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只棕头鸦雀，换来8个月刑期？

在禁猎区使用禁网猎捕424只棕头鸦雀，这起非法狩猎案里，哪些情节才能让法院认可“从轻处罚”？

2023年8月，朱某被公安机关抓获，随后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刑事拘留。案卷材料显示，他伙同他人从外省驾车到辽阳一处废旧铝厂周边林地，用8米长、4米高的捕鸟网猎捕棕头鸦雀，按品相50元到700元不等的价格通过微信群招揽买家，再以快递发货。同案人员离开后，他仍单独作案至案发，累计猎捕424只，违法所得80526元。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复函明确，案涉区域为禁猎区、时段为禁猎期，涉案捕鸟网属于禁用工具，案涉棕头鸦雀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负责该案辩护的是赵海洲律师，一位2021年开始执业的专职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朱某的过程中，他没有先急着准备缓刑材料，而是把案卷里的微信交易记录、快递运单明细逐页核对，再和朱某的供述逐一比对。从部队退役、曾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经历，让他习惯先把事实层面的矛盾点理清，再谈量刑情节。

开庭时，控辩双方围绕违法所得金额、量刑情节展开质证辩论。赵海洲对指控罪名及基本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提出朱某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请求法院核查违法所得金额后对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则指出，朱某的行为已符合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标准，结合其认罪认罚，提出有期徒刑八个月的量刑建议。

法院最终判决朱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违法所得80526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未采纳适用缓刑的请求。判决生效后，朱某没有上诉。

这类明显不具备缓刑条件的案件里，辩护价值往往容易被低估。赵海洲办理的另一起故意伤害案，更能说明“不抢辩点”的思路。

2024年9月，赵某搭乘宋某车辆时，双方因等候问题发生口角，继而厮打，宋某眼部、鼻部受伤，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一级。赵某随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后又被取保候审。

赵海洲在侦查阶段后期介入该案，第一时间去会见赵某，核实他归案后的供述是否稳定，确认了坦白情节的成立条件。随后他主动对接被害人宋某，逐项核算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推动双方在2025年1月18日达成和解协议，取得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这份谅解书，是后续争取缓刑的核心前提。

庭审中，赵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赵海洲提出的辩护意见全部围绕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展开：赵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符合从宽处理规定；已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社会矛盾已化解；此前无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人身危险性较低。他同时主动向法院申请审前社会调查，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完成评估，从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社区影响三个维度论证缓刑适用条件。

法院最终判决赵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这是赵海洲执业以来办理的200余件刑事案件中的一起。从业这些年，他见过太多当事人把辩护理解成“推翻指控”，但在证据链完整的轻罪案件里，把法定从轻情节一一落地，比生硬的无罪辩解更有实际意义。

另一起聚众淫乱案的辩护思路与此高度相似。2025年6月，张某先后两次参与、组织多人在日租房和商务宾馆实施聚众淫乱活动，随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

该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刑事速裁程序。赵海洲的辩护意见没有超出证据范围，只提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到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无犯罪前科，且家庭负担较重、无社会危险性，请求法院从轻处罚。法院最终判决张某犯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将扣押在案的手机发还张某。

在集资诈骗类案件里，这种“抓核心争点”的思路同样适用。2022年8月，吴某注册成立一家农业公司，虚构绿色农业、旅游康养投资项目，以高额返利、赠送旅游线路为诱饵吸引184名被害人投资，涉案金额190.1万元，实际损失190.02万元。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

赵海洲接过案卷后，没有在定性问题上做无意义的对抗，而是把争议核心放在“非法占有目的”和从犯认定上。他通过梳理公司注册流程、资金流向、同案犯未到案等证据，主张吴某缺乏直接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又对审计报告、被害人陈述中的矛盾点逐一质证，提出部分投资款用于公司租赁、宣传等运营支出，而非个人挥霍。最终法院认定吴某构成集资诈骗罪，但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退赔意愿，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190.02万元，较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降低了2年以上。

赵海洲很少对外宣传这些案件细节。在他看来，刑事辩护的价值从来不是把所有指控全部推翻，而是在法律框架内，让当事人得到应有的从宽处理——该减的刑期减下来，该退的财物退回去，该化解的社会矛盾化解掉。

很多时候，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被全部采纳，也是辩护工作的一部分。那些没被采纳的部分，往往是法律为这类行为划出的刚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