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患者家属在医院“承诺理赔但需先办后事”的诱导下办理了后事,导致尸检等关键证据灭失,医院又否认过错拒绝赔偿时,家属的维权之路仿佛陷入了绝境。这正是贺鹏律师接手此案时面对的死局,他是辽宁山嵩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在这起头孢注射致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中,贺鹏律师首先运用自己扎实的医学知识对病历进行审查。他不放过病历中每一处细节,发现关于死者就诊前和转诊时“体征”方面的医学描述,从中找到了可以间接印证患者死因疑似系酒后注射头孢引发双硫仑样反应的线索。接着,他抽丝剥茧,明确了医院未询问饮酒史、未评估用药风险等违规行为。在医疗损害鉴定环节,他凭借医学知识向鉴定机构清晰陈述过错点和案件疑点,成功说服专家采纳“医院存在过错且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意见。最终,鉴定机构虽认为没有遗体检验无法确定完全因果关系,但还是出具了具有部分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法院也据此判决涉事医院赔偿患方三十余万元。
而在工伤认定案件中,员工W响应疫情防控政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从发病到死亡超过48小时,人社局和省人社厅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一审法院也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贺鹏律师接受委托后,对案件进行全面深入分析。针对工伤认定的时间界限问题,他查阅大量类似案例和相关法律规定,找到最高检典型案例及劳动部历史文件,提出不应机械适用48小时标准。对于发病与工作的关联性问题,他指导公司收集并提交W在疫情期间工作强度大、连续封闭工作的相关证据。一审败诉后,他没有气馁,制定针对性的二审诉讼策略,补充提交新证据。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和原行政决定,责令某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事后该局作出了工伤认定的决定。
在女职工L女士生育津贴被克扣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贺鹏律师面临着证据收集难度大、法律关系复杂、公司态度强硬等难题。他指导L女士收集微信工作痕迹、金钱往来记录、团建照片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后,在仲裁庭中明确指出生育津贴属于劳动者法定福利待遇,公司无权克扣。在仲裁过程中,他一方面向仲裁庭提交充分证据和法律意见,另一方面与公司代理人进行多轮调解谈判,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公司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败诉风险。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L女士成功维权。
贺鹏律师在处理案件时,有一个习惯,他会在会见当事人前花很长时间观察当事人的微表情,以此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心理状态。他还会把合同读出声来找逻辑断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的细节。
案件结束后,对于那些成功维权的当事人来说,法律带给他们的是经济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慰藉。而贺鹏律师在结案后,会给当事人发一条信息,询问他们后续的生活情况,虽然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却让当事人感受到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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