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怎样正确认定故意伤害罪?

[律师回复] 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的认定：
    1、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
    2、客观要件：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3、主体要件：故意伤害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其中，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自然人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致人轻伤的，则须已满16周岁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4、主观要件：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律师回复]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1、本罪与一般猥亵、侮辱妇女行为的界限
首先，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与非强制性猥亵、侮辱妇女行为区分开来，本法只惩罚以强制方法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对于非强制性的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不能视作犯罪。
其次，并非任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本条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构成虽然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但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亦视作为犯罪。
2、利用妇女无法抗拒的状态进行猥亵行为的定性强制猥亵妇女一般都是利用暴力手段使妇女不能抗拒，或者对妇女采取胁迫，即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的手段来实施的。那么，利用妇女患重病、醉酒、熟睡、昏迷等状态而实施的猥亵行为，能否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呢我们认为，这种猥亵妇女行为在本质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其猥亵手段可视为“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手段”，因此，应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
3、如何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我们认为，证确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关键是查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特定的关系对妇女进行胁迫。这一点，与在罪认定中区分利用特定关系与双方基于互相利用而通奸的界限是一样的。在强制猥亵罪的认定中，不能把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猥亵妇女的行为都视为强制猥亵。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而容忍行为人对其猥亵的，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
4、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的界限以妇女为侮辱对象的行为与侮辱妇女罪很相似，两者都可以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区别在于：（
1）对象情况不同。侮辱妇女罪，一般是以不特定的妇女为对象；而侮辱罪中侮辱妇女的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的；（
2）目的动机不同，侮辱妇女罪对妇女进行的侮辱行为，一般是出于闹事取乐，寻求精神；而侮辱罪中对妇女进行的侮辱，一般是出于个人恩怨、嫉妒或报复，目的是贬损特定妇女的人格和名誉。

[律师回复]
(一)本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本罪与玩忽职守罪在诸多方面均存在相似之处。表现在:其
一，二者都侵害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其
二，二者在客观方面都有可能表现为给性质组织制造生存发展机会，或者给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可乘之机的行为;其
三，二者的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即都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主要区别在于:
(1)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正常的社会秩序，次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侵犯的则是单一客体，即仅是对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侵害。
(2)客观方面要件不同。
首先，前者之行为方式仅能表现为包庇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后者则包括一切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务的玩忽职守行为。
其次，前者系行为犯，只要有包庇、纵容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后者系结果犯，在有玩忽职守的行为的同时，尚需发生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方可构成犯罪。
(3)主观方面表现不同。前者是;后者是。
(二)本罪与包庇罪的界限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即都实施了包庇行为。其主要区别如下:
(1)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主要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后者侵犯的则是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正常活动。
(2)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不同。前者表现为包庇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后者则表现为作假证明包庇犯罪人的行为。二者虽都有包庇，但含义不尽相同。在方式上，前者之包庇要广于后者，即不只限作假证明一种，还包括其他一切妨害有关机关查办、惩处、打击性质的组织的行为;在包庇对象上，前罪之包庇又要窄于后者，即仅限于性质的组织，不及其他犯罪组织或犯罪人;此外，后者之包庇必须系事后之帮助行为，易言之，若行为人与其所包庇的对象事前有通谋的，则应直接按其所包庇的犯罪人的共犯论处，后者则无此限，亦即无论行为人事先是否与性质的组织存在共谋，都可构成犯罪，若系事先有通谋的，则按想象竞合犯处理。
(3)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可构成;后者则是一般主体，任何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其主体。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依照侵权之债处理船员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在大连海事审理的耿学良诉大连海福拆船公司受雇为外派船员期间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中，原告耿学良被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达公司聘为外派船员，双方签定了《外派船员合同书》。合同规定，外派船员自离开中国国境起，在外轮工作期间，因工致伤、致残和生病、死亡，均按中国国家劳动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处理。因海达公司和大连海福拆船公司(简称海福公司)签订有《雇用船员合同》，同年耿学良到海福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佳灵顿”轮任大管轮之职，期限为一年。海福公司依据和海达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第十三条“船员受雇期间的人身、行李安全办好保赔协会的保险，其条件相等于雇员赔偿条例第282章”之规定，对受雇船员在大连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障和赔偿险。之后再一次卸货过程中，耿学良在机仓紧固舵机底座镙丝时，左手食指被砸伤，中指亦受伤，因伤势过重，受伤的左手食指被截掉一节。出院后，耿学良多次找海福公司解决伤害赔偿之事，均被拒绝。耿学良遂于1991年7月1日向大连海事提讼，认为海达公司与海福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书》第十三条的规定，是海达公司为了船员的利益而争取到的船东对此种雇主责任的承诺。故要求海福公司支付2184美元的保险赔偿金，赔偿工资损失444
1.67美元和医疗费114
5.45元人民币。海福公司辩称：耿学良是经海达公司而受雇于我公司的，不是我公司的直接雇员，与我公司无合同关系，故其不应直接向我公司主张权利。我公司与海达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书》第十三条是无效条款，因此，我公司没有赔偿责任。耿学良应以其同海达公司签订的《外派船员合同书》作为请求补偿的依据。耿学良请求补偿工资损失444
1.67美元不合理，只应补偿其49天的工资4
1
2.50美元。我公司为“佳灵顿”轮船员在大连保险公司投保船员受伤的保障与赔偿险，因保险公司对赔偿有异议，故我公司无法按其要求给予补偿。大连海事认为，耿学良遭受伤害的事实发生在“佳灵顿”轮上，其在该轮上任大管轮，是双方都不否认的事实，说明雇用关系的存在。耿学良在船上工作时左手食指被砸伤，本人无过错，有权向海福公司索赔因致残减少的实际收入损失。本案系人身伤害侵权赔偿纠纷案，应适用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计算耿学良的实际损失并做出了判决。

[律师回复]
(一)本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本罪与玩忽职守罪在诸多方面均存在相似之处。表现在:其
一，二者都侵害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其
二，二者在客观方面都有可能表现为给性质组织制造生存发展机会，或者给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可乘之机的行为;其
三，二者的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即都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主要区别在于:
(1)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正常的社会秩序，次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侵犯的则是单一客体，即仅是对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侵害。
(2)客观方面要件不同。
首先，前者之行为方式仅能表现为包庇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后者则包括一切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务的玩忽职守行为。
其次，前者系行为犯，只要有包庇、纵容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后者系结果犯，在有玩忽职守的行为的同时，尚需发生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方可构成犯罪。
(3)主观方面表现不同。前者是;后者是。
(二)本罪与包庇罪的界限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即都实施了包庇行为。其主要区别如下:
(1)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主要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后者侵犯的则是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正常活动。
(2)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不同。前者表现为包庇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后者则表现为作假证明包庇犯罪人的行为。二者虽都有包庇，但含义不尽相同。在方式上，前者之包庇要广于后者，即不只限作假证明一种，还包括其他一切妨害有关机关查办、惩处、打击性质的组织的行为;在包庇对象上，前罪之包庇又要窄于后者，即仅限于性质的组织，不及其他犯罪组织或犯罪人;此外，后者之包庇必须系事后之帮助行为，易言之，若行为人与其所包庇的对象事前有通谋的，则应直接按其所包庇的犯罪人的共犯论处，后者则无此限，亦即无论行为人事先是否与性质的组织存在共谋，都可构成犯罪，若系事先有通谋的，则按想象竞合犯处理。
(3)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可构成;后者则是一般主体，任何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其主体。

[律师回复] 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互联网刷单、炒信等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对于您上诉所说的行为如果证明属实，则属于互联网刷单之列，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行为。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怎样认定实践合同生效问题解答如下, 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换言之，实践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仍然成立，但不生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以城市房屋抵押，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如前所述，合同的成立纯属事实判断，是否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为准。实践性合同也是合同，也应遵循此评价标准。交付标的物只能视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事实上，1995年《担保法》早已通过对定金的规定修正了实践合同的定义。其第90条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用的是“生效”，而非“成立”，可惜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同法继担保法之后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更加明确地分开，实践合同的概念必须尽快修正。
至于实践合同的范围，学者认为：“哪些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哪些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由法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允许当事人协商决定的，至今未见。我们认为，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目前见诸法条的，有如下数种：
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保管合同。《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质押合同。《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4、定金合同。《担保法》第90条第2项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司法实践中对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不同地方不太一致，但是，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释义规定的行为，属于较为明确的行为，一般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法院都未进行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司法实践中怎样认定重婚罪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得拘役。”
（1）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2）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妻制是我国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喜新厌旧；有的是出生贪图享乐；有的是封建思想作崇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人上事实婚的重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举证责任责任的分配
由于在实践中，一些证据具有“非客观性”及“非成文性”的特点，通常难以取得。因此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任何一方，就意味着这一方存在更大的诉讼风险。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方既可能与第三人一起虚构债务规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有可能与其配偶一同试图逃避债务。正因为举债人心态的“反复无常”，所以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但如果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
但从我国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来看，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仅需证明该债务确实存在，而债务一方则需对债务不存在或者债务不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进行举证。这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可以这么说，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质上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果该债务确实存在且形成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债务即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或者其配偶若主张否定的事实，则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或其配偶承担。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针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而言的。对于夫妻离婚时对于债务的内部分配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作了相应的规范。在夫妻对于债务承担的内部关系下，如果举债方的配偶否认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时，由于举债一方处于该借贷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对该债务的构成及用途相比较配偶一方来说理应知晓及持有更多的信息。因此，证明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归责于举债一方。若举债一方无法就该债务系共同债务进行充分证明，则在夫妻内部分担中，配偶一方不承担实际的还款责任。
(二)需要证明的内容
在完成举证责任的分配之后，则诉辩双方需要对自己负有举证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总的来说，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虽然可能牵涉到人情的因素，但还是一种财产关系，因此从笔者的代理经验来看，一般应以该借贷钱款的资金走向为基础，结合一下内容进行印证与说明：
首先，需要证明债务是否确实存在，以排除虚假债务的可能性。在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配偶可能会通过与自己亲朋补写借条的方式来产生一些债务。但从这些年的审判实践来看，对于这一问题较为慎重，尤其是涉及到夫妻财产利益发生争议时，更不会单单以一方所出具的借条认可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通常情况下，还是借以银行的存取款凭证等能证明债权人确实将钱款要付给债务人的客观凭据来进行认定。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债务是否存在，无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之诉还是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内部关系之诉，该举证责任都应有债权人来进行承担。
其次，需要证明债权人是否知道该债务超出了举债人可代理的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债权人之所以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对其所借给一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原因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但如果债权人一方在借款时就明知所借款项一方不具有家事代理权、滥用家事代理权或超越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则其丧失了对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可以让债务人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的配偶一方若要向债权人证明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则要就双方感情恶化、双方长期分居、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等情况为债权人在借款时所知进行举证。
第三，需要证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以上两点证明内容主要是从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借贷关系的外部角度。如从夫妻内部分担的角度角度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即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双方，若任何一方不认可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则应由不认可该债务的一方进行举证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未享受借款利益。反之，若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一方，若借款一方认为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享受了借款利益，则应由借款一方举证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如此安排举证责任，充分考虑了双方的知情能力，合理分配了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义务。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实践中罪如何认定
认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构成条件来进行认定。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按照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法治秩序，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
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得拘役。”
（1）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2）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妻制是我国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喜新厌旧；有的是出生贪图享乐；有的是封建思想作崇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人上事实婚的重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应该如何认定实践合同生效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换言之，实践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仍然成立，但不生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以城市房屋抵押，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如前所述，合同的成立纯属事实判断，是否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为准。实践性合同也是合同，也应遵循此评价标准。交付标的物只能视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事实上，1995年《担保法》早已通过对定金的规定修正了实践合同的定义。其第90条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用的是“生效”，而非“成立”，可惜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同法继担保法之后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更加明确地分开，实践合同的概念必须尽快修正。
至于实践合同的范围，学者认为：“哪些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哪些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由法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允许当事人协商决定的，至今未见。我们认为，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目前见诸法条的，有如下数种：
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保管合同。《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质押合同。《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4、定金合同。《担保法》第90条第2项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律师回复] 对于应该怎么认定实践合同生效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换言之，实践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仍然成立，但不生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以城市房屋抵押，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如前所述，合同的成立纯属事实判断，是否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为准。实践性合同也是合同，也应遵循此评价标准。交付标的物只能视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事实上，1995年《担保法》早已通过对定金的规定修正了实践合同的定义。其第90条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用的是“生效”，而非“成立”，可惜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同法继担保法之后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更加明确地分开，实践合同的概念必须尽快修正。
至于实践合同的范围，学者认为：“哪些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哪些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由法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允许当事人协商决定的，至今未见。我们认为，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目前见诸法条的，有如下数种：
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保管合同。《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质押合同。《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4、定金合同。《担保法》第90条第2项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问题解答如下, 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
一、什么是抗税罪?
抗税罪，是指负有交税责任或许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责任的个人或许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成心违背税收法规，以暴力、要挟办法拒不缴交税款的行为。
二、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又由于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应纳税款，必然同时侵犯执行征税职务活动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
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依法应缴纳的税款及依法征税的税务人员。这里的税款是除关税以外的国内税收。这是的税务人员也限于依法征收国内税的工作人员。这是抗税罪区别于罪、妨害公务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标志。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把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1、抗税罪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
税收法规主要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如果行为没有违反税收法规则不能构成抗税罪。如没有纳税义务的个人用暴力阻碍税务人员征税，虽然客观上使他人得以拒不缴纳税款，但其行为违反的不是税收法规，不能以抗税罪论处。
2、抗税罪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所谓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身体实施袭击或者使用其他手段，如殴打、伤害、捆绑、禁闭等足以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所谓胁迫，里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进行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使他人不能抗拒的手段。如手持凶器威吓，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相威胁。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和扣缴税款义务的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虽然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但从本条的立法精神以及抗税罪和偷税罪的联系来看、抗税罪的主体应与偷税罪的相同，既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也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单位犯本罪的，由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出于直接故意，表现为明知负有纳税义务而故意抗拒缴纳税款，并且通过使用暴力、威胁方法而公开拒不缴纳税款、非法获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主观故意和非法获利的目的。则不构成抗税罪。

[律师回复] 对于实践中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条件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现行法规、案件审理司法解释及实际案例，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条件主要有：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隐名股东作为公司实际出资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
2)隐名股东向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3)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认可隐名者股东资格的;
4)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如果在以上条件下，还具有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发放分红或认可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加以佐证，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是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