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辩护律师的权利主要有哪些

[律师回复] (一)刑事案件收费按照各办案阶段分别计件确定收费标准。1、侦查阶段，每件收费2000—10000元。2、审查起诉阶段，每件收费2000—10000元。3、一审阶段，每件收费4000—30000元。4、上述收费标准下浮不限。(二)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申诉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按照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三)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四)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按照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涉及几个罪名或者数起犯罪事实的，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取。

[律师回复] 1、计件收费(一)在侦查阶段提供、代理申诉、控告、申请：1500-10000元/件;(二)审查起诉阶段：2000-10000元/件;(三)一审阶段：3000-30000元/件。代理刑事自诉案件或担任被害人代理人的，按照上述标准酌减收费。2、计时收费代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和案件，以及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的计时收费标准为200-3000元/小时。3、收费说明(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涉及数个罪名或数起犯罪事实，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费。(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诉讼部分，按照民事诉讼案件标准收费。(三)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四)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不高于规定标准5倍之内协商确定收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认定标准及相关办法由市律师协会另行制定，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司法行政部门备案。(五)前述收费标准，除另有指明外，是指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死刑复核、再审、执行案件的，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收取。

[律师回复] 本人接受罗某委托，尊重事实和法律，从自首、从犯、犯罪中止等方面，为其作罪轻辩护。最终法院基本采纳辩护观点，对罗某予以减轻处罚。以下即为整理的庭审辩论发言： 一、被告人系自首 正如起诉书所陈述的，被告人罗某在同案其他被告人被抓、自首及亲友的规劝之下，从外地辞工专门准备回家自首。对此公安机关、检察院都已经有所认定，辩护人也没有异议。 罗某也没有前科。经被告人工作地，犯罪地及户籍地等多家公安机关反复核实，最终可认定罗某除本案以后，没有犯罪前科。 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为从犯。 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对进行共同犯罪的吴某某、刘某、张某以及罗某等四人，本案中只对被告人罗某进行了审理，但是本案已充分收集到其他被告人吴某某、刘某的供述以及被害人郝某的证言。综合全案的证据，已经足以详细查明四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分工和具体行为，特别是能够分析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事实上，在预谋阶段：张某提议抢劫，吴某某提出绑架（罗某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在讨论绑架的目标时刘某提出绑架郝某并得到吴某某认可（罗某同样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最后在吴某某督促下确定对郝某实施绑架（罗某只是附和参与）。这一阶段，在确定犯罪方式、犯罪对象以及促成具体的犯罪决定等各个环节上，相对于其他案犯特别是起组织和指挥作用的吴某某，被告人都只是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甚至没有起到具体作用。 具体准备阶段：吴某某筹钱（8000元）、租面包车、准备塑料绳子、透明胶带；然后吴某某带着张、刘、罗三人到江夏；由刘某引诱被害人郝某现身，其他人指认绑架目标，熟悉地形。这一阶段，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另一案犯吴某某，而刘某也基本完成了吴某某给其作出的绑架分工（指认绑架目标），被告人同样只是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 着手实行阶段：按照分工，由吴某某负责开车，张某负责诱骗被害人郝某现身并拉被害人上车，计划中罗某负责协助张某并推被害人上车以控制绑架郝某。最终由于罗某放弃了吴某某为其安排的推被害人上车的分工行为，致整个绑架未得逞。在这个阶段，被告人不仅没有积极实施犯罪，反而是故意用其消极的放弃直接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 案卷材料还显示，吴某某在被告人参与的这次绑架失败后，另外又纠结其他同伙实施了绑架，且还涉嫌参与其他绑架、抢劫等犯罪行为，恶性极大。庭审法庭调查过程中还查明，在被告人犹豫是否参加绑架及后来想到退出犯罪时，吴某某多次对其进行威胁（第一次商量的时候就说“谁不同意就对谁不客气”，第二次说“谁不参加就放倒谁”）。因此，吴某某不管是主观恶性还是犯罪能力都远在被告人之上，也正好印证了吴某某在涉案共同犯罪中主犯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不管是在绑架的预谋、准备和实行阶段的各个具体行为方面，还是在各共同犯罪人犯罪恶性和能力方面，被告人始终起到的只是消极的次要和辅助作用。按照《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被告人属于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停止形态为犯罪中止。 （一）被告人在绑架过程中自动地停止了犯罪。 一方面，被告人罗某在客观上完全有条件拦被害人郝某或者推郝某上车。因为在当时，郝某与张某有过一段时间的交谈；郝某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罗某被安排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任何防备；从两人的身材和力量对比上，被告人也占优势；本案也没有发现在当时有其他可能阻止被告人进行绑架的客观障碍。 另一方面，证据表明，被告人在最后进行绑架时没有动手（“推”或“拦”郝某）。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中始终明确陈述没有动手；被害人郝某报案陈述中说在事发的当天，除吴某某和张某以外，没有“注意”到有其他人（而且是在公安人员提示有没有发现其他人的时候作出这样的否定表述）；本案的另一共同被告人刘某在相关的供述和辩解中也称“听另一案犯张某说，绑架未成的原因是罗某胆子小”，结合全案其他证据所谓胆子小应当指“不敢动手”，也就是“没有动手”。 而吴某某所谓“看见”被告人“拦”郝某的说法为虚假供述。因为被害人郝某在报案证词中说只看到说话的人（张某）和司机（吴某某），没有发现其他人，并且郝某特别提到其看到的司机只是背影（没有与司机吴某某的脸正面相对）；再加上吴某某和被害人郝某认识，他肯定不想让郝某认出来（正如吴某某因为刘某和郝某认识而没有让刘某参加第二次绑架行动的理由一样），可知吴某某不可能转头“看见”被告人“拦”郝某。 特别要看到的是，在进行涉案行为以后，被告人再也没有参与吴某某和张某等人的任何其他犯罪行动（包括后来再次对郝某的绑架），彻底地退出了犯罪活动。被告人还因此被吴某某勒索了800元。 两方面综合起来，被告人在有条件推郝某完成绑架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了放弃而停止实施绑架。至于被告人为什么放弃了绑架分工行为，是基于同情还是慑于法律的惩罚，不影响对其意志主动性的认定，都是其自动停止犯罪的合法原因。 （二）被告人以自己的消极行为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本案预谋的绑架是一个分工合作、环环相扣的活动。如果张某在前面的“拉”与罗某在后面的“推”这两个动作结合起来，很可能就可以完成对被害人郝某的绑架。而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势必就会造成预谋的绑架计划出现缺口，导致整个绑架活动的失败。本案被告人罗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通过刻意的放弃，破坏了绑架活动的行为链条，致使吴某某和张某没有能够完成对郝某的绑架，从而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 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情况，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被告人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按照一般的常理，基于对吴某某的恐惧，被告人没有胆量去积极直接地制止犯罪，比较现实的作法就是用这样消极的不作为，去阻止犯罪的完成。 因此本案的绑架没能得逞，对吴某某和张某来说，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属犯罪未遂；但对于被告人而言，却正是其自由意志由恶向善的结果，属犯罪中止。 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本案中，被告人就是自动地放弃了犯罪念头和犯罪行为，并且通过自己的消极行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四、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如前所述，被告人系从犯，有中止犯罪的情节，其行为也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形。同时如庭审所认定的情况，被告人虽然一时糊涂参与了犯罪，但没有前科，犯罪后又能主动自首、自愿认罪，主观恶性很小。庭审中可以看出，通过归案后在看守所接受一年多的教育，已经具有明确的知罪、认罪、悔罪的决心和表现。 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本案被告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也利于宣传贯彻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请求法院充分考虑此项建议。 综上，请法院在认定被告人有自首、自愿认罪、无前科、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等情节的基础上，同时认定被告人系从犯，以及犯罪中止的重要事实，考虑对被告人作出缓刑的判决这就是绑架罪从犯的辩护词，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