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区别是什么？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有共同的
1、行为人主观上都存在过错或恶意，其行为均具有违法性。
2、行为人均以侵占他人财产或获取非法利益或使他人受害为追求目的。
3、行为人都以民事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手段具有隐蔽性。
4、行为人非法目的的实现都有赖于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诉讼的合法外衣被行为人恶意利用。但两者又有各自的特征：⑴虚假诉讼的参与主体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恶意诉讼的主体通常仅为一方当事人。⑵虚假诉讼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虚假诉讼是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欺骗和法官，获取非法利益，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对抗性，即便有，也是“虚假”的对抗，已达到迷惑和法官的目的;恶意诉讼一般是单方的恶意诉讼行为，不存在双方合谋的情形，因而仍具有对抗性。⑶侵害的对象不同。虚假诉讼行为人侵害的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诉讼相对方的权益。因为虚假诉讼的合谋者，是非法利益的共同体，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相对方，只能是第三者。而恶意诉讼侵害的对象通常仅限于诉讼相对方，而不会是第三人。⑷虚假诉讼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因为他的主体、事实、证据纯粹是子虚乌有;而恶意诉讼原、被告之间可以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一类。虚假诉讼往往能轻易得逞，关键的原因不是法官愚钝和无能，而是缺少一个机制和程序能够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地审查，使得法官无所适从。实践中，法官往往能明显觉察到虚假诉讼者的种种反常举动和现象，有的甚至能够在心里形成确信。但由于司法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被动性和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谋性，按照一般审查程序，法官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查实虚假诉讼案的真相。而法官往往又不希望案件因过分的拖延遭致批评，无奈之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虚假诉讼案一判了之。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仅归责于法官的能力，关键原因是缺少一个能使法官的能力得以施展和发挥的机制和程序。因此，打击虚假诉讼，当务之急应建立虚假诉讼案的识破机制和审查程序。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一、什么是想象竞合犯所谓想象竞合犯，就是实施一个犯罪行为，但侵犯数个犯罪客体，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形。行为人并非真正的数罪，由于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只是想象的数罪，实则为一罪。其构成要件有一下三点：
1、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这是想象竞合犯区别于实质数罪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的根本点，想象竞合犯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无论其行为是作为还是;其犯罪心理是故意还是过失，亦或故意与过失混合，均不影响想象竞合犯的成立。
2、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所代表的数个性质不同的犯罪构成。这是想象竞合犯区别于实质一罪的根本特征。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对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想象竞合犯不是实质数罪，原因在于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且同种罪名仍为一罪，想象竞合犯不应包括同种罪名的情况，只有当罪名相异，犯罪构成性质不同时，才存在着竞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3、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均无法全面评价该行为，即行为所触犯的各犯罪构成之间应无重合之关系。这是想象竞合犯区别于法条竞合犯的根本特征。犯罪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具有重合关系这是法条竞合犯的法律形式。重合关系包括包容关系和交叉关系。在犯罪客体上表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社会关系也适用于范围较小的社会关系;在犯罪主体上表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主体也适用范围较小的主体;主观方面的重合主要是罪过形式的重合：主要是故意的重合，既指内容较广的故意包括内容较单一的故意，也指一般故意包括特定故意;犯罪过失的重合则主要是行为人应当预见的结果范围之间的包容关系;客观方面的重合表现在行为方式的完全相同，行为的复合性包括行为的单一性，或行为的多样性包括了行为的单纯性。想象竞合犯的构成需要三个要件即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该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且数个罪名中的任意一个都无法全面评价该行为。这也是想象竞合犯区别于实质一罪、实质数罪及法条竞合犯，作为的犯罪形态所具有的根本特征。
二、虚假诉讼罪的想象竞合犯有哪些情况
1、与帮助伪造证据罪想象竞合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2、与职务侵占罪想象竞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虚假诉讼，侵吞本单位财产。这类案件多发生在企业改制和经营过程中，目前查处的主要有公司、企业负责人合谋虚构工资或者虚构债务，以及建筑公司分公司经理与材料供应商合谋虚构材料款等案件。这些案件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特征，但由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身份，同时构成职务侵占罪，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3、与罪想象竞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虚假诉讼，侵吞公款的，或者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虚假诉讼，侵吞本单位财产。这些案件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特征，但由于相关人员的特殊主体身份，同时构成罪，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虚假宣传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或者服务做出与实际内容不相符的虚假信息，导致客户或消费者误解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公认的商业准则，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广告，就是指广告内容是虚假的或者是容易引人误解的，一是指商品宣传的内容与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不符，另一就是指可能使宣传对象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联想，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这类广告的内容往往夸大失实，语意模糊，令人误解。虚假广告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作为和两种形式，作为是指故意发布虚假广告；就是广告发布者有义务说明或者警告，而。

[律师回复] 对于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有哪些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是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存在明显差别。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盗窃罪的行为是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窃取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单位)占有。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既遂的构成要件内容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二是盗窃罪与诈骗罪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有所区别。
盗窃罪和诈骗罪虽然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占有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但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表现为秘密窃取，犯罪分子采取公私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未发觉的手段、方法，将财物据为己有，如顺手牵羊、深夜撬门扭锁、公共场所扒窃的手段等。诈骗罪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常见的诈骗方法有编造谎言、假冒身份、伪造文书或者证件、涂改单据等，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后主动处分自己的财产。
三是在行为人已经取得财产的情况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
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诈骗罪是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如果不存在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事实，则不构成诈骗罪。受骗者在处分财产时必须有处分意识，即意识到自己将某种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但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对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别，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案例来进一步的说明。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以上就是我对问题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区别有哪些的解答，望采纳！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虚假宣传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或者服务做出与实际内容不相符的虚假信息，导致客户或消费者误解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公认的商业准则，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广告，就是指广告内容是虚假的或者是容易引人误解的，一是指商品宣传的内容与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不符，另一就是指可能使宣传对象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联想，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这类广告的内容往往夸大失实，语意模糊，令人误解。虚假广告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作为和两种形式，作为是指故意发布虚假广告；就是广告发布者有义务说明或者警告，而。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伪证罪怎么区别,怎么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的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的，均能构成本罪。如行为人为了要回借款，但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遂将债权虚假转让他人，由他人提讼讨还借款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本罪所规定的客观危害行为。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如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两者都体现为一定的虚假性，但本罪较为单
一，只能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可以表现多种多样；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诈骗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并未限定主观目的，可以是为了各种目的，范围较广，而诈骗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本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之处在于：客体上，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以及财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上，本罪表现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占罪表现为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主体上，本罪主体除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应当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侵占罪则无此要求；主观上、本罪的主观目的范围较为广泛，没有具体的限定，侵占罪的主观目的则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韧；在性质上，本罪为公诉案件，侵占罪为自诉案件。
3、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刑法第305条所规定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主要区别即在于所发生的场合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虚假民事诉讼罪则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破坏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司法活动。
4、本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界限
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作证罪与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区别在于：客体上，妨害作证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等，而虚假民事诉讼罪仅侵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客观方面，妨害作证罪实施的是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罪实施的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主体上，两者均为一般主体，亦都可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但是妨害作证罪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虚假民事诉讼罪则不可，需和他人共同实施。
(三)本罪的罪数形态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有利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既可能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我们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数额较大财产或逃避数额较大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2款规定，有第1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以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为目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裁判，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未达诈骗罪、侵占罪等入罪要求的“数额较大”的，不符合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则应当以虚假民事诉讼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捏造辜实，进而进行虚假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符合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也符合虚假民事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两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从重处罚。
行为人帮助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既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又构成虚假民事诉讼罪的帮助犯，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也即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