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的主要责任有哪些?

[律师回复] ——案件管辖，包括地域和级别管辖。
——办案人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和转达义务。刑诉法第33条规定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以及转达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义务。如违反该义务，辩护律师有权向办案机关，以及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办案人员是否履行了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通知义务。刑诉法第38条第2款、第91条第2款规定了侦查机关有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逮捕后24 小时内通知其家属的义务。如违反该义务，辩护律师有权向办案机关，以及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 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准逮捕以及逮捕后必要性审查提出意见。刑诉法第86条第2款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第9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刑诉法第95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办案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超过法定期限，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刑诉法第97条第1款)。
——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办结的案件，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刑诉法第96条第1款)。
——依据刑诉法第116条、第117条规定，对传唤、拘传时间、采取强制措施后的讯问场所进行审查。如有违反，向办案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纠正。
——对司法鉴定、侦查实验、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条件进行审查。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程序、条件进行审查。
——提出回避、申请复议。
——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行为提出控告并要求对因刑讯逼供而收集的证据进行排除。

[律师回复] 1. 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的权利。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权和会见通信权。
2. 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辩护意见权。
3. 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
4. 经被告人同意,提出上诉的权利。
5. 对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人有权要求解除。
6. 代理申诉、控告权。
7. 依法独立进行辩护权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8. 拒绝辩护权。

[律师回复] 刑事诉讼委托辩护人主体有哪些
1、申请回避的主体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2、回避中申请复议的主体
被驳回回避申请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3、委托代理人的主体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强制医疗案件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
4、刑事诉讼法上的近亲属
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5、委托辩护人的主体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近亲属可代为委托辩护人。
6、绝对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主体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7、相对禁止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主体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人民陪审员。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请说明具体咨询内容

[律师回复]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任何权利，曾被寄予厚望的新《律师法》仍然没有明确侦查阶段律师之辩护人地位，也没有明确授权律师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权利，甚至没有明确授予律师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利。笔者以为，侦查阶段辩护方无获取证据的权利，这只是暂时的，确认这一权利是大势所趋。就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抱以乐观态度和美好期待，但如何配置这一权利尚需慎重研究。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刑事辩护程序的辩护流程是怎样的 ①律师申请人民通知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的，应制作上述人员名单，注明身份、住址、通讯处等，并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在开庭前提交人民。 ②律师接到开庭通知书后应按时出庭，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出庭，应及时与联系，申请延期开庭：律师收到两个以上开庭的通知，只能按时参加其中之一的;庭审前律师发现重大证据线索，需进一步调查取证或申请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由客观原因律师无法按时出庭的。 ③律师在开庭前三日内才收到出庭通知的，有权要求更改开庭日期。 ④协助被告人提出是否回避的申请。 刑事辩护的技巧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考虑其“并非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往往都要考虑上级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我们评价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刑事辩护程序的辩护流程是怎样的 ①律师申请人民通知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的，应制作上述人员名单，注明身份、住址、通讯处等，并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在开庭前提交人民。 ②律师接到开庭通知书后应按时出庭，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出庭，应及时与联系，申请延期开庭：律师收到两个以上开庭的通知，只能按时参加其中之一的;庭审前律师发现重大证据线索，需进一步调查取证或申请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由客观原因律师无法按时出庭的。 ③律师在开庭前三日内才收到出庭通知的，有权要求更改开庭日期。 ④协助被告人提出是否回避的申请。 刑事辩护的技巧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考虑其“并非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往往都要考虑上级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我们评价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律师回复] 被告人丁系市无业青年，男，16岁。同案犯卢因与死者钱有前嫌，故在与钱在19年月日下午偶然相遇并约定当晚去歌舞厅会面时起了报复钱的念头。当即卢邀约了水、丁、安等五人晚八时去歌舞厅门口等候钱，准备“教训教训”钱，当晚，卢见钱来到约定地点后，便借口一同买烟去，当走到胡同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水首先上前寻打钱,随即其余四人一拥而上大打出手。钱高呼救命，躲闪逃避，丁窜上去抓住钱在其后腰、后心部各戳一刀。钱肺脏被刺穿，于当晚10时死亡。次日，卢、水二人被抓获.丁、安闻讯自首。以上就是故意伤害辩护词怎么写的回答望采纳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员：
　　我叫ＸＸＸ，是本案被告人ＸＸＸ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ＸＸＸ，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ＸＸＸ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ＸＸＸ犯盗窃罪无异议。

[律师回复] 可以，自行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进行反驳、申辩和辩解，自己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无论是在侦查阶段，或者是在起诉、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权自行辩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分阶段只能自行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起诉、审判阶段也都有权自行辩护。自行辩护是目前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重要的途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他们对是否实施了犯罪、如何实施的犯罪，以及犯罪的后果等情况最清楚，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会竭力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各种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法律应当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接受防火案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审理。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结合庭审调查的情况，向法庭发表以下五点辩护意见，请予以采纳、参考。
一、被告人放火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危洪江养鸡的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防火案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审理。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结合庭审调查的情况，向法庭发表以下五点辩护意见，请予以采纳、参考。
一、被告人放火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危洪江养鸡的鸡棚，该两棚处于大田地里，远离村庄、集镇，根本不可能危及村庄、集镇等建筑物，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记录得很清楚，该棚位于苍山县层山镇危屯村南1000米，且从照片上也能证明，该棚周围有高墙垒隔。即使该棚着火且火势充分蔓延，也不会危及村庄、集镇等建筑物的安全，这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的放火行为实施后，在开始时受害人曾经采取了救火措施，后来在发觉救火无望时就放弃了救火行为，火势自然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造成了受害人的两个大棚被烧坏了，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财物的损失。
二、被告人目的也只是想以放火的方式烧坏涉案的受害人的两个大棚，并且明知其放火行为不会造成对其他建筑物等财物的危害。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从本案被告人以及涉案其他犯罪嫌疑人供述中能过证明，他们的放火行为的目的仅是这两个大棚，事先李士川曾专门骑车到现场观察过该两处大棚的特征及所在位置，明知该两大棚远离村庄、集镇等建筑物，也明知周围有围墙，更知道该两棚的其他环境。
三、在该案中，李士川是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被告人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
现有证据，包括被告人及其他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陈述等，能够证明，李士川因与受害人有矛盾，才起了犯意，进而策划并组织并参与实施了该放火行为，包括犯罪现场的观察，策划并传授犯罪方法，购买、设计并制造作案工具汽油瓶，打电话召集被告人及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等。因此，李士川在该案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较大，而被告人则相对较小。
四、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
五、被告人的放火行为不构成放火罪
1/2页
根据刑法第114 条的规定，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以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本案中，被告人的放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所造成的损失在火势充分燃烧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仅为79450元，辩护人认为其性质应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为宜。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员：
　　我叫ＸＸＸ，是本案被告人ＸＸＸ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ＸＸＸ，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ＸＸＸ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ＸＸＸ犯盗窃罪无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ＸＸＸ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ＸＸ具有自首情节，且已被公诉机关确认。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本案被告人应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有如下：
　　１、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真实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２、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且有客观原因尤其赃物直接使用于工作的特性，量刑时应与一般盗窃案有所从轻处罚的区别。
　　３、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ＸＸＸ人民法院
　　辩护人：ＸＸＸ
　　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受贿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受贿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黑社会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法正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玩忽职守案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一审诉讼。接受委托后,为认真履行辩护职责,辩护人查阅、复制了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楚、全面的认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案发当天的经过是:2010年11月28日14时31分,红星公安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其辖区天安家园1号楼2单元102室有家庭暴力。当日值班副所长×××立即组织警力于14时37分到达现场。经了解情况后得知,实施家庭暴力的张××系报警人李××的前夫。李××的脸部、头部、身体受伤。办案民警当场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将实施家庭暴力的张××以及受害人李××、在场证人孙××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当时张××处于醉酒状态,在派出所没有醒酒室的情况下×××指派曲××、袁××在治安办公安看管醒酒,但张××情绪激动,遂决定将其带到候问室醒酒。在对张××系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后,将其送入侯问室内。同时×××让协警袁××告知监控室的监控员于××、刘××对张××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当×××在对李××作询问笔录时,候问室内着火,张××在火灾事故中死亡。
据此,公诉机关指控:由于×××没有按照辽宁省公安厅规范要求使用候问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最终造成候问室内被
1
关押人员张××死亡。
对此,辩护人认为,正如起诉认定的事实即实施家庭暴力的张××处于醉酒状态,值班班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十五条二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之规定,决定对张××约束酒醒。红星派出所的客观条件是没有醒酒室,在治安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故决定将张××送入候问室约束酒醒,也就是说张××被送入候问室的目的是为约束酒醒。那么此时使用候问室,是应该遵守辽宁省公安厅(2010)256号中使用候问室的规定还是按照关于醉酒的人进行约束酒醒的规定呢?辩护人认为:在无醒酒室而又需要采取即时措施进行醒酒时,借用候问室来约束醒酒,应该遵守约束醒酒的规定,而不是候问室的规定。候问室使用的规定适用符合四种情形之一的人员,而张××只是一个醉酒的人,因此对其不需要由两名正式警察看管。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也可以通知其所属地单位或者家属将其领回看管。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等进行约束,但是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约束过程中,应当注意监护。
在实务中如何执行对醉酒人保护性约束的审批、执行即采取何种手段约束、遵循何种程序、在何种地点以及在约束约束过程中出现突
发情况如何处理等,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上述37条作为醉酒人约束酒醒的唯一规定条款,缺少具体操作性。
那么,×××在决定对张××约束酒醒的过程中是否有符合相关规定呢?我们看到×××在将张××从治安室送进候问室时检查了随身衣物,同时×××让协警袁××告知监控室的监控员于××、刘××对张××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监控的目的是对张××醒酒过程的一种监护,对于其在醒酒过程中异常情况的监控和掌握,以保护其人身安全。那么×××在约束酒醒的过程中已经做到注意义务,做到认真负责,没有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下,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观方面一般是过失构成,即应当预见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轻信能够避免。客观方面表现为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谓玩忽职守,是指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不履行是指行为人应当履行且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职责,但违背职责没有履行。不正确履行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马虎草率、粗心大意。因此,玩忽职守主要表现为不作为。玩忽职守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并且其玩忽职守行为与上述后果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看一下×××的行为:11月28日当天下午,从接警到现场,只用了6分钟时间;发现张××与李××的离婚关系时,且不能当场调
解时能够提高警惕,带回处理;在张××醉酒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搜身后先后从治安办公室、带到候问室并安排人员进行动态时时监护,协警袁××、监控室人员于××、刘××笔录中均有证实。至此,没有证据证明×××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火灾导致张××死亡呢?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张××的死亡原因。
首先按照(2010)256号文件,候问室内的软包装要采用阻燃材料,失火的候问室未按规定使用阻燃材料。
第二:从监控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有身影出现在案发现场,而正是这个看不清清正面部的身影递给张××打火机,这个身影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张××用打火机点燃香烟后,开始反复用打火机点火,直到燃烧。
上述情况,正常情况下都是应该在监控室监控范围内。因此本案发生的最重要直接的原因是监控室工作人员的失职。协警袁××、监控室人员于××、刘××笔录中均有证实及承认×××交待要看管候问室内的张××,并且袁××在通知于××、刘××注意监控时,还将电脑的屏幕最大化。根据鱼口市公安局视频监控系统运行维护制度规定,“当班人员不得擅自脱岗、严禁看报、打私人聊天电话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发生的规定”以及鱼口市公安局监控中心警情处置规范“视频监控员对监控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做到定岗、定人、定责。监控情况必须做好记录….监控员在接到报警或上级指令后,应立即利用监控系统进行画面切换、定位…监控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值
班领导”,以上,于××、刘××没有按规定履行职责。没有发现候问室内的有人送打火机、没有发现张××在室内吸烟、没有监控到张××用打火机点燃的行为,更没有依据规定将上述异常情况报告值班领导,最终导致本案的发生。因此,于××、刘××应当属于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员。
综上,张××的死亡是多因一果所致。
审判长、审判员,相信我们所有人与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一样,心情沉重,不希望更不愿意这样事情发生。尤其是作为当天值班领导的×××,我们能够理解他内心的自责与内疚。但是自责与内疚并不是意味着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从警工作十年来,×××因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面对×××的审判,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公安民警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最要的防线,而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人肯合议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宣告被告人×××无罪。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一审诉讼。接受委托后,为认真履行辩护职责,辩护人查阅、复制了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楚、全面的认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案发当天的经过是:2010年11月28日14时31分,红星公安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其辖区天安家园1号楼2单元102室有家庭暴力。当日值班副所长×××立即组织警力于14时37分到达现场。经了解情况后得知,实施家庭暴力的张××系报警人李××的前夫。李××的脸部、头部、身体受伤。办案民警当场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将实施家庭暴力的张××以及受害人李××、在场证人孙××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当时张××处于醉酒状态,在派出所没有醒酒室的情况下×××指派曲××、袁××在治安办公安看管醒酒,但张××情绪激动,遂决定将其带到候问室醒酒。在对张××系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后,将其送入侯问室内。同时×××让协警袁××告知监控室的监控员于××、刘××对张××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当×××在对李××作询问笔录时,候问室内着火,张××在火灾事故中死亡。
据此,公诉机关指控:由于×××没有按照辽宁省公安厅规范要求使用候问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最终造成候问室内被
1
关押人员张××死亡。
对此,辩护人认为,正如起诉认定的事实即实施家庭暴力的张××处于醉酒状态,值班班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十五条二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之规定,决定对张××约束酒醒。红星派出所的客观条件是没有醒酒室,在治安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故决定将张××送入候问室约束酒醒,也就是说张××被送入候问室的目的是为约束酒醒。那么此时使用候问室,是应该遵守辽宁省公安厅(2010)256号中使用候问室的规定还是按照关于醉酒的人进行约束酒醒的规定呢?辩护人认为:在无醒酒室而又需要采取即时措施进行醒酒时,借用候问室来约束醒酒,应该遵守约束醒酒的规定,而不是候问室的规定。候问室使用的规定适用符合四种情形之一的人员,而张××只是一个醉酒的人,因此对其不需要由两名正式警察看管。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也可以通知其所属地单位或者家属将其领回看管。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等进行约束,但是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约束过程中,应当注意监护。
在实务中如何执行对醉酒人保护性约束的审批、执行即采取何种手段约束、遵循何种程序、在何种地点以及在约束约束过程中出现突
发情况如何处理等,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上述37条作为醉酒人约束酒醒的唯一规定条款,缺少具体操作性。
那么,×××在决定对张××约束酒醒的过程中是否有符合相关规定呢?我们看到×××在将张××从治安室送进候问室时检查了随身衣物,同时×××让协警袁××告知监控室的监控员于××、刘××对张××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监控的目的是对张××醒酒过程的一种监护,对于其在醒酒过程中异常情况的监控和掌握,以保护其人身安全。那么×××在约束酒醒的过程中已经做到注意义务,做到认真负责,没有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下,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观方面一般是过失构成,即应当预见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轻信能够避免。客观方面表现为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谓玩忽职守,是指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不履行是指行为人应当履行且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职责,但违背职责没有履行。不正确履行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马虎草率、粗心大意。因此,玩忽职守主要表现为不作为。玩忽职守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并且其玩忽职守行为与上述后果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看一下×××的行为:11月28日当天下午,从接警到现场,只用了6分钟时间;发现张××与李××的离婚关系时,且不能当场调
解时能够提高警惕,带回处理;在张××醉酒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搜身后先后从治安办公室、带到候问室并安排人员进行动态时时监护,协警袁××、监控室人员于××、刘××笔录中均有证实。至此,没有证据证明×××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火灾导致张××死亡呢?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张××的死亡原因。
首先按照(2010)256号文件,候问室内的软包装要采用阻燃材料,失火的候问室未按规定使用阻燃材料。
第二:从监控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有身影出现在案发现场,而正是这个看不清清正面部的身影递给张××打火机,这个身影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张××用打火机点燃香烟后,开始反复用打火机点火,直到燃烧。
上述情况,正常情况下都是应该在监控室监控范围内。因此本案发生的最重要直接的原因是监控室工作人员的失职。协警袁××、监控室人员于××、刘××笔录中均有证实及承认×××交待要看管候问室内的张××,并且袁××在通知于××、刘××注意监控时,还将电脑的屏幕最大化。根据鱼口市公安局视频监控系统运行维护制度规定,“当班人员不得擅自脱岗、严禁看报、打私人聊天电话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发生的规定”以及鱼口市公安局监控中心警情处置规范“视频监控员对监控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做到定岗、定人、定责。监控情况必须做好记录….监控员在接到报警或上级指令后,应立即利用监控系统进行画面切换、定位…监控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值
班领导”,以上,于××、刘××没有按规定履行职责。没有发现候问室内的有人送打火机、没有发现张××在室内吸烟、没有监控到张××用打火机点燃的行为,更没有依据规定将上述异常情况报告值班领导,最终导致本案的发生。因此,于××、刘××应当属于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员。
综上,张××的死亡是多因一果所致。
审判长、审判员,相信我们所有人与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一样,心情沉重,不希望更不愿意这样事情发生。尤其是作为当天值班领导的×××,我们能够理解他内心的自责与内疚。但是自责与内疚并不是意味着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从警工作十年来,×××因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面对×××的审判,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公安民警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最要的防线,而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人肯合议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宣告被告人×××无罪。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有三种方式：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自行辩护；在阶段，犯罪嫌疑人既可自行辩护，同时又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除可以自行辩护外，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或者在法定情形下由人民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司法实践中，这种司法救济制度却没有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运用。

[律师回复] 1 、辩护律师被告人薛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中的主犯。
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薛某不符合主犯的特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那么他在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呢?判断一个人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应当根据他在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全面地分析判断。从主犯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在事前拉拢、勾结他人，出谋划策;实施犯罪时积极参加，担任主角，并协调他人的行动，所犯具体罪行较重，或者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有的事后还进行策划掩盖罪行、逃避惩罚的活动。通过对共同犯罪人参加犯罪活动的具体分析，就能正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可是，我们通过对本案件的分析，发现一个事实：即对被害人发起伤害意图不是薛某、寻找被告人地点的也不是他，他只是按照别人事先安排好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
2、从卷宗材料看，事发当时被告人薛某用刀砍到了被害人的后背和腿部。而从被害人的伤害结果看，主要是脸部，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行为没有直接造成被害人伤残。
根据因果关系原则，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3、被告人薛某没有前科劣迹。
被告人薛某本次犯罪是初犯，在此之前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没有前科劣迹。
4、被告人薛某认罪态度良好，有悔改表现。
被告人薛某之所以能够站在被告席上，辩护人认为是平时法律意识不强，义气过重造成的。他和被害人平时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过节，更谈不上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意图了。之所以当日实施了伤害行为，是处于对干爹的听从，当他的干爹让他去教训以下被害人时，他连询问一下什么原因的没有，就服从了。从他的行为看，他完全是一种对干爹的服从和义气用事。犯罪后，他也感到后悔，尤其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羁押生活，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和他人带来的伤害后果。

[律师回复] 家庭暴力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只要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行为,有一次证据就够了,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包括物资的和精神的.离婚是民事案件,不存在辩护的问题,如果你是被告,则要答辩,答辩主要是针对对方的诉讼请求,提出相反的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支持你的意见.比如,对方提出离婚,你不同意离婚就是你的答辩意见,你需要提供你们夫妻关系没有破裂的相应证据.提醒:实施家庭暴力,是夫妻感情破裂的法定形式之一.

[律师回复] 案情简介：2013年犯罪嫌疑人甲约乙两次一同前往茶馆与被害人风面，由乙充当某公司的老总，说该公司有工程业务外包，可以的话可能承包给被害人。后甲以需要打通关系为由数次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共十几万元全归自己所有。因承包一事迟迟没有音讯，被害人心生疑惑，到乙所在公司一询问得知乙根本不是某公司的老总，便要求甲归还款项，但甲已将款项用作他处已无力偿还。被害人遂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将甲和乙涉嫌诈骗为由予以刑事拘留。
本人接受乙家属的委托，在了解案情后，发现乙是在甲的请求下出于朋友之情，答应帮忙充当一下老总而已，过程中也未收过被害人任何财物。乙当初的心理是：其相信甲能够从某公司拿到工程项目，只是工程项目的承包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猫腻和生意人在生意场上经常夸大一些能力，是不争的事实。乙出于推辞不了和朋友之情才答应帮忙。但其心理态度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诈骗他人，也不知道甲叫他充当老总是为诈骗他人，从犯罪主观要件来说，乙并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意思。
所以本案中从客观上来看乙与甲一起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因为诈骗罪是故意犯罪，要求犯罪人主观上一定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乙不具这一要件。再从共同犯罪的特征来看：共同犯罪必须是共同故意犯罪。所谓“共同故意犯罪”，除了具备有共同的行为，还需具备有共同的故意。共同故意，要求：
1、几个犯罪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都持故意的心理状态；
2、几个犯罪人相互明知，即几个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和其他行为人在共同进行某一犯罪活动。这两方面的统一，才形成了犯罪人的共同故意。显然的，在本案中，只有甲在事前是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但他的“故意”并没有告知乙；而乙根本没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也不知道他帮忙充当老总的行为是与甲一起进行诈骗活动。
综上，本人认为乙的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所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便打算为乙作无罪辩护，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开始提出辩护意见，认为乙不构成犯罪，公安未予以认可。案件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本人再次向检察院提出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希望检察院对乙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在反复斟酌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时便要求公安机关不再将乙移送审查起诉，致此乙重获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