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构成收买被拐卖妇女辩护词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律师回复] 《刑法》
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律师回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律师回复]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其中，“儿童”一般指14周岁以下的人。拐骗是指行为人以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儿童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脱离其家庭或监护人；绑架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麻醉等方法，将儿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脱离其家庭或监护人；收买指在出卖之前支付钱物，购买儿童，收买既可以是向其他人贩子收买，也可以是向被害人的亲属收买；贩卖是指将已控制在手中的儿童转卖给他人；接送是指在拐卖儿童过程中，负责藏匿、看管、转换车船等中间转运。只要实施了前述一种行为，即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侵害了被害儿童的身体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身体自由权是指以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人格尊严权，是指与民事主体的尊严密切相关的以精神性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被害儿童被拐骗后，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处于被欺骗、任其摆布的境地，失去决定自己去向的身体自由权，行为人将被害儿童当作商品出卖，损害其做人的尊严。而且极易引起被害人家庭离散，有时甚至家破人亡，其社会危害性极大。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担任被告人张2的二审辩护人，根据本案的有关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妇女罪、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理由如下：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及法学理论，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包括：
1、主观上只能出于故意，而且必须以出卖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拐卖行为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为了出卖获利，仍决意实施拐卖行为。行为人出于其他目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妇女的，不构成本罪。
2、客观上采用了拐骗、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等方式，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而构成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则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而收买。
首先，本案的被告人，无论是被指控的拐卖方还是收买方，主观上都没有拐卖妇女的故意。被告人张1主观上是叫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等介绍一些女孩子到其开办的娱乐场所来做事，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主观上是应被告人张1的要求，帮其物色一些女孩子做事，双方均没有拐卖妇女或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故意。
其次，本案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与被告人张1之间没有实施拐卖妇女或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因为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协商过出卖或曰收买价格，根本不存在买卖行为。尽管张1会支付一些费用给介绍人，但双方说的很清楚，主要是报销路费、餐费、住宿费及少量介绍费或称辛苦费，并不是所谓的买卖妇女交易费用。并且所有女孩子都与张1签订了《劳动合同》，如果是拐卖妇女，根本无此必要。以上事实可以由下列被告人的供述加以证实：
1、被告人张1的供述；
2、被告人魏1的供述；
3、被告人周某的供述；
4、被告人杨某的供述；
5、被告人魏2的供述；
6、被告人郑某的供述。
第三，被告人张
1、张2（系两兄妹）并未限制这些女孩子的人身自由。虽然张1等对女孩子的言行有些限制，但主要是限制她们不要对外乱说店里的事，并未严格限制她们的人身自由，她们可以对外打电话，可以上街买东西，所谓监视的人也是在店里做事的女孩子，如果她们真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有机会串通一起逃走。这些情节，通过这些女孩子的陈述可以得到证实。
第四，即使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实施了拐卖妇女行为（实际没有），但被告人张
1、张2并不明知，因为张1只是要求他们介绍一些女孩子来店里做事，并未叫他们拐骗，事后他们也没有告知女孩子的来历。因此，被告人张
1、张2根本不存在“明知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而收买”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依然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第五，依照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的供述，被告人张2既没有要求他们介绍女孩子来店里做事，也没有从他们手里接收过女孩子，更没有支付过任何费用给他们，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均是张1所为。所以，不论本案是否存在拐卖妇女的行为，被告人张2均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主观上没有拐卖女孩子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其行为不能构成拐卖妇女罪，最多只能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或介绍他人卖淫罪。既然上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妇女罪，那么被告人张
1、张2的行为也不构成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因为根本没有犯罪对象。事实上被告人张1要求被告人杨某、魏
1、郑某、黄某介绍一些女孩子前来做事的行为，实际上是组织卖淫或曰容留他人卖淫的一个步骤或曰一个阶段，属于同一犯罪行为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能分别构成两个罪名。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

[律师回复] 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可以作为辩护人。家属即使不是律师也可以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律师回复] 你好，你咨询的拐卖妇女刑事抗诉案件的辩护词是什么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辩护制度中的辩护种类有三种：
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
而辩护制度一般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而言的。
前两种情况就不必赘言了，在此主要解释一下指定辩护。指定辩护是指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遇有法定情形时，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法定情形是指：1 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2 开庭审判时不满18周岁的；3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也就是说，这3种情形下无论是否拒绝最终必须有辩护人参加，其他情形时，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
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儿童犯罪的辩护词内容：
拐骗儿童罪辩护词的具体内容有辩护人的相关信息、案件的基本情况、辩护人的法律依据、辩护人对案件审理的建议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孕妇盗窃被警方抓获后，由于警方依照相关法律不能收监、拘留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只好根据案情对其作出取保候审或者治安处罚不予执行的决定。到了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层面，也是取保候审，即便判了刑，也会追加缓刑，当事人可申请监外执行。通俗地说，不管取保候审还是监外执行，人放了，人身自由还在，因此，个别孕妇就利用这一点屡犯屡盗。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32条第二款规定，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这就是拐卖儿童罪无罪辩护词的回答。

[律师回复] 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车某某的父亲车某先生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车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本辩护人及时会见了车某某，听取了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本辩护人认为，车某某并不构成盗窃罪，不符合逮捕的条件，请求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具体理由如下：
　　
一、据车某某本人陈述，其是因为准备和朋友合作开送水店，需要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送水工具，故购买了涉案车辆。该车辆是其花800元人民币向路人购买的，并非是其盗窃得来。辩护人认为，虽然公安机关在查扣该车辆时发现车上有开锁工具，但并不能据此就推定车某某盗窃了该车辆。如果要证明车某某盗窃该车辆，尚需要比如作案现场的监控录相、看见其作案的证人证言或者在作案现场有提取到其指纹等其他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方可。否则，根据无罪推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仅能推定其不构成犯罪。
　　
二、涉案车辆已较为陈旧，价值不大。据车某某陈述，该品牌车辆即使是购买新车，也仅需两千元左右，故远不可能达到三千元的追诉标准。虽然车某某曾因涉嫌盗窃被拘留十五日，但仍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条件，不能对其适用一千五百元的追诉标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情况来看，并不能证明车某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达到应予进行刑事追诉的标准。所以，辩护人恳请贵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相关证明标准进行审查，慎用逮捕措施，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为盼。谢谢!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为了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司法全过程，建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同时公布该案辩护律师或代理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等法律文书。这对规范、监督法官依法审判和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操守都有着重大意义。
辩护词、代理词的全面公开，是对审判法官的监督和对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规范，裁判文书对辩护词、代理词中提出的辩护意见、诉请、抗辩的理由、提供的证据是否采信，就有了参照依据。裁判文书中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权利义务分配是否恰当，也就有了对照和评判依据。同时，律师辩护和代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更有利于法官在审判中兼听则明。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贺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贺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米宗周律师担任被告人贺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案件经过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已经清楚，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贺某某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求合议庭在对被告人贺某某的行为量刑时予以考虑。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本案受害人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人贺某某 从轻处罚。
　　起诉书指控“2006年 2月13日，被告人贺某某因琐事与本村村民张会仁发生争吵，引起撕打”。而当时发生打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受害人当天因为自己家的麦杆垛被人点燃，然后在路边漫骂，而且漫骂的非常难听。最重要的是其语意所指就是怀疑本案被告人贺某某点燃了他家的麦杆垛。根据受害人骂的语言在现场的其他村民随便一想就会想到是骂被告人。被告人贺某某无奈才让受害人别不点名的骂，谁点他家麦杆垛他就骂谁。受害人极其无理欲与被告人动武，在发生争吵之后，双方引起撕打。可见，受害人对伤害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受害人的过错行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贺某某从轻处罚。
　　
二、案发后被告人贺某某悔改态度明显，且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
　　案件的起因是受害人的漫骂，被告人贺某某一时冲动，加上对法律了解不深，根本就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慎做出这样的事情。事后被告人感到非常后悔，悔罪态度明显。因此，被告人贺某某系初犯、偶犯，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三、本案被告人贺某某与受害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取得的受害人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贺某某的家属积极与受害方进行协商赔偿事宜，因为两家人本就是乡里乡亲，被告人的态度很快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并与被告人签定赔偿协议。受害人也不愿意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既然被告人与受害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恳请法庭对受害人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被告人贺某某故意伤害他人，事实清楚，但被告人贺某某是初犯、偶犯，加之受害人具有重大的过错。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考虑被告人贺某某从轻量刑。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本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女儿A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现通过刚才的庭审，本辩护人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查明的证据情况及被告人的庭审陈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对被害人的离世表示同情和惋惜，被告人虽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但我们也请求法庭查明事实，分清罪责，给其公正，合法的处罚，现就结合本案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和适用法律发表以下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1、公诉机关指控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本案只有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口供，并没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且被告人的口供之间及被告人当庭陈述都相互矛盾，应以被告人当庭陈述为准，本案中除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其它证人证言证明被告人杀人。案发现场也并没有留下被告人的指纹或其它痕迹。所以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本案中的以下重大疑点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①被害人在受害的时候没有喊叫、反抗，被害人在有人用钝器击打其头部的时候，被害人作为一个46岁的男子不可能不反抗，而被告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抓伤或留有血迹等，且被害人也并没有喊叫。这在B(系被害人的嫂子)笔录中说的很清楚，说：“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俺院的狗也没有叫。”作为一个正常人在自己遇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应该具最基本的求生本能，反抗呼喊等。　　②没有作案工具，本案公诉机关没有提供作案工具，而公诉机关提交的死亡鉴定书说是钝器至死，钝器并没有说明具体指什么，钝器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并不是唯一的，比如：木棍、砖、石头等，我想都可以和为钝器，被告人在侦查机关虽供述过是砖头，那仅仅是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且被告人在庭上也未承认其用砖砸人。我想也有可能是其它钝器所至，且被害人身上并没有留下被告人任何指纹痕迹。被告人身上也没有被害人的血迹。截止到现在也未发现作案工具。　　③大门左扇门后为什么会有被害人的血迹?而门口伤害时却没有任何血迹、痕迹留下?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对现场提取的带有滴落状血迹的四方木条进行鉴定为系被害人所留，而从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记载，木条是在左扇门后，大门为双扇木门，木条上有四处滴落状血迹，可以想象门后木条上怎么会有被害者的血迹呢?会不会有其它人拿此木条伤害被害人后留下的呢?或是其它人作案后身上有血留下的，而被告人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被害人身上的血迹，这在D等人的口供中都没有提到。如果有血迹，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且是四处滴落状的血迹，如果是作案人留下的，肯定不会少了，少的话，不会四处滴落。会不会是被害人自己留下的呢?这都有可能。假如是被告人留下的，我想被告人也不会跑到门后留下血迹后再抱着孩子走吧?我想作为正常人都应该不会这样，我们当然也不能凭空猜想案件的事实。　　④尸体怎么会有移动，且身上还盖有棉被。从公诉机关提交的现场勘查笔录来看，当时的勘查结果被害人的尸体在床上躺着，身上还盖一棉被，这与被告人供述的作案现场相互矛盾，被告人在在侦查机关的供述都是在北间门口地上。尸体明显是移动过。从这一点也并不能排除有第三人作案的可能，并伪造了杀人现场，所以这证据之间不能完全的形成证据链。　　⑤从死亡时间上看也不能排除其它人作案的可能，尸体鉴定结果上分析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最后用餐时间在2小时左右，而被告人在现场只呆了十分钟左右就走了，而上面也提到了尸体进行了移动，我想在这中间完全有其它作案的可能，这样就不能将被害人的死亡唯一地认定被告人用砖打所至，并不能排除第三人用其它钝器所伤，所以，不能认定被告人杀人。　　综合以上，本案指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严重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对一切案件都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指凡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楚，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质量和数量总的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达到以下标准。a)据以定罪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b)每个证据都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c)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以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d)证据之间，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没有矛盾，或有矛盾已经得到合理排除;e)所有的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其它一切可能性。在本案中除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自己的口供外，都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而且故意杀人存在诸多疑点都不能得到合理排除，公诉机关在庭上也承认确实是有的疑点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现有证据就难以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不能达到具有排他性和确定被人有罪的确信结论，也就是证据尚未达到客观性、关联性，证据的量不足以使认定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刑事诉讼案件必须要排除合理怀疑，对被告人可能判决死刑的案子，则必须要排除全部怀疑。只有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杜绝象佘祥林这样的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对于被告人拐卖儿童的行为，被告人虽当庭予以承认但本辩护认为应于从轻处罚　　
1、被告人虽有拐卖儿童的行为，但目的是送养，本案中被告人送养儿童的犯意，是D引起的，且被告人也曾请求过要被告人帮忙帮其送养孩子，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都可以看出的，由于被告人欠D家有钱，再加上D以前的照顾，所以，被告人就一直记着了收养孩子的事情，后来才想着被害人家的小孩。所以被告人并没有直接的犯罪故意，被告人应属于从属的地位，依法应予从轻处理。　　
2、本案中被告人在拐卖儿童的前后，从未参与讨论交易的价格，其在犯罪中主要作用的是D，而且在D给其钱时，也从未讨价还价，就张铁良从中扣除2000元被告人也不知道。所以整个过程都是D一人操作的，他才处于主导地位，而被告人是处于从属地位，是从犯。　　
3、被告人在抱送儿童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暴力，也并没有对儿童造成任何伤害，这从其他人的口供中，也都可以看出，所以被告人也并不实用加重情节的量刑。　　
4、被告人有一定的立功和坦白表现，当侦查机关向其询问时，被告人曾供述出D拐卖儿童事情，所以被告人有一定的立功表现，且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其以前也没有任何前科，所以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雷锋　　2009年2月10日以上是拐卖儿童辩护词范文一篇，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