师，这样少花费用，而且此时律师才能看到案卷，起到辩护的作用。

[律师回复] 将电信诈骗行为规定为可酌情从严惩处的情节，规定了5种情形酌情从严惩处：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律师回复] 你好拨打电话电信诈骗无罪辩护词可以参考以下内容: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某诈骗金额9822683元事实不清、证据未确实、充分。
1、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刑法规定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中出谋划策，计划安排犯罪，指挥其他集团成员实施犯罪活动的人，犯罪集团成员犯罪行为产生的利益往往归属于首要分子。因此，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都在首要分子的主观犯罪故意之中，也都是在他的组织、领导、指挥之下实施的，理应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人并非首要分子，被告人在公司做过销售但是业绩一般，做过文员也是从事普通性工作，做过培训师也仅仅是做了几个月，受过其培训的人非常少，因此，被告人在本案中并未起到主要关键作用，也未在犯罪集团中出谋划策，更未计划安排和指挥其他人员犯罪，其在本案中属于从犯，不应该将其他人的犯罪数额归罪于被告人，应根据其所犯罪行定罪处罚。
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金额八百万余元与事实不符。公诉机关之所以指控被告人唐某某如此大的金额，主要是认定其作为公司培训师属于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应当就其他人员的犯罪金额承担刑责。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认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被告人自2013年3月份担任培训师至2013年9月13日被抓，共计6个月左右，其中2013年8月份全公司放假一个月，在此期间经过其培训的人员不多，均为新入职人员，新入职被培训的人员在培训后很多离开了公司，未从事犯罪或从事时间很短。另外，被告人对员工的培训资料均为他人提供的，被告人只是按照老板的指挥和安排去做的，培训内容也不涉及诈骗，主要是公司薪酬、规章制度、与客户交谈的方式方法等另外，从事培训师如此短的时间，何来几百万元的涉案金额。
3、本案公安机关提供的其他同案人等人的笔录中仅仅供述被告人为培训师并没有详细说明被告人从何时干的培训师，培训内容是什么 ，哪些人被其培训过，这些被培训的人员有多少，涉案金额有多少等等，公安机关也没有询问其他涉案被告上述问题，以及是否被培训过，培训是否涉及诈骗内容等，因此公诉机关计算出被告人涉案金额让辩护人不能理解，其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其计算犯罪金额的人员是否培训，是否是在被告人从事培训师期间所得，辩护人无法看出。
4、本案中被告人干过一段时间的销售业务员，后来从事文员工作，其所有行为均在他人指挥、领导下开展的，其所得收益也仅仅是工资，并没有根据其他人员业绩获得额外收益，公诉人按照首要分子定罪处罚，明显违背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被告人来说是有失公平正义的。
5、如果认定作为培训师应当对集团所犯罪行负责，那么，为什么在其之前一直从事培训师工作的赵某某没有被抓，也没有在此案件中被公诉。
二、对于被告人参与的具体诈骗行为具体数额的认定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
首先，从受害人的笔录中并没有确认具体与其联系诈骗他的人员是谁；
其次，从被告人的供述中也没有确定自己具体从事了几期诈骗、诈骗金额和受害人情况；
最后，公诉机关用以指控被告人的证据仅仅是公司的电子表格，该表格属于单一证据并未与其他证据形成有效证据链，不能确实充分的认定唐某某的犯罪事实。
三、被告人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在本案中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无论是从事文员，还是培训师，均是一般性工作人员，其作用是辅助和次要作用，同时也拿着一般性工作人员的工资，诈骗所得未落入其腰包，全部归属公司老板，其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是次要和辅助的，应当认定为从犯，按照从犯定罪处罚。
2、被告人到案后主动坦白罪行，且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到案后，根据记忆陆续向公安机关坦白供述了其实施犯罪的事实，其中很多犯罪事实是公安机关不掌握的，并且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自愿认罪，认真悔过，确有悔罪表现。
3、被告人犯罪金额相对较小主，主观恶性较小。
通过本案卷宗材料可知，被告人在公司做销售期间实施了诈骗行为，但是犯罪数额不大，未对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其实施诈骗犯罪的时间也不长，而后不再从事销售而是从事一般性文员工作，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系初犯，之前无违法犯罪记录，表现一贯良好，进行刑罚教育后可不致再危害社会。
本案中被告人犯罪前表现一贯良好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其本质并不坏，其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主要原因在于对法律认知的不足和对自己行为理解不深，对其从轻处罚并经国家劳动教育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综上所述，被告人系从犯，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且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较轻，对其从轻处罚教育改造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诉讼费 参考如下
第十三条　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
2.5％交纳；
律师代理费参考如下
（二）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基础服务费1000～2000元。争议财产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按下列比例分段累进计算。
争议标的额 计费比率
10001元—100000元部分 5%～6%

[律师回复] 诈骗罪的无罪辩护词以下两种：
一是出现程序问题。比如有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或者没有执行回避制度，又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侦查
第二种情况，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属于精神病或者某些不能自控的情况，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无罪，但是要关精神病院。

[律师回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于刑罚。”该条的立法原意是：防止夸大及滥用被告人的供述，这里的供述除了被告人本人以外还包括同案犯的供述，如果只有被告人本人及同案犯的供述就能定罪量刑的话，那么在实践中容易造成违法取得口供，不利于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同案犯的口供并不能转化成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只是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之一，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同案犯的供述对其他人有一定证明作用，但这种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时，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何况同案犯之间有着更直接的利害关系，极有可能出现转嫁罪责，互相推诿的情况。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曾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得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作为涉嫌诈骗罪一案被告人曾某某一审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全案证据，会见被告人，现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诈骗集团通过被告人提供的网络电话群呼平台从被害人处骗得50万元证据不足，不能形成完成的证据锁链，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诈骗未遂的构罪要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被害人在报案笔录中提及的诈骗电话，并非是通过被告人的网络电话平台所拨打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被害人报案时陈述“一个自称是武汉市公安局孔警官的男子用（027-85874400）的号码打我家电话”，而本案证据表明，被告人所提供的网络平台，被叫电话来电显示的号码只是随机产生的一些乱码，不具有透号即改号功能，这可以表明向被害人拨打诈骗电话的网络电话平台并非是由被告人提供的。
2.被害人在报案笔录提及，先后三次接到号码为027-85874400的诈骗电话，但本案电子证物检查笔录已证明，被害人的号码在被告人的网络电话平台上只被呼叫过一次，这足以说明被害人接到的号码为027-85874400的诈骗电话并非是由被告人的网络电话平台所拨出的。
其次，虽然在被告人的笔记本里检索到了被害人电话号码，但本案并没有查清到底是哪个诈骗集团诈骗了被害人，因而不能就此得出诈骗集团诈骗被害人时有利用过被告人提供的网络电话平台的唯一结论，具体分析如下：
1.本案证据表明，被告人与电话诈骗集团联系均是通过QQ或者电话等间接方式联系，并没有直接见过面，对于诈骗集团诈骗的对象也并不清楚。虽然诈骗集团有利用过被告人的网络电话群呼过被害人，但其与之后打诈骗电话给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是否系同一个诈骗集团存在疑点，至少本案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
2. 被害人陈述接到诈骗电话的时间是2009年7月20日9时40分左右，而根据电子证物检查笔录表明，被告人曾某某的网络电话平台主叫被害人的号码的时间是9时18分，前后存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间隔，在电信诈骗日益严重的今天，在此时间段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诈骗集团对被害人实施电话诈骗的可能。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诈骗团伙利用被告人所提供的网络平台诈骗钱秋虹证据不足，在此情形下，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更符合诈骗罪未遂的构罪要件。
二、本案被告人在整个电信诈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显著轻微，应认定为从犯。
首先，综合分析本案的诈骗过程。诈骗团伙先通过群呼语音短信对接听者进行筛选，在确定目标后通过有透号功能的网络电话平台实施电话诈骗，诈骗成功后再快速转移账款。显然，通过群呼语音短信选择实施对象，实则是整个诈骗过程的犯罪预备，相对于拨打电话诈骗，转移赃款等实施诈骗实质行为来说，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曾某某提供的网络群呼平台，实际是一个语音短信群呼软件，显示的号码也只是随机产生的一些乱码，因此，一般人接听时多少均会产生一定的怀疑，如果接听者接听语音信息并回拨后，服务器才会记录该电话号码，诈骗集团再利用有透号功能的网络电话平台拨打该号码实施诈骗。因此，诈骗集团租用被告人的平台的目的实际上是起着鉴别接听者警觉性高低的作用，这比直接为诈骗集团提供改号功能的网络电话平台的危害性显然更小，应认定为从犯。
最后，诈骗罪作为数额型共同犯罪，
最后分赃的多少往往能反映其在犯罪中地位和作为。从电子证物检查笔录可以看出，曾某某共同诈骗过程中，其只是收取少量提供网络电话平台的流量费，相对于被害人所骗的巨大金额来看，曾某某所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也可以反映出其在整个诈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
三、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主观恶性不深，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首先，尽管被告人已猜测出其提供的网络电话群呼平台有可能是被用来实施电信诈骗的，但其提供网络电话平台的主观目的实际上仅是为了赚取电话流量费，也就是说，其对于诈骗集团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诈骗的成功与否并不是被告人所能决定的，也不是其强烈期待的，因此，被告人在本案诈骗过程中的主观恶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说，本案被告人自己所做的有罪供述在本案的认定中是起关键作用的，这也体现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根据《刑法修正八》第八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之规定，望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诈骗团伙利用了被告人曾某某的网络电话平台诈骗被害人钱秋虹证据不足，被告人所提供的网络电话群呼平台在诈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显著轻微，应认定为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好，望贵院能对其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望能予以充分考虑，谢谢！
此致

[律师回复] 诈骗辩护律师所收取的律师费与案件复杂难易程度及办案律师的时间成本成正比的，关系联系本律师详细阐述案情后，商定处理方案。

[律师回复] 你好。采用无罪辩护策略，会使得罪轻辩护论证变得不大可能，因为假如主张无罪的一方尚左右摇摆，则会极大的损害无罪辩护的力度，信用卡诈骗罪无罪辩护辩护词辩护人往往不会为了讨巧，动摇其主要辩护方向。因此，通常情况下，辩护人一旦选定辩护策略，会一直坚持立场，而不是摇摆。
如此一来，直接后果是，无罪辩护难度较大的案子，如果采取无罪策略，哪怕辩护人以投机的方式点到了一些罪轻情节，这些情节也至多处在有无状态，程度状态则未论证。自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以来，所有的减轻从轻量刑情节

[律师回复] 您好，不容易通过，特别是如果是诈骗的组织者或者主要的实施者，建议从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赔偿等方面做罪轻辩护

[律师回复]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律师回复] 客观方面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诈骗罪在客观上的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而遭受财产损失。刑法上将行为分为作为与不作为。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又可分为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无论行为人主观方面是何种状态，刑法都不能对没有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否则即陷入主观归罪。
对于诈骗罪的指控，若行为人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则必然不符合该罪客观构成要件。在该问题上，则存在两个异曲同工的有效辩点：一是行为人未实施客观行为;二是相对人财产受损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该情况下，行为人必然存在一定形式的“行为”，但该行为不属于诈骗罪客观方面要求的行为。行为人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以上为不构成诈骗罪的无罪辩护，望采纳。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信用卡诈骗罪怎么做无罪辩护 基本案情： 陈某芝向建行申请了一张信用卡，因超期还款，与建行工作人员就利息问题发生争议，未能及时还款。建行遂以信用卡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陈某芝认为公安机关处理不公，有抵触情绪。公安机关认为其态度不好，加大侦查力度，查出其有多起透支行为，遂一并作为涉案金额，移送提起公诉。本律师在审查阶段接受委托后，会见了陈某芝并了解了相关案情，认为陈某芝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向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本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被采纳，作出不决定。现将辩护意见书全文附后，以飨读者。 信用卡诈骗罪辩护意见书(无罪)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陈某芝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3月7日被罗湖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贵院批准，于4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该案已移送贵院审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刚接受陈某芝之兄陈志永委托，担任陈某芝在审查阶段的辩护人。由于时间仓促，正在等待贵院安排阅卷。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依见了陈某芝，并向其家属了解了相关情况，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初步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决定。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陈某芝持有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未及时归还事出有因，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向本律师陈述，陈某芝因建设银行一张本金为18059元的信用卡透支超期未归还，因而被立案侦查。事实是，陈某芝虽未按期归还，但事出有因，并非“恶意透支”。其 一，此卡陈某芝使用多年，且由普通卡升级成金卡，一直信誉良好;其 二，在4月银行催收时陈某芝因对建行所收的利息和滞纳金有异议，与建行工作人员交涉中产生矛盾，但并没有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逃避银行催收的行为;其 三，陈某芝在2月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打成轻伤住院治疗，同时因受伤住院公司运转不灵，资金出现困难，因而耽误了还款，属于因客观原因没有及时归还。总的来说，陈某芝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认定其是“恶意透支”于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条的相关规定，对“恶意透支”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明确的解释)。同时，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积极帮助其清偿了该建行信用卡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二、陈某芝持有的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存疑，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有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透支本金48409元，另一张透支本金1477元，也被纳入犯罪金额。辩护人认为：该两张中国银行卡是否符合《解释》第6条“恶意透支”认定的条件，是否作犯罪化处理，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由于辩护人尚未阅卷，故只能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两笔中行信用卡透支款息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代陈某芝全部清偿。 三、陈某芝持有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业经人民民事审判，进入执行程序，该笔透支款息不应计入本案涉案金额。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于2005年7月在招商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透支本金为159397元，该欠款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之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作出生效判决的民事案件，如果属同一法律事实，在未撤销该判决或检察院未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直接立案侦查。据此，侦查机关将陈某芝在招行信用卡透支的本金159397元作为涉案金额，进行立案侦查，于法不当，应予纠正。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信用卡诈骗罪怎么做无罪辩护 基本案情： 陈某芝向建行申请了一张信用卡，因超期还款，与建行工作人员就利息问题发生争议，未能及时还款。建行遂以信用卡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陈某芝认为公安机关处理不公，有抵触情绪。公安机关认为其态度不好，加大侦查力度，查出其有多起透支行为，遂一并作为涉案金额，移送提起公诉。本律师在审查阶段接受委托后，会见了陈某芝并了解了相关案情，认为陈某芝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向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本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被采纳，作出不决定。现将辩护意见书全文附后，以飨读者。 信用卡诈骗罪辩护意见书(无罪)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陈某芝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3月7日被罗湖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贵院批准，于4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该案已移送贵院审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刚接受陈某芝之兄陈志永委托，担任陈某芝在审查阶段的辩护人。由于时间仓促，正在等待贵院安排阅卷。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依见了陈某芝，并向其家属了解了相关情况，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初步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决定。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陈某芝持有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未及时归还事出有因，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向本律师陈述，陈某芝因建设银行一张本金为18059元的信用卡透支超期未归还，因而被立案侦查。事实是，陈某芝虽未按期归还，但事出有因，并非“恶意透支”。其 一，此卡陈某芝使用多年，且由普通卡升级成金卡，一直信誉良好;其 二，在4月银行催收时陈某芝因对建行所收的利息和滞纳金有异议，与建行工作人员交涉中产生矛盾，但并没有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逃避银行催收的行为;其 三，陈某芝在2月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打成轻伤住院治疗，同时因受伤住院公司运转不灵，资金出现困难，因而耽误了还款，属于因客观原因没有及时归还。总的来说，陈某芝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认定其是“恶意透支”于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条的相关规定，对“恶意透支”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明确的解释)。同时，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积极帮助其清偿了该建行信用卡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二、陈某芝持有的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存疑，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有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透支本金48409元，另一张透支本金1477元，也被纳入犯罪金额。辩护人认为：该两张中国银行卡是否符合《解释》第6条“恶意透支”认定的条件，是否作犯罪化处理，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由于辩护人尚未阅卷，故只能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两笔中行信用卡透支款息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代陈某芝全部清偿。 三、陈某芝持有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业经人民民事审判，进入执行程序，该笔透支款息不应计入本案涉案金额。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于2005年7月在招商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透支本金为159397元，该欠款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之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作出生效判决的民事案件，如果属同一法律事实，在未撤销该判决或检察院未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直接立案侦查。据此，侦查机关将陈某芝在招行信用卡透支的本金159397元作为涉案金额，进行立案侦查，于法不当，应予纠正。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江某国的父亲江×才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朱#律师担任其辩护人，依法出庭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通过对被告人的会见，及庭前的阅卷和刚才的庭审调查，基于对本案的认识，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
一、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敲诈勒索不是事实
通过法庭调查可以证实，被告人江某国和受害人夏×曾是恋人关系，到事发时已经保持了两年多的男女朋友关系，并同居在一起，甚至曾经还有过谈婚论嫁。然而，由于夏×本人对爱情的不忠，在没有与被告人彻底分手的情况下，又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导致双方发生感情纠纷。案发当日，被告人为此到夏×工作的地方，找夏×问其究竟，但夏×矢口否认，双方发生争吵，被告人一时气愤打了夏×耳光，夏×也还过手。后被店内其他人员劝开，双方到一房屋内就感情的事做个彻底的了结，并交谈了很久，夏×提出给钱，要求与被告人分手，并要求被告人不干涉她以后的生活，为此，夏－还特意做了一份分手协议，有双方的签字，同时特别写明了女方已给男方3500元。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人与夏×之间完全是因为感情而发生的一个民事纠纷，而且双方已就此事做了了结，被告人拿的钱也是夏×自愿给付的，因而主观上并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所以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在客观上，被告人也没有实施任何敲诈勒索行为，虽然被告人打了夏×耳光，完全是因为一时气愤，而不是找夏×敲诈要钱。
二、受害人夏×的陈述疑点重重
疑点
一，如果真是被告人敲诈了受害人夏×，那么为什么在事发三天后，夏×才去派出所报案，而且在报案中并没有陈述被告人打她的详细过程，仅仅是简单的说被告人打了她，她怕了，就取钱给了他。
疑点
二，夏×报案称被告人开始向她要两万元，本辩护人认为是虚构的，因为被告人与她已经有过两年多的交往，对她及其家庭的经济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就当时的状况看，被告人应该清楚的知道夏×不可能拿出那么钱，因而不可能向她要两万块钱。
疑点
三，夏×报案声称自己被打的怕了，就将银行卡上的3500元取给了被告人，我认为也是虚假的。因为事发的地点就在夏×工作的地方，而且就是在白天上班的时间，有她的许多同事都在上班，如果被告人真将她打的怎样，她肯定会叫同事帮忙，周围的人也肯定会去劝阻，甚至打电话报警。
疑点
四，这也是本案最关键的地方，为什么夏×在报案时对自己写的协议只字不提，如果真正是被敲诈，或是被告人逼她写下该协议，那么在报案时肯定会将此情节和盘托出。而且，就受害人的文化水平来看，绝不可能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写下如此详细、工整的协议。
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敲诈勒索罪证据不足
本案中， 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证据就是受害人一方的陈述，和两名证人的证言。而受害人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问题所做的陈述不能完全采信，加上本身就疑点重重，根本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两名证人均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敲诈行为。相反，公诉机关提交的书证，也就是夏×与被告人签订的那份协议，我们不管它的法律效力如何，但它已经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双方是一个感情纠纷，那3500元也是夏×主动给被告人的，被告人不存在敲诈行为。因此，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四、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其实就是夏×在给被告人3500元后反悔，并在他人（也就是现在的男友）的指使下，利用国家司法资源，而对被告人进行陷害、报复的行为。在此，本辩护人希望也对这种利用国家司法机关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某国犯有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无罪判决。
湖南#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辩护人：朱#

[律师回复] 只是法院审理阶段的辩护，一般在五千--八千.如果从公安侦查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再到法院审理，三个阶段一般在一万五--两万.具体协商。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的程序怎么走 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 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 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应当准许；是否继续庭审，参照上述规定。 拒绝辩护后，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自案件宣布休庭之日起至第15日止，由辩护人准备辩护，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资源缩短时间的除外。 相关知识： 建立被告人选择辩护人制度的理由 首先，建立被告人选择辩护人制度有利于辩护功能的实现。刑事辩护权是归属于被告人的一项专属性权利，它是基于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专属性权利。指定辩护的宗旨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诉讼防御能力，防止他们由于经济困难、生理障碍或年龄等原因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赋予被告人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由于辩护人是尊重被告人的意愿来确定的，有利于获得被告人的信任与合作，辩护人可以有效地履行辩护职责，发挥辩护功能，以保证平等审判，从而实现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公平性。

[律师回复] 案情简介：2013年犯罪嫌疑人甲约乙两次一同前往茶馆与被害人风面，由乙充当某公司的老总，说该公司有工程业务外包，可以的话可能承包给被害人。后甲以需要打通关系为由数次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共十几万元全归自己所有。因承包一事迟迟没有音讯，被害人心生疑惑，到乙所在公司一询问得知乙根本不是某公司的老总，便要求甲归还款项，但甲已将款项用作他处已无力偿还。被害人遂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将甲和乙涉嫌诈骗为由予以刑事拘留。
本人接受乙家属的委托，在了解案情后，发现乙是在甲的请求下出于朋友之情，答应帮忙充当一下老总而已，过程中也未收过被害人任何财物。乙当初的心理是：其相信甲能够从某公司拿到工程项目，只是工程项目的承包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猫腻和生意人在生意场上经常夸大一些能力，是不争的事实。乙出于推辞不了和朋友之情才答应帮忙。但其心理态度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诈骗他人，也不知道甲叫他充当老总是为诈骗他人，从犯罪主观要件来说，乙并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意思。
所以本案中从客观上来看乙与甲一起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因为诈骗罪是故意犯罪，要求犯罪人主观上一定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乙不具这一要件。再从共同犯罪的特征来看：共同犯罪必须是共同故意犯罪。所谓“共同故意犯罪”，除了具备有共同的行为，还需具备有共同的故意。共同故意，要求：
1、几个犯罪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都持故意的心理状态；
2、几个犯罪人相互明知，即几个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和其他行为人在共同进行某一犯罪活动。这两方面的统一，才形成了犯罪人的共同故意。显然的，在本案中，只有甲在事前是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但他的“故意”并没有告知乙；而乙根本没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也不知道他帮忙充当老总的行为是与甲一起进行诈骗活动。
综上，本人认为乙的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所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便打算为乙作无罪辩护，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开始提出辩护意见，认为乙不构成犯罪，公安未予以认可。案件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本人再次向检察院提出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希望检察院对乙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在反复斟酌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时便要求公安机关不再将乙移送审查起诉，致此乙重获自由之身。

[律师回复]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辩护分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律师或其他公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在我国,是由人民指定的。通常被指定的辩护人由律师承担。这种辩护人称为指定辩护人。人民指定辩护的决定是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如果被指定的是律师,那么人民与律师所在单位则产生权利和义务关系。委托辩护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公民协助进行辩护。第三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三）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