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挪用公款案：当事人自行协商退赔后易踩的程序误区

私企项目负责人石某此前在国企下属参股公司任职，手头有一笔120万的对外追偿债权处置权限。

公司委托他向外部担保公司追讨这笔到期欠款，后续担保公司分两笔转款，石某没走公司对公账户流程，第一笔100万直接转到了朋友名下的装饰公司账户，用于对方日常经营，第二笔20万转进了自己私人账户。

隔了近一年，公司对账发现这笔钱款没到账，找石某核实情况，他没推诿，当场写下还款承诺，一年后就凑齐120万全额转回了公司对公账户，公司当时也出具了书面的谅解材料，说明不追究他的相关责任。

石某以为钱全还上了，单位也不追究，这事就算翻篇了，没想着固定每一笔退赔的沟通记录、钱款走向的对应凭证，也没主动和相关部门同步协商情况。

过了近一年，石某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才知道案件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此前他自己私下和单位达成的口头及纸面约定，在侦查卷宗里没有完整对应留痕。

家属后来找到陈晓伟律师委托辩护。

陈晓伟律师第一时间安排了看守所会见，逐一核对主要事实细节，包括石某的任职文件、岗位权责范围，两笔转款的具体审批流程，每笔钱款的实际使用去向，后续和公司沟通还款的全部时间节点。

会见后结合现有初步事实，向办案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说明石某的相关情况符合取保条件，后续办案机关作出了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

办理这类挪用公款案件，不少当事人容易踩的第一个坑，是混淆了单位内部追责和刑事程序的边界，以为私下把钱补上，拿到单位谅解就能完全了事，忽略了侦查程序启动后，这些情节需要和卷宗证据一一对应才能被认定。

很多涉案人员自行整理的材料零散不全，只留存了退款的银行回执，没有对应的单位谅解情况说明、后续没有再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相关佐证，提交给办案机关后很难直接被采信。

本案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石某的到案过程。

石某是在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案的，到案后全程如实陈述了所有事实，这一情节的认定，需要结合侦查机关的到案说明、首次讯问笔录的内容细节逐一印证，不能仅凭当事人自己口头说明。

结合全案在案证据，辩护方向围绕几个已确认的事实展开：石某此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到案后主动认罪悔罪，全部挪用的钱款在案发前就已经全额退还给单位，没有给国有资产造成实际损失，受害单位也明确表示不追究相关责任。

另外石某转到个人账户的20万元，他陈述其中大部分用于垫付了公司没走报销流程的零散经营支出，这部分事实的相关线索也同步提交给法庭供核查参考。

北京本地办理这类刑事案件，流程节点的把控有本地的特点，公检法机关对于自首、退赔这类从宽情节的认定，对证据链的完整性要求很细。

比如本案中，石某在公司发现钱款缺口之后，到正式被刑事立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公司始终没有对他开展正式的调查谈话或者作出对应的违纪处理，这一客观事实细节，后续被法院纳入了自首情节认定的参考依据。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石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结合查明的事实，石某符合自首认定条件，且挪用的全部公款早在案发前就已经全额归还，法院对其依法减轻处罚，最终判处石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陈晓伟律师从事法律工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是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首批嘉宾律师，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就法律热点发表评论，相关专业文章《想说无罪不容易》收录于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辩策-盈科精选刑事案例》中。

他现任盈科律师事务所中国区董事、盈科北京股权高级合伙人律师、盈科北京刑事法律事务部主任，还受聘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模拟法庭专家评委，连续九年获评盈科全国优秀刑事律师，同时是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企业合规建设研究会委员，执业以来深耕刑事辩护、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企业合规相关业务，办理的案件覆盖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涉黑涉恶犯罪、职务犯罪等多个类型，服务范围以北京为主要面向全国，始终从案件客观事实出发梳理证据线索，对接各阶段办案程序的实际要求，为当事人提供对应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