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客观表现形式有哪些

[律师回复] 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
第六章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法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
主观要件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对“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
第
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
第
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1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司法实践中，如果在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又没有卖赃者已告知收赃人赃物来源的供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那么直接依据《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关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以外的普通财物，则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对赃物不法来源“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
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
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
收购，主要是针对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
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
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
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律师回复] 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
第六章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法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
主观要件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对“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
第
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
第
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1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司法实践中，如果在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又没有卖赃者已告知收赃人赃物来源的供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那么直接依据《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关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以外的普通财物，则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对赃物不法来源“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

[律师回复]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熊某是一废品收购店老板，2012年下半年先后多次收购14岁中学生袁某和15岁中学生沈某某盗窃所得的电线、铝锭子等金属赃物，后因他人举报熊某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鉴定，熊某收购的金属赃物价值人民币1800余元。本案中，熊某的行为该如何认定
首先，熊某的行为符合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要件。《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未成年人袁某和沈某某先后多次将电线、铝锭子等金属赃物卖给熊某这一行为，显然与他们的主体身份不符合。熊某对此应当意识到这是盗窃物品；当袁某和沈某某明确告诉他这是从某停车场汽车里盗窃来的物品时，熊某仍低价予以收购，其牟取暴利的犯罪动机十分明显。 　　
其次，熊某的行为符合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客观要件。盗窃公私财产，是公安机关依法应当打击的犯罪行为。熊某收购明知是盗窃而来的物品，其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盗窃犯罪，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形成阻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故而其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第三，《刑法》第312条中所指的赃物，是以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犯罪主体来确定的，未成年人因为不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仅对某些犯罪负有刑事责任，故而被称之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犯罪主体。因此，本案熊某的行为，只能以一般犯罪主体来确定其所收购物品的性质；何况，前者是否有罪，对后者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均无任何改变，甚至熊某的行为助长了该案的未成年人进一步走向犯罪。所以，无论从社会危害性，还是从打击违法犯罪的角度讲，熊某的行为都符合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点。

[律师回复] 什么事情咨询？

[律师回复] 可以的啊

[律师回复] 您好，是涉及到银行卡的问题吗。有问题我们可以电话咨询。

[律师回复] 案件到那个阶段了呢？

[律师回复] 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呢,如需进一步沟通可以与我详谈细节

[律师回复] 掩饰犯罪所得的量刑标准如下：
1、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律师回复] 掩饰犯罪所得的量刑标准如下：
1、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律师回复] 需要根据犯罪情节确定，如果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近亲属应尽快当面咨询律师，由律师携委托手续会见涉案人员，了解案情后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阅卷，掌握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了解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等信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刑罚，需要根据会见、阅卷、与办案人员沟通后的结论来进行预估。在全面了解案情后，确定辩护方向，选择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从而让犯罪嫌疑人摆脱刑罚或取得从轻、减轻刑罚的成果。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1、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体现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数额方面，量刑时可以根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数额的大小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因其他犯罪情节影响量刑的，可以根据有关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律师回复] 作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并多次向被告人了解案件事实，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现就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给予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犯罪情节轻微，且有法定、酌定从轻的情节，量刑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王某主观上没有犯罪的直接故意，主观恶性较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根据本案的卷宗材料，被告人王某对所卖掉的粮食起先并不知道是他人盗窃得来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
一，王某同其妻子李某虽然于2011年腊月初六结婚，但由于各种原因，王某与其岳父、岳母家在2013年6月份之前是很少来往的，对其岳父母家有关的种地所得的粮食收成情况不是很了解，致使在第一次帮助销售小麦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所销售的粮食是不是非法所得;其
二，只是在后来岳父母频繁的指使其销售小麦时，对粮食的来源产生了部分怀疑，并且也向其岳父询问过该粮食的来源，其岳父的答复是粮食是收来的。但所谓的“粮食是收来的”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公平交易、正当买卖得来的?还是盗窃所得得来的?其岳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能由被告人自己猜想;其
三，王某参与这几次销售的非法所得，其销售的价格同当时的市场价格不相上下，且均是在白天通过正当渠道出售的粮食，从违法行为的客观表现上也很难推断出其主观上对销售的粮食是赃物达到了“明知”的程度;其
四，被告人王某岳父母家耕种着10多亩地，有一定的粮食收成，并从事着肉牛的养殖，两年前还经营过商店，在被告人王某看来，其岳父母合法、公平的收购粮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致使王某对其岳父母家储存着如此多的粮食，对该粮食的来源合法与否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也就是对粮食是否属于犯罪所得在主观上达不到“明知”的程度。充其量其销售粮食这一违法行为属于故意犯罪中的放任形态，属于间接故意犯罪类型。
被告人在主观认识上并没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只是出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的姻亲关系，在不明知涉案物品是赃物的情况下，不好拒绝岳父母的要求，不知不觉中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虽然客观上构成了帮助其他被告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故意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辩护人希望合议庭量刑处罚时充分考虑这一关键因素。
其次，根据本案被告人王某的供述，王某是受他人的指使而参与到帮助销售赃物的违法行为之中的。在侦查机关对王某第三次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是其岳父或者岳母打电话让他去卖粮食，至于去哪里卖、卖给谁、粮食的价款收取等都不是王某所要考虑的范围，完全听从他人的安排，在不明确确信销售的粮食是赃物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从事了违法活动，但在从事违法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处于从属地位，不起主要作用。
第
三，王某参与的几次销售的赃物价值为4万多元，数额并不是特别巨大，并且对销售赃物所得的价款没有获得分文，也没有谋取赃款赃物的主观恶性。
第四、被告人王某没有前科，认罪态度好，属于可以酌情从轻的情节。被告人王某一贯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在侦查阶段及法庭上，被告人王某能如实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67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且在羁押期间积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对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所犯罪行悔恨有加。
综合以上四点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虽然客观上实施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但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主观上并没有明确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建议合议庭本着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lt;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gt;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王某从轻处罚，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缓刑，给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同时被告人王某也要从这次违法犯罪行为中吸取教训，当亲情的驱使与行为的违法相冲突时，要义无反顾的抛弃刻意维护亲情的自私心理，毅然决然的拒绝违法行为，放弃侥幸心理，以便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事务所律师

[律师回复]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要根据具体的数额以及获利的情况确定判刑的幅度。详细情况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律师回复] 要看转账的金额

[律师回复] 具体看案件的具体情况才能判断，刑事案件建议尽早委托律师介入，如需法律帮助请与我联系，微信电话同号。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第十九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律师回复] 你好，请问具体详情方便沟通吗?

[律师回复] 需要根据犯罪情节确定刑期，如果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家属应尽快携拘留通知书当面咨询律师，由律师携委托手续会见涉案人员，了解案情后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阅卷，掌握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了解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等信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刑罚，需要根据会见、阅卷、与办案人员沟通后的结论来进行预估。在全面了解案情后，确定辩护方向，选择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从而让犯罪嫌疑人摆脱刑罚或取得从轻、减轻刑罚的成果。如有需要请来电咨询或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