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适用取保的对策

[律师回复]
一、完善管制刑的立法
人身危险性因素是确定对罪犯是否适用管制刑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行《刑法》对此只字未提。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中作出“管制刑，适用于罪行较轻且人身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人，人身危害性的衡量应综合犯罪人的具体涉案情况和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方面加以考虑”的规定。这样能为法官对具体罪犯是否决定适用管制刑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 制定管制刑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
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管制刑由公安机关执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也规定了警察有执行管制的职责，但两部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这既不利于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身权利，更使管制刑失去作为一种刑罚应有的严肃性;同时，由于罪犯的分散性和警力的有限性，管制的很多内容需要群众的配合和监督，然而，法律对这方面却无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应当就管制刑的执行问题制定专门的细则和规则，明确对管制执行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的有关内容，以统一规范协调管制刑从判决 交付执行 行刑完毕 宣告解除的各个环节，实现管制执行的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管制刑执行不尽人意的状况。
本人认为，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应有的内容包括：
(1)关于被管制罪犯执行期间违规或一般违法行为`加重或附加惩罚的规定。
(2)关于不同情形下被处管制刑罪犯的服刑场所的规定。
(3)关于执行机构和人员配备保障的规定。
(4)关于专门执行机构主要职责的规定。等等。
三、 建立管制易科剥夺自由刑的制度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限制自由刑与剥夺自由刑往往是配套实施的，一方面，对被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允许法官改处限制自由刑，以减少监狱羁押人数，消除剥夺自由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违反限制自由刑执行的罪犯，允许法官将剩余刑期改为剥夺自由刑。如俄罗斯刑法典第53条规定：“在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恶意逃避服刑的情况下，可以用剥夺自由刑代替，其期限为法院判决所判处的限制自由刑刑期。”又如法国刑法中关于限制自由刑中的放逐规定，放逐期间，被判刑人如果潜回法国，将被视为犯有中止放逐罪，要按重罪处以拘禁。在我国管制的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罪犯逃避服管制刑，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而按照法律，却又无法进行处理，使得管制刑的作用大大降低。为了提高管制刑的实行效果，保证管制刑能够切实得到执行，必须对管制刑执行给予一定的权威保障。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关于限制自由刑易科其他刑罚的制度，建议我国《刑法》作出以下规定：被管制的罪犯有逃避服管制刑的，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的，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可以将剩余刑期根据一定合理比例，易科拘役刑或有期徒刑。从而使管制与拘役(或其他徒刑)能够相互替代，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刑罚执行的严密。
四、建管制刑与附加刑并用的机制
刑罚保持相应的强度是必要的，否则对犯罪所表现出的过度宽容会伤害社会对报应犯罪的正当感情。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度加大管制刑的刑罚强度，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管制刑作为一种教育刑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实现刑罚的可感性和提高整个刑罚机制的效能。为此，我们建议在对罪犯判处管制刑的同时，还应考虑对其附加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或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特殊行业或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无偿性的公益劳动等。

[律师回复] 关于完善我国管制刑的对策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此问题主要存在如下几种不同主张。一是折抵说。主张首先将不同种刑罚折算为同一种较重的刑种，即将管制、拘役折算为有期徒刑，而后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其折算方法是管制二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拘役折算有期徒刑一日。二是吸收说。主张采用重刑吸收轻刑的规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收拘役或管制，只执行有期徒刑;拘役吸收管制，只执行拘役。三是分别执行说。主张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执行较轻的刑种，即先执行有期徒刑，再执行拘役、管制;先执行拘役，再执行管制。四是折衷说。其观点是不应绝对地采用某一种方法进行并罚，而应依具体情况或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区分，分别适用折抵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等不同方法予以并罚。五是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主张从重到轻分别予以执行，但并非分别执行不同种刑罚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别执行不同种刑罚的一定比例即部分刑期。
　　上述主张，各据其理，但均缺乏充实的立法根据和可信的刑法学基础，难以统一实行。折抵说虽立足于限制加重原则，但却从根本上混淆了监禁刑之有期徒刑、拘役、非监禁刑之管制在性质、剥夺自由的程度、执行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有将轻刑升格为重刑之嫌。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关于管制期间可否折抵徒刑刑期问题的复函》(法研字第58号)明确指出“徒刑的刑罚较管制的刑罚为重，徒刑和管制的执行方法也不同。管制的刑期不宜折抵徒刑的刑期。”显然，折算说，缺乏法律依据且有违司法解释，不应采纳。①吸收说意在避免折算说的缺陷，且简便易行，但却违背了对有期自由刑最宜采用限制加重原则合并处罚的客观规律，且与刑法第69条确立的限制加重原则的刑种适用范围相抵触，并且导致明显的重罪轻罚的不良后果。分别执行说虽然坚持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间存在严格界限的观念，但如按其主张而分别执行各种刑罚的结果，无疑是适用了并科原则，违反了刑法第69条确立的限制加重原则，且破坏了对一个犯罪人执行一种主刑的规则。此外，在监禁刑之有期徒刑、拘役、非监禁刑之管制的并罚适用中，同种刑罚适用限制加重原则而不同种刑罚适用并科原则，将造成后者相对于前者轻罪重罚的结果，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平衡。折衷说意图避免折抵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的缺陷，将合理成分集于一体，但弊端也正由此产生，使各种缺陷集于一身。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意图克服分别执行说的缺陷，体现限制加重原则，但仍决定执行两种以上的主刑，有适用并科原则之嫌，所以只是对分别执行说的修正。

[律师回复] 你好！这问题建议当面咨询，你可选择医疗事故鉴定后再起诉，或直接以侵权起诉。建议先保留医疗的具体单据，要求医院交出你的具体医疗材料。具体问题建议当面咨询。

[律师回复]
一、完善管制刑的立法
人身危险性因素是确定对罪犯是否适用管制刑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行《刑法》对此只字未提。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中作出“管制刑，适用于罪行较轻且人身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人，人身危害性的衡量应综合犯罪人的具体涉案情况和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方面加以考虑”的规定。这样能为法官对具体罪犯是否决定适用管制刑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 制定管制刑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
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管制刑由公安机关执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也规定了警察有执行管制的职责，但两部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这既不利于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身权利，更使管制刑失去作为一种刑罚应有的严肃性;同时，由于罪犯的分散性和警力的有限性，管制的很多内容需要群众的配合和监督，然而，法律对这方面却无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应当就管制刑的执行问题制定专门的细则和规则，明确对管制执行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的有关内容，以统一规范协调管制刑从判决 交付执行 行刑完毕 宣告解除的各个环节，实现管制执行的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管制刑执行不尽人意的状况。
本人认为，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应有的内容包括：
(1)关于被管制罪犯执行期间违规或一般违法行为`加重或附加惩罚的规定。
(2)关于不同情形下被处管制刑罪犯的服刑场所的规定。
(3)关于执行机构和人员配备保障的规定。
(4)关于专门执行机构主要职责的规定。等等。
三、 建立管制易科剥夺自由刑的制度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限制自由刑与剥夺自由刑往往是配套实施的，一方面，对被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允许法官改处限制自由刑，以减少监狱羁押人数，消除剥夺自由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违反限制自由刑执行的罪犯，允许法官将剩余刑期改为剥夺自由刑。如俄罗斯刑法典第53条规定：“在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恶意逃避服刑的情况下，可以用剥夺自由刑代替，其期限为法院判决所判处的限制自由刑刑期。”又如法国刑法中关于限制自由刑中的放逐规定，放逐期间，被判刑人如果潜回法国，将被视为犯有中止放逐罪，要按重罪处以拘禁。在我国管制的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罪犯逃避服管制刑，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而按照法律，却又无法进行处理，使得管制刑的作用大大降低。为了提高管制刑的实行效果，保证管制刑能够切实得到执行，必须对管制刑执行给予一定的权威保障。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关于限制自由刑易科其他刑罚的制度，建议我国《刑法》作出以下规定：被管制的罪犯有逃避服管制刑的，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的，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可以将剩余刑期根据一定合理比例，易科拘役刑或有期徒刑。从而使管制与拘役(或其他徒刑)能够相互替代，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刑罚执行的严密。
四、建管制刑与附加刑并用的机制
刑罚保持相应的强度是必要的，否则对犯罪所表现出的过度宽容会伤害社会对报应犯罪的正当感情。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度加大管制刑的刑罚强度，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管制刑作为一种教育刑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实现刑罚的可感性和提高整个刑罚机制的效能。为此，我们建议在对罪犯判处管制刑的同时，还应考虑对其附加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或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特殊行业或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无偿性的公益劳动等。

[律师回复] 一般条款,又称概括性条款或者兜底条款。由 于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采取列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的调整对象,也 不能适应调整对象的发展变化。对市场中出现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诸如:利用网络技术 在互联网中从事不正当竞争;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商标与互联网域名的冲突问题等行为缺乏 调控力。由于现行立法没有规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忽视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本质特征,并 没有设置一般条款,对实际执法工作约束较大,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具 有不正当竞争性, 但不属于其所列的 11种行为无法规制, 因此给法律适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也不利于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这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律师回复]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关系的规定是极为不完善的。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今后的立法应重点对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上采纳兼得模式。笔者认为在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上应当采纳兼得模式，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人身损害从来就没有“超额利益”。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本身是无价的，对身体侵权造成损害进行赔偿所谓的“超额利益”自始就不存在，规定一定的赔偿数额仅仅是以“抚慰金”的形式对受害者进行抚慰，这并不意味着人身损害赔偿存在固定的赔偿额。另一方面，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1款中针对财产保险合同规定当第三者侵权时，保险人赔偿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存在追偿权，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第三者侵权时没有规定追偿权，这也充分说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具有无价的。2受害职工获得双份赔偿不存在不当得利。受害职工同时从工伤保险中获得赔偿和从侵权损害赔偿中获得救济，即双份赔偿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原因是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费本身就是每个职工自己交的只是以公司的名义缴纳而已，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双份利益”。如果只允许受害职工获得一份赔偿，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加害人或保险公司。3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践中社会的不公。采纳兼得模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由于采取不同的救济模式获得赔偿数额过于悬殊造成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受害职工的精神损害能通过侵权损害赔偿途径获得救济，从而有利于保障受害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建议。笔者认为，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关系即兼得模式在立法上应该区分侵权行为的来源，具体规定如下：1第1款规定：劳动者执行职务过程因第三人的行为受到人身伤害，可以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同时可以向人民请求用人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在执行职务过程因第三人的行为受到人身伤害时，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和第29条的规定可以基于工伤保险关系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保险赔偿金。同时，还可以基于人身侵权关系向人民请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因是用人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在法律上存在人身安全的保障义务。2第2款规定：劳动者执行职务过程中因第三人的行为受到人身伤害，可以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同时可以向人民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的规定和第29条的规定可以基于工伤保险关系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保险赔偿金。同时可以基于人身侵权关系向人民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问题是因工受伤的职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向第三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后能否再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呢笔者认为不可以，原因是第三者的侵权造成工伤损害时，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仅仅存在两个诉，即基于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保险给付之诉和基于第三者侵权之侵权给付之诉。因此，在两个诉都获得救济的情况下，向用人单位主张侵权损害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抵押是适用善意取得的。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律师回复] 经济适用房可能是划拨地，再卖可能涉及土地出让金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对于赃物、遗失物等不适用于善意取得。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归国家所有或归还失主，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行为人的内在心里活动状况。善意作为人的主观活动状况，不显于外部，难于度测，但作为法律概念，必须具有可度量性和可操作性，应有其具体的衡量标准。此时所采用的就是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是善意的，应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是否具有恶意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其为恶意，就推定其为善意。如果完全由受让人就其出于善意来举证，就加重了受让人的举证负担，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于善意的时间，通常认为是受让人受让财产时，即让与人向受让人交付财产时，至于以后是否为善意，则不影响善意取得时的效力。如果受让人在交付财产以前处于恶意，亦可推定其交付财产时为恶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一个诚实，不贪利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就无偿受让财产，其本身就非善意，或者说是有过失的。在无偿受让财产中，受让人取得了财产利益，返还其取得的财产并没有使其财产权益遭受损失。所以，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以相应的财产或者支付金钱为代价，无偿取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进行登记的已经进行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法律规定有些财产的转让，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如不动产转让，汽车、船舶等动产的转让，在需要进行转让登记的情形下，以登记的时间作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标志。在不需要登记的情形下，占有的转移是适用善意取得的条件之
一，即受让人实际占有交付的财产。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对于赃物、遗失物等不适用于善意取得。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归国家所有或归还失主，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行为人的内在心里活动状况。善意作为人的主观活动状况，不显于外部，难于度测，但作为法律概念，必须具有可度量性和可操作性，应有其具体的衡量标准。此时所采用的就是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是善意的，应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是否具有恶意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其为恶意，就推定其为善意。如果完全由受让人就其出于善意来举证，就加重了受让人的举证负担，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于善意的时间，通常认为是受让人受让财产时，即让与人向受让人交付财产时，至于以后是否为善意，则不影响善意取得时的效力。如果受让人在交付财产以前处于恶意，亦可推定其交付财产时为恶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一个诚实，不贪利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就无偿受让财产，其本身就非善意，或者说是有过失的。在无偿受让财产中，受让人取得了财产利益，返还其取得的财产并没有使其财产权益遭受损失。所以，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以相应的财产或者支付金钱为代价，无偿取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进行登记的已经进行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法律规定有些财产的转让，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如不动产转让，汽车、船舶等动产的转让，在需要进行转让登记的情形下，以登记的时间作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标志。在不需要登记的情形下，占有的转移是适用善意取得的条件之
一，即受让人实际占有交付的财产。

[律师回复] 对于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如果受让人出于善意支付了合理的价取得该不动财产，并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登记，受让人就可依法取得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该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占有改定适用善意取得吗问题解答如下, 占有改定不适用善意取得。善意取得适用占有委托物，不适用占有脱离物，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丧失占有的物；
比如脏物、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等，这样是为保护受让人的权利，家利益。
占有改定取得该动产的买受人为所有权人，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该动产，任何人不得妨害。
第三人侵夺该动产时，所有权人可以请求返还该动产。第三人损毁该动产时，所有权人可以请求赔偿。第三人妨害该动产时，可以请求妨害的预防。
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不得超过被继承人享有的范围，被继承人财产上的负担也拘束继承人。
因而所有权人如同直接占有人，不管继承人是否善意，都可以向继承人主张物权。在直接占有人为法人时，法人分立、变更的，所有权人可以向分立、变更后的法人主张物权的效力。

[律师回复] 对于盗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盗窃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如果购买人不知道或应当知道所购财物为盗窃赃物，已经对所购的财物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如卖方提供了“合法”持有该财物的发票等证据、购买人进行了合理的审查）、已经支付对价而且价格合理的，或是从正常的市场或商店购买的，虽然该财物属于盗窃赃物，但对购买人而言仍属于善意取得，取得对该财物（赃物）的所有权。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律师回复] 你好，权人不遵守约定，将权利转让给了第三人，使第三人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接受了转让的权利，该转让行为就有效，第三人成为新的债权人。转让
行为造成债务人利益损害的，原债权人+债务人的约定对新债权人有效，原债权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的理解：这不是原债权人、债务人《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相对性”，因为新债权人已经加入到《原合同》关系，必须遵守《约定不得转
让债权》，《合同法释义》79条是“合同债权的善意取得”）。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在慈善事业的各种激励机制中，税收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政策杠杆，是《慈善法》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和亮点，是国家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有力措施。三是对受益人的税收优惠。《慈善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并且，准予在三年内结转税收优惠额度。”四是对扶贫济困慈善活动的特殊优惠。《慈善法》对税收的优惠包含了多个方面：一是对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股权和知识产权的，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的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慈善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另外，慈善法还规定了免征行政事业性费用的优惠政策。该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价证券。《慈善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慈善法》第八十条规定。”明确了无论是境内捐赠还是境外捐赠：“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都依法享有税收优惠。为落实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二是对捐赠财产的税收优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境外捐赠用于慈善活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律师回复]
一、善意取得的法律要件无处分权人将动产有偿转让给善意受让人的，应符合如下条件，受让人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
1、处分人将该动产移交受让人占有的;
2、受让人支付了一定的代价;
3、处分的标的物是法律允许流转的财产;
4、交易合法有效。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为善意。受让人是否为善意，以取得动产占有时的状况来确定。
二、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例外情形下列情形不适用善意取得：
1、无偿的转让行为;
2、转让人和受让人采用占有改定方式的，由转让人继续占有动产的;
3、以转移物的请求权代替交付的。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律师回复] 对于遗失物盗窃物适用善意取得吗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遗失物和盗窃物一般是不适用善意取得的。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