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的金额如何算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共同犯罪中犯罪数额怎么算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共同犯罪，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对于从犯，胁从犯，以其分赃数额来确定犯罪数额比较适用，并且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怎么判定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数额怎么样算问题解答如下, 共同犯罪中犯罪数额怎么算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共同犯罪，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对于从犯，胁从犯，以其分赃数额来确定犯罪数额比较适用，并且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怎么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怎么样认定问题解答如下, 浅论共同犯罪中犯罪金额的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 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第
(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 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 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律师回复] 对于盗窃罪共同犯罪数额怎样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盗窃罪共同犯罪数额为总体犯罪金额。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你好，从犯的犯罪金额与主犯一样。但是，主犯承担共同犯罪中的所有责任，而从犯的量刑是依法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根据《》第条、第条、第条，【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你好，从犯的犯罪金额与主犯一样。但是，主犯承担共同犯罪中的所有责任，而从犯的量刑是依法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根据《》第条、第条、第条，【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怎样界定与正常馈赠的界限，除正确把握罪构成要件之外，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双方的关系看，双方是同学、同乡、亲友及其他私人关系，还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的关系。正常馈赠一般发生在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往往由来已久，且在馈赠发生之后仍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贿赂则是发生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之间，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而临时产生，且随贿赂目的得逞后而逐渐淡化。
(2)从行为的动机来看，正常馈赠是行为人基于亲情、友情而无偿将财物送与他人;而贿赂则是行贿人为使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已谋取利益而将财物给予他人，
(3)从行为的方式来看，正常馈赠一般是公开进行，为他人知悉;而贿赂则总是秘密进行，行为的双方都采取各种手段掩盖、隐匿、毁灭可能被查获的罪证，
(4)从行为的时间上看，馈赠发生的时间一般确定;而贿赂则必然发生在行贿人有求人利用职务为其谋取利益之时。
(5)从行为的标的物来看，正常馈赠的财物一般为私人财物;而用以贿赂的财物，既可能是国家、集体的，也可能是私人的，且标的物价值一般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
【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律师回复] 怎样界定与正常馈赠的界限，除正确把握罪构成要件之外，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双方的关系看，双方是同学、同乡、亲友及其他私人关系，还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的关系。正常馈赠一般发生在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往往由来已久，且在馈赠发生之后仍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贿赂则是发生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之间，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而临时产生，且随贿赂目的得逞后而逐渐淡化。
(2)从行为的动机来看，正常馈赠是行为人基于亲情、友情而无偿将财物送与他人;而贿赂则是行贿人为使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已谋取利益而将财物给予他人，
(3)从行为的方式来看，正常馈赠一般是公开进行，为他人知悉;而贿赂则总是秘密进行，行为的双方都采取各种手段掩盖、隐匿、毁灭可能被查获的罪证，
(4)从行为的时间上看，馈赠发生的时间一般确定;而贿赂则必然发生在行贿人有求人利用职务为其谋取利益之时。
(5)从行为的标的物来看，正常馈赠的财物一般为私人财物;而用以贿赂的财物，既可能是国家、集体的，也可能是私人的，且标的物价值一般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
【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
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的总额负责，在共同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
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的总额负责，在共同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夫妻能否成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共犯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笔者认为此做法不妥，中的一般是丈夫利用职务便利的非法所得，没有证据证实该项财产为夫妻共同非法所得，故不应对妻子认定为。笔者认为，应该是没有共犯的犯罪，对妻子一方认定为来源不明案的共犯有违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
首先，从司法实践来看，妻子一般是利用丈夫的权力，其所做的一切是以一个妻子的身份，也即是一般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一般的证据只能证明夫妻共同的犯罪事实，却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有证据证明的来源与妻子有关。所以，只有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方才能成为来源不明案的责任人。
其次，纵然妻子多次转移、藏匿自己掌管的家庭，这也只是一种“窝赃”行为。而由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认定该罪，则说明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也就不能确定“”的合法属性，不能确定“”是出于、，或是其他什么非法性质来源，没有原罪基础，也就不存在构成来源不明案共犯的基础。第三，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依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对于原罪来说，是主观罪过不明确的职务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故意犯罪的形式。所以，从理论上说，妻子也不可能成为来源不明案的共犯。是我国刑法“疑罪从无”一般原则的特殊形式，是立法基于现实需要规定的特殊的刑法规范，在没有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套用一般刑法理论认定共同犯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上也必然是不科学的，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有失公正。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
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
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
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
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
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的总额负责，在共同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你好，共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观表现为共同故意，客观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认定主、从犯的依据如下，根据《》第条、第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共同犯罪人按其所参与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量刑时不是根据各人分赃款来计算，而是根据这个人参与的总得诈骗数额来判。他们5个人的诈骗数额都是8万，量刑时区分主犯、从犯进行处罚。或者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对于片面共犯是否属于共同犯罪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定义：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个定义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界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提供了依据。而所谓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并且明知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参与犯罪的人中一方有同他人实施犯罪的故意，暗中配合他人实行犯罪，而另一方却不知道有人配合自己实施犯罪，因而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此即片面共同犯罪。
所谓片面共犯，是指一方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在犯罪并参与犯罪，而他人并不知情的犯罪形态。对于片面共犯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有肯定和否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
从对片面共犯的不同角度出发，我国研究刑法的专家学者中对其究竟可否归类于共同犯罪仍有很大的歧义，但在法官审判过程中一般都会将片面共犯等同于共犯来处理，但在量刑上只会根据其实际的违法行为来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共同共有如何确定份额
一、我国《物权法》在共同共有份额问题上之规定
《物权法》第103条改变了过去的规定,将按份共有作为共有的常态。对比《物权法》第94条和第95条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共同共有是不分份额的共有。关于共同共有人权利义务的行使和承担,《物权法》第95条、第97条与第98条等一般都使用了“共同”字样。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不承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
二、不承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带来的问题
如果说要用各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利益与负担是否存在份额的标准来区分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那么衡量外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共同共有就只有夫妻共有、家庭共有、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对遗产的共有三种,类型相当少。
其次就涉及一个合伙财产性质的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按份共有说,另一种是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结合说。这两种学说都是以“份额”作为认定的标准。但若否定共同共有中存在份额,合伙财产的性质便无法确定。
共同共有的份额问题还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若否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共同共有人的债权人就不得对共有财产申请强制执行。由于不能将共同共有的份额区别开来,就无法确定作为债务人的共有人在共同共有中财产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强制执行会损害其他共同共有人的利益。但如果所有的共同共有财产都不能强制执行的话,对债权人又有失公平。
三、共同共有存在份额
(一)通过几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共同共有应当存在份额
首先从其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共同共有就应存在份额。共同共有源于总有,总有以日尔曼村落共同体为典型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所有权的管理权能和用益权能分属于村落团体与团体组成人员。这时的所有权不存在份额,也不能请求分割。罗马法时期,共有发展为按份共有,由于存在份额,共有人可以自由地请求分割共有物并处分属于自己份额的财产。经过罗马法的修正,总有中的团体性较强者转化为法人,总有权成为法人单独所有权;另一部分变成合有即共同共有。由此可见,份额伴随着共同共有的产生而存在。
其次从他国立法例来看,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承认共同共有中存在份额。从《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关规定,其中《德国民法典》不仅承认共同共有的总财产存在份额,还承认在个别物上同样存在份额。
最后,共同共有并不排斥份额。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本质区别在于共同共有具有共同关系,而不在于共有是否存在份额之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类型的共同共有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份额,只是由于其共同共有的特性或维持共同关系导致共同共有人不能像按份共有人一样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份额。这些类型就包括合伙股份、共同继承人的继承份额等等。这类型的共同共有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份额的作用是不明显的,只有等到共有关系结束时,份额的作用才得以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共同共有的份额其实是“潜在的”。但在共同共有的整体上来看,份额是明确的,只是其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当我们承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时,之前提出的具体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在承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合伙财产的性质是共同共有。决定这一属性的不在于是否划分份额,而在于合伙人具有共同关系———合伙关系。虽然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合伙财产的共有与按份共有存在较大差异,但这是由于合伙关系而引起的,并是不由于合伙财产中不存在份额。事实上,合伙人在成立合伙时就设定了份额。这种份额只是在形式上与按份共有没有差异,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传统大陆发现国家,如瑞士、德国等,都将合伙财产定性为共同共有。
另一个很重要的具体问题,就是共同共有人的债权人能否对共有财产申请强制执行。当承认共同共有存在份额时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