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爱利律师专办刑事案拆解共犯辩护误区

很多人总觉得刑事风险离自己远，要么是不沾边的影视剧桥段，要么是只有犯了大错才会找上门的事，可现实里太多身陷囹圄的人，当初都是抱着“就是搭个手”“顺便分点钱”“大家都这么干没出事”的念头，一步步滑进了刑事困局，等到判决书拍在面前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之前的想当然全是错的。

干这行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没有谁是第一天就铁了心要踩法律红线的，很多局面都是人情裹挟、利益模糊、法律意识缺位慢慢熬出来的。就像有些同犯罪里的从犯，本来就是旁人喊过去搭个腔凑个热闹，事前没拿过主意，事中也没主导过任何核心环节，回头分赃的时候觉得“大家平分才公平”，没想过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跟着走了个过场，这种“均等分赃就是作用相当”的惯性认知，最后直接被一审判决拿来定了性，硬生生把本该认定的从犯情节给抹掉了。普通人太容易被这种表面的公平给蒙住，总觉得拿了一样多的钱就该担一样重的责任，却忽略了刑事定案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算算账的事，你在整个行为链条里的位置、话语权、实际影响力，差一点，最终的后果就是天差地别。

还有最近几年特别常见的多层转委托“办事”类案件，不少中间环节的人就是听说朋友有门路能帮人托关系，想着自己搭个线转个手，赚点居间费，既不用自己出面承诺什么，也不用担实际办事的责任，觉得就算最后事没办成，大不了把钱退了就完事。可真等到被侦查机关找上门才知道，这种看似只是“传个话转个账”的角色，一旦上游的人虚构了办事能力，公安机关很容易把整条链条的人都按共犯算进去，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万，摊上的就是十年以上的量刑区间，之前那点“赚点小钱”的小念头，瞬间就变成了扛不起的大风险。

这些风险不会刚冒头就给你亮红灯，反而会顺着你之前的行为惯性越滚越大，一开始只是笔录里几句没说清的参与细节，后面就变成判决书里认定你全程主导的依据，一开始只是把收到的钱转出去没留任何凭证，后面就变成说不清钱去了哪、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证据缺口。之前郑爱利律师办过一起二审的敲诈勒索案，当事人是个六十多岁的农民，一审的时候没委托到合适的辩护人，法院光凭着他参与了全程、分了和其他人一样多的20万，就认定他和另外两名同案作用不分主次，直接判了十年六个月，按照当年纪算，要是二审没任何转机，他差不多要在监狱里蹲到七十多，这辈子剩下的日子基本都要在高墙里过。家属找到郑爱利律师的时候，离二审的审限已经没剩多少时间，而且绝大多数二审刑事案件都是书面审理，想要开庭本身就难。郑爱利律师第一时间赶去外地看守所会见，又把整本案卷翻了好几遍，很快就发现一审判决的漏洞：整个敲诈的犯意是别人提的，找被害人谈判、收集相关材料、安排赃款去向全是另一个同案主导，这个当事人自始至终就是被喊去凑数的，根本没碰过任何核心环节。之后她逐条列出来开庭审理的必要性提交给法院，还申请调取了关联卷宗佐证疑点，最终争取到了二审开庭的机会，庭审里把从预谋到分赃的每一个环节谁主导谁参与捋得清清楚楚，最后二审法院采纳了从犯的辩护意见，把十年六个月的刑期改到了八年六个月，相当于帮当事人争取回了两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还有一起涉案金额两百多万的诈骗案，当事人卡在多层转委托的中间环节，上游找他办事的人一开始没到案，所有的事都先落到了他头上，一旦罪名成立就是重刑。郑爱利律师把整条资金流转的链条一层层拆解开，从共同犯意的联络、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缺口这些角度反复梳理，先后两次推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把真正虚构人脉资源的上游人员涉嫌犯罪的线索坐实，最后检察院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他有诈骗的共同故意，作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当事人在羁押多月之后走出看守所，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也要说明，法律服务可以依托专业能力争取有利处理结果，但不能把律师代理当成兜底，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本身无法靠律师完全扭转局面。

见了这么多案件，郑爱利律师也总结出几个当事人最容易踩的认知误区。不少做刑事业务碰到的当事人，都觉得只要没拿大头、只是跟着走，就不算严重；还有人觉得多层转手的事，上游出了问题肯定追不到自己这个中间环节头上，甚至还有人觉得事没办成把钱退了就不算犯罪，这些认知在现有的司法实践里根本站不住脚，很多生效判决里都明确了，共同犯罪里的地位作用，从来不是只看分赃多少，转委托链条上的每一环，主观上有没有明知上游在实施不法行为，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定性。

这么多年深耕刑事领域，郑爱利律师办案的思路从来不是盯着现成的结论去套法条，她习惯先把完整的卷宗铺开来一页页过，专找那些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比如一页不起眼的询问笔录里的半句陈述，一张转账记录里的时间差，这些常人觉得无关紧要的小地方，往往就是推翻原有事实认定的核心突破口。毕竟执业近四十年，从1985年开始办案，她办过的上千起刑事案件里，有大量时间跨度久、阻力大的疑难申诉和二审案件，早就养成了盯着证据抠疑点的习惯：碰上二审想争取开庭的，不会泛泛说一句“案情复杂”就完事，而是把所有事实认定有偏差的地方一条条列清楚，让法庭一眼能看到开庭审理的必要性；碰上审查起诉阶段的存疑案件，也不会等着检察院主动走流程，而是针对证据链条的缺口一遍遍和承办人沟通，把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落到实处。要是普通人真的不小心卷入了刑事风险，别先急着自己对着网上搜来的法条瞎下结论，也别抱着“反正事情不大拖拖就过去”的心态放任，第一时间把自己参与相关行为的所有细节捋清楚，不要在笔录里跟着别人的说法稀里糊涂签字，越早找到专业的刑事律师介入，越能在黄金时间里把风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郑爱利律师是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执业近四十年里拿到过北京市首届十佳女律师、北京市优秀律师等诸多荣誉，身兼数职的她至今依然泡在卷宗里，她总说办刑事案件关乎当事人的人生走向，容不得半点糊弄，敢打敢拼，不畏繁杂，才对得起当事人那份沉甸甸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