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诈骗案被害人可以报案吗,如何认定诈骗罪的数额

[律师回复] 一、非法集资罪的数额怎么确定根据司法解释，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在量刑时，不能仅以集资诈骗的数额为根据，还要考虑诈骗手段、诈骗次数、危害结果、社会影响等情节。集资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惟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除了依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管管理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缔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等行政处罚外，对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就地上缴金库。在取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不能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弥补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二、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吗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在主观方面是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然其在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中，是通过行为人预先的利弊权衡与理性计算后付诸实施的，而不是凭一时冲动发生的犯罪。即当其在面临多种行为选择时，在选择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时犯罪主体会思考、会计算，对各种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作理性的比较和分析，并且按照对自身资源的最优化的原则行事。只有当集资诈骗行为人认为预期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能够产生犯罪效益时，才会考虑实施犯罪行为。各量刑数额的标准：数额较大：个人数额十万以上，单位数额五十万元以上;数额巨大：个人数额二十万以上，单位数额五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个人数额一百万元以上，单位数额二百五十万以上。对于集资诈骗来说，诈骗的金额，在量刑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对于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吗这个问题来说，实际上，诈骗的金额还需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对于不同的数额的诈骗的金额，量刑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律师回复]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应以非持卡人（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信用卡内财产权益并因此致使持卡人（受害人）丧失控制作为认定标准。即以“控制加失控说”为认定标准。 首先，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又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事实上，由于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本身也就是侵犯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加上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因而，认定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相脱离，仍应以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并因此致使持卡人丧失控制作为既遂认定标准，不能仅以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其次，信用卡诈骗罪本质上仍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刑法理论上对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有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转移说等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失控说”。就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而言，笔者认为采取“控制加失控说”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采取冒用他人信用卡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方式的财产犯罪不同。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中的受骗人（发卡银行）与财产权益受害人（持卡人）之间相对分离，非持卡人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过程中与受骗人（发卡银行）和受害人（持卡人）之间形成类似“三角诈骗”关系，信用卡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财产权益的价值载体，在此三角法律关系中，犯罪行为人非法控制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结果，并非必然导致受害人丧失对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控制。只要非持卡人拾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取得持卡人信用卡和身份证后，不拿持卡人身份证办理挂失或者更改密码，持卡人仍然能够使用原信用卡帐号和密码进行消费和支付，持卡人也就没有丧失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控制，此时信用卡内资金余额可能因持卡人的网上电子商务消费、支付而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非持卡人拿持卡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挂失或更改密码的行为致使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丧失控制时，非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非法控制和占有数额才能得以确定。因此，应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可知最高人民对盗窃金融凭证类的犯罪既遂数额的认定，采用的也是“控制加失控说”观点。由于“盗窃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与“非持卡人挂失、更改持卡人信用卡密码”二者属于同类行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尤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果：即行为人在非法控制所有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所有人对其财产权益丧失控制。因而，可以比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