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退员工不补偿情形包括什么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犯罪既遂形态 犯罪既遂作为犯罪的基本形态，是认定其他未完成犯罪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因此，确立科学而又合理的犯罪既遂标准，对于准确量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刑法上对其他几种犯罪形态的成立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惟独没有明确规定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因此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论。在罪刑法定原则既已确立的前提下，“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更是稳固了其通说地位。但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不仅在表述上不尽妥当，而且在司法领域里并不优越于其他学说，在立法层面上更是一筹莫展。以下，将从司法和立法两个不同层面对“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展开检讨，进而主张在司法领域里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层面上提倡“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的犯罪既遂标准。 二、犯罪既遂的形式 根据刑法分则各种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和刑法的一般理论，犯罪的既遂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行为犯。也称举止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即已构成既遂的犯罪。 ２、结果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了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３、举动犯。也称为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　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４、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特别危险状态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分则对所触犯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直接处罚。 三、犯罪既遂的处罚原则 １、关于定罪和法条引用问题。应直接按照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处罚，罪名上不需要标明既遂犯，但在司法文书的叙述部分，应表明行为人已完成犯罪的情况。对法律条文仅直接引用分则具体犯罪条文即可。 ２、注意对同种罪危害不同的既遂犯的区别对待。对危害性和罪责程度不同的既遂犯，在处罚时应予以适当的区别对待。 ３、在既遂犯同时具备其他宽严处罚的情节尤其是法定的宽严处罚情节时，要注意同时引用相关的条款。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有期、无期从减刑之日起算，其余从原判决之日计算以上就是“减刑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和“可以减刑的情形有哪些”的具体内容，希望对您解决有关减刑的法律问题有一定的帮助应注意的是，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其减刑的内容是刑种的变更，即从无期徒刑向有期徒刑的变更;而对于判处管制、拘役及有期徒刑的罪犯而言，其减刑的内容则是刑期的缩短二、减刑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减刑是指对原判刑期适当减轻的一种刑法执行活动关于减刑的适用范围，就中国的刑法而言，所说的减刑主要针对的是少数几种自由刑的减免，尚未涉及权利刑、财产刑、生命刑的减免不适用减刑的范围如下：(一)死缓两年期满死缓两年期满后的处理不应属于减刑范畴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下称死缓)在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处理方法，不应列入探讨的减刑之中理由是：1、死缓在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处理方法，是刑法规定的必然处理方式之一2、判处死缓的罪犯，在两年期满后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自此以后的减刑问题，则与所探讨的减刑是一致的(二)附加刑附加刑一般不应适用减刑综上，除以上两种情况外，一般都可适用减刑如果您情况比较复杂，本网站也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行法律咨询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服刑人员可以假释的情形有哪些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相关法律知识：首先，这一立法规定的旨意值得探究。我们不妨先假设说立法者乃出于对累犯、暴力长刑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而欲强化刑罚的报应和惩罚功能的考虑，我们会发现这一立法旨趣与现行立法之规定其实是相悖的。因为立法对累犯和暴力长刑犯关上假释的大门，却仍敞开着减刑的大门。除共同需要“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之条件外，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假释还另附有“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显然，假释的适用应是比减刑更为严格、谨慎的，若果基于“重重”的观念，从而重惩累犯和暴力长刑犯，就不应当又赋予他们适用起来要比假释其实更为宽松的减刑却排斥更为严格运用的假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不尽一致、互相矛盾的地方。如果排除上述对立法者的考虑所作的假设，认为除了要强化报应惩罚外，立法对累犯和暴力长刑犯也是寄予对之教育改造的希望的，只不过他们因为屡教不改或所犯罪行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消除至“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程度需要力度更大乃至法定全刑的狱内监管改造。然而，同样地，这也与在法定全刑期未满，依减刑而提前被放之于社会的立法规定相矛盾。一方面，既然能适用减刑，意即表明该受刑人至少“认真遵守了监规，接受了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也已具备了假释的大部分条件，不是非得法定全刑的教育改造;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难以判定和或未能满足，那么减少刑期离狱不是比尚附有保护观察、监督管束的假释离狱更加没有考虑到或未加判断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吗?又怎么达到“对社会治安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作的特别保护”之旨意呢?探究假释禁止性规定的初衷，我们得出的一点关于立法本身的结论是：对这类罪犯的适用是否适用假释与减刑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立法的规定有矛盾之嫌。其次，如上文所言，较之于减刑的适用，假释还需要罪犯“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而这也是累犯、暴力长刑犯可适用减刑却不得适用假释的根本标志所在。于此，笔者大胆认为，立法之所以将累犯、暴力长刑犯排除在假释适用之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认为该类罪犯具有较大的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但是，即便是较大的可能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代表着必然发生，所以立法者以此来排除累犯、暴力长刑犯适用假释理由并不充分;再者，罪犯是否会“再危害社会”应是行刑机关在犯人服刑期间基于其表现、人格的综合考察和预测而作出的判断，而非立法者在立法中基于自己的“先见”作出的既不具体也毫无区别的一概而论的判断，立法中的如此规定显然是将立法者的判断代替了应由行刑机关作出的判断，有越俎代庖之嫌，这在立法上当然是不科学的。再次，对累犯和暴力犯不得适用假释，减刑便成为激励这些罪犯的主要措施。然而正如本文在第二章第三节“假释的功能”中对假释“补偿功能”已经论述的，减刑自身存在缺乏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缺点，在累犯和暴力犯长刑法上也将毫不逊色地体现。在“减刑考验制度”⑥尚未建立之前，假释因其恰恰具备减刑所不具备的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特点而比减刑实际上更有可适用的余地。复次，就暴力长刑犯而言，该款对假释对象作出明确限制的规定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却存在难以做到区别对待。例如：在押犯中依照刑法处理的暴力犯中，有一部分在犯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有的犯罪分子原来本质不坏，如义愤者、带有为民除害性质的大义灭亲者以及一些文化修养较高、因婚姻家庭冲突一时酿成悲剧者等等。这类人悔改意识强，改造表现积极，循规蹈矩，对自己要求严格，行为举止文明，对家庭子女有较强责任感，经教育能自觉养成爱劳动爱社会的良好品行，他们与严重危害社会、性质恶劣、恶习深、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对这类罪犯显然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且区别故意和过失，在谨慎的前提下考虑适用假释。立法所规定的完全否定假释的适用，实际上，抹煞了暴力长刑犯中完全可能存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上的差别性，忽略了刑罚个别化的真正要义。最后，这一规定同时还忽视了对未成年犯的保护，限制了对未成年犯假释的适用。因为根据这一规定，未成年犯同成年犯一样被排除在假释的适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