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网逃自首怎样判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法第六十七条将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两种情况，即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从立法本意不难看出，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是鼓励犯罪分子主动归案，争取宽大处理;二是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提高破案效率。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原则，给犯罪分子以悔过自新的机会。当然，犯罪后外逃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的制裁，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主动投案的积极行为，否则，无异于在鼓励犯罪分子顽抗到底。这无疑不利于司法机关及时侦结与审理案件，无论是从法律效果还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其负面影响都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视外逃后再主动投案为自首，给外逃犯罪分子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犯罪后逃跑再自首的如何处理《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我们以为，一是对闻风而逃后再投案自首的，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忽略其加重处罚的情节;二是同比情况下，犯罪后外逃再自首与不外逃这两者，在定罪量刑上，前者应重于后者。众所周知，犯罪后外逃目的在于逃避法律制裁，其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坏，相对于不逃或投案自首者，其行为应构成加重处罚情节。一方面由于外逃使案件的无法及时侦破，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另一方面由于外逃犯流窜在外，易重新犯罪，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特别是领导者干部职务犯罪，由于贿赂犯罪案件大多属于高智能犯罪，尤其是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一旦犯罪嫌疑人闻风而逃，轻则延误办案时机，增大司法成本，难以深挖余罪和串案;重则难以成案，使大案化小、小案化了，逃避法律追究。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后逃脱处的认定 一、自首是我国刑法设置的激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并体现宽严相济处罚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犯罪分子通过交代自己或他人的罪行而便于司法机关侦破刑事案件，及时打击和预防犯罪。自首是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法定量刑情节。本着这种宽严相济的处罚原则，我国在相关的法律中对一般立功条件规定了两个成立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前述两个条件，即可认定为自首。 二、行为人自首之后是否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这是自首之后导致的必然后果，即行为人因自首引起的法律后果就是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或裁判，这是自首之后的事后行为。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自首的要件有三个：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是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而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删除了“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规定，这种删除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在实质要件上，成立自首仍要求犯罪分子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一般情况 对自首者的适当量刑是自首从宽制度得以正确进行的保证，根据中国刑法第57条规定的量刑一般原则和司法实践经验，一般认为，自首量刑的一般原则应掌握下列三点: 1、主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人投案自首可以使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持续状态结束，但是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不会因自首而消灭。犯罪人投案自首，仅仅表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态度，并不会改变其原来犯罪事实。因此，审判人员在决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量刑，必须以其犯罪事实为主要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首先按照自首者罪行的轻重对照有关法律，拟定一个刑罚幅度，而后结合自首的从宽情节，所以要把握好度，做到严宽适度，不枉不纵。 2、具体考虑自首情况。主要包括: (1)自首的时间。犯罪人投案自首的时间早晚，说明其悔悟时间的早晚;同时也说明了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持续状态长短。 (2)自首的原因及动机。犯罪人犯罪之后的认罪、悔罪、悔改心理是自首动机的三大要素，悔罪态度好的情况下，投案自首的，也说明了其悔悟的程度，量刑时也要考虑; (3)交待罪行的情况。交待罪行是否彻底，是否主动，也说明了投案者是否是真心悔悟的; (4)犯罪分子有无主动表现。这四大情节，审判人员在量刑时一定要注意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是认定“逃逸”性质的本质要件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立即投案”是评判“逃逸”性质的形式要件。本案被告人在肇事后即刻逃离现场，置伤者于不顾的行为，虽然说可能是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也可能是出于害怕心理等原因，虽后来能投案自首，但是仍应当认定刘海岸肇事后逃逸。但被告人在第二天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虽然时隔一天，不能算上“立即投案”，但不并不妨碍对其自首情节的认定。2012年7月11日晚22时许，被告人刘海岸酒后在无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车牌号为桂971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国道323线由百色往田东方向行驶，当车辆行至国道323线148800处时，被告人刘海岸驾车驶入右侧非机动车道内碰撞行人莫桂英，致使被害人莫桂英倒地受伤，刘海岸则弃车逃离现场。莫桂英因抢救无效于同月22日死亡。同年7月12日10时，被告人刘海岸到田阳县交警大队投案，并如实交代了交通肇事的事实。本案在认定过程中，对刘海岸的行为是否肇事逃逸和自首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只能构成自首，不能认定逃逸。理由是：构成逃逸行为，一是行为人主观上要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二是客观上要有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刘海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有逃避追究责任的念头而逃离事故现场，但不久能主动投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不能成立，故不应认定逃逸。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逃逸与自首可以一并认定。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刘海岸虽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但其第二天即到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并在开庭过程中自愿认罪，自首成立。但自首情节并不能否定刘海岸在逃跑时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因此，在认定自首的同时，应当认定刘海岸具有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刘海岸的行为应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和自首。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主要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由于恐惧心理等原因，而逃离现场，置死、伤者于不顾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肇事人“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的肇事人的“逃离”确实是出于害怕受害方或者围观群众对其进行殴打或者是当时精神高度紧张慌乱而逃等原因。结合立法设置“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情节的初衷，认定肇事人“逃逸”不能仅仅看肇事人是否离开现场，其关键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立即投案”的行为特征。如果肇事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后没有立即投案，如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后逃跑的，或者虽然肇事人立即投案但有能力履行却没有履行救助义务的，均属于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