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

笔者所在地的相关法院根据上级法院会议精神，对该种情况下的法律运用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或规定：凡赔偿义务人受到刑事处罚的，无论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还是独立起诉的民事案件，侵权人及其相关的其它赔偿义务人均不应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其法律依据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第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批复全文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法理支撑的理由是：既然侵权人(赔偿义务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就不应该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否则对刑事被告人不“公平”。笔者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

第一，该批复是对云南高院云高法[2001]176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行为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的个案批复，针对的是某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我们知道，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部分只能是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该批复本身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是，我们在引用或理解该批复时，必须认真、仔细地看其精神实质，正确理解其适用前题条件、范围和背景，而不能直接推定赔偿义务主体都可基于该批复而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已明确：“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且该解释中的相关条文更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

第二、从刑事和民事的发展史及法学理念演变过程来看：古代是刑民不分，诸法一体。尤其在我国还长期存在着“重刑轻民”、“先刑后民”，“重打击，轻保护”。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或多或少目前还是有一定的根基和市场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是：被告人在受到刑事处罚后，附带民事部分能够解决则处理，且在一并处理时也一般是粗线条解决，不重视民事赔偿，尤其是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己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不争的事实，这种观点便是“以刑事对抗民事”的一种变异的具体方式。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首先，有人为地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对立起来的嫌疑;其次，该观点只过于考虑到被告人的所谓“公平”，试问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时该如何救济?对被害人如何实现“公平”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法律已在实体法上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的权利，是需要通过程序法来实现的，若按照上述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的权益，先由于批复的适用被剥夺，然后又没有救济的途径或救济方式，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无意中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

一个程序方面的批复能否对抗法律在实体上规定呢?更何况此观点还是建立在对该批复的扩张性理解上!再次，在全球突出保护人权的时代，保护人权尤其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是时代的主题曲，是司法公正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所在。在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关系演变的法治进程中，现在两者已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轨道上行驶的“列车”。刑事的重点是惩罚犯罪行为兼顾保护人权;而民事的重点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充分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统一体，都是为了和谐社会、保障人权，两者是同等的重要。

从刑事案件的性质上可以看出，受害人理应当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赔偿内容既包括实际经济损失，还包括受害人的精神损失。在进行刑事案件诉讼阶段，法院的审判人员也会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处罚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员。因此，具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的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