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怎么认定主观是否明知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如何认定毒品犯罪中的主观明知问题解答如下, 刑法上所称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司法实践中，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会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知能力、供述、所涉食品的质量、价格及进销渠道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如果行为人对所销售的食品是否有毒有害持有放任态度，不关心其是否对公众造成危害，可以从主观上认定行为人具有概括的故意，应当认定为“明知”。如果行为人长期从事该食品销售的生意，并且熟悉市场行情，知道该食品需要具备的相关的食品安全检验检疫证书，而该食品明显没有相关的安全证书，可以说明行为人可能知道所售食品有毒有害。如果行为人销售的食品显著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法合理解释低价销售的原因的，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有毒有害。
当然，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如何评价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的认识，并不能仅仅依靠行为人的供述，也需要在考察行为人客观行为的基础上，依据一般社会人的认识标准，判断其对于自身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认识程度，从而判定其是否认识到自身的行为的违法性；而且这种法律禁止性的认识，也并不要求行为人对于法律规定有着具体明确的认识，而是一种观念上的盖然性认识，这种认识以未超过其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所能获得的认知程度为限度；
行为人对其销售的食品是否安全不清楚，那就有可能存在有毒有害的情形，并且行为人对可能出现的导致危害他们生命健康的结果持有放任的态度，主观上存在概括的故意，那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问题解答如下,
一、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其中，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犯罪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构成任何犯罪不可缺少的主观要件；犯罪的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所以又被称之为选择要件；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必备的主观要件，一般不影响定罪，但可以影响量刑。
二、犯罪主观方面的意义
研究犯罪主观方面不仅具有深化和丰富刑法学研究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正确定罪量刑。
1.在定罪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一个重要标准。
首先，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罪过，否则行为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罪过，便不能认为是犯罪。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各种犯罪在主观方面都必须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犯罪的过失要件，同时，刑法又在第16条规定，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心理态度的，就不构成犯罪。从而在法律上确认，罪过乃是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和应对犯罪负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
其次，任何具体犯罪构成的罪过形式和罪过内容都是特定的：有的犯罪只能是出于故意，有的犯罪只能出于过失；同是故意或过失犯罪，此罪与彼罪的故意内容或过失内容也有所不同。罪过不仅支配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支配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的方法实施特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具备具体犯罪构成所要求的特定罪过及罪过内容，自然不成立此种犯罪。第三，对于某些具体犯罪，法律还要求其主观方面具有特定的目的，如聚众赌博罪要求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具备这些特定的目的，往往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标准。
2.在量刑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法律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刑罚，因此通过查明主观方面来解决应定此罪还是彼罪就保证了正确适用轻重不同的法定刑。
其次，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心理态度范畴的犯罪动机、犯罪故意的不同表现形式、犯罪过失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表现出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不同，而这些因素往往对量刑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查明这些主观因素并在决定怎样运用刑罚时予以适当考虑和体现，无疑会有助于正确量刑，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犯罪主观方面是客观存在并且要通过客观活动表现出来的，只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况，就能够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行为到底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是何种故意或过失，有无特定的犯罪目的，犯罪动机如何，从而对其主观心理态度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判定和结论，进而正确定罪量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律师回复] 刑法上的主客观统一涉及到犯罪构成理论。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而主客观相统一指的是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统一。我国刑法规定了主观（罪过）责任原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犯罪的主观方面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意义在于避免（或者说禁止）结果责任制度，禁止客观归罪，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造成了危害后果，就不管其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就直接认定其有罪，这样显然是不公平的。认定犯罪还必须考虑其主观方面的因素，只有行为人在主观意志的支配下，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了客观方面所要求的危害社会行为，才有可能认定犯罪。这就是所说的主客观统一。大概就是这样子。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故意，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中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必须从重从快严惩。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罪犯罪客观方面
一、必须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作为、均可构成。以行为实施的罪，只有那些对防止他人死亡结果发生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才能构成。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借助一定的凶器，也可以是徒手，但是如果使用放火、爆炸、投毒等危险方法杀害他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对于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去杀害他人的，对教唆犯应直接以故意罪论处。
二、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即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执行死刑、正当防卫均不构成故意罪。经受害人同意而剥夺其生命的行为，也构成故意罪。对所谓的“”，仍应以故意罪论处，当然，量刑时可适用从轻或减轻的规定。
三、直接故意罪的既遂和间接故意罪以被害人死亡为要件，但是，只有查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能断定行为人负罪责。

[律师回复]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第1条的规定，、贩卖、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立案追诉。制造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是制造毒品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购置了专门用于制造毒品的设备、工具、制毒物品或者配制方案的；
（二）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者不等值的报酬为他人制造物品，经检验是毒品的；
（三）在偏远、隐蔽场所制造，或者采取对制造设备进行伪装等方式制造物品，经检验是毒品的；
（四）制造人员在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抗拒检查等行为，在现场查获制造出的物品，经检验是毒品的；
（五）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按照2008年《全国部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在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只要能够推定行为人具有前述五种情形的，应当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其制造的物品可能是毒品，即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

[律师回复] 刑法上的主客观统一涉及到犯罪构成理论。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而主客观相统一指的是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统一。我国刑法规定了主观（罪过）责任原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犯罪的主观方面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意义在于避免（或者说禁止）结果责任制度，禁止客观归罪，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造成了危害后果，就不管其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就直接认定其有罪，这样显然是不公平的。认定犯罪还必须考虑其主观方面的因素，只有行为人在主观意志的支配下，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了客观方面所要求的危害社会行为，才有可能认定犯罪。这就是所说的主客观统一。大概就是这样子。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客观的违法性：将法律理解为客观的评价规范，不管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如何，只要客观上违反法律，就具有违法性。基于此，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也具有违法性，对之应当允许进行正当防卫。　　
2、主观的违法性：将法规范理解为对行为人的命令性规范，因此，违反规范的人必须是能够理解规范内容的人，只有能够作出意思决定的人的行为，才谈得上有无违法性的问题（命令说）；违法性的有无，只能就有责任能力人的行为而言。于是，不能将精神病患者等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

[律师回复] 对于诈骗罪主观故意如何证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手段，而是用于炒股、还债，由于他们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打算履行或者完全履行合同的义务。根据合同资金的流向来判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合同资金是否被随意使用和处置、挥霍、实施违法犯罪或者逃匿，以履行小额合同为诱饵，骗取对方当事人信任，最终达到诈骗数额较大钱物的目的，以迷惑被害人或者企图以此摆脱罪责，来判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可以看出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主动性和迫切性。根据行为人违约后的表现。也有行为人故意先部分履行合同，对被害人施以小利，这种行为实质上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合同诈骗罪。查清合同资金使用去向锁定其使用时间、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之后不是用于履行合同、物不能归还，也是判断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故意的重要依据。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便成了重要的问题。而非法占有的故意是人的一种主观思维活动、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归还前次欠款的。根据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来判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合同所获得货物，也可推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综上所述，在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要结合全案的事实，导致上述款，掩盖其主体资格或资信情况，或者使用虚假的单位或者个人信息，那么行为人签订这种合同，目的是骗人财物，通常情况下凭此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可以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行为人的履约情况来判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利用合同行骗者，在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该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行为来探究行为人主观的故意。行为人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行为人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仅以履行部分合同为诱饵等手段，来判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进行虚假宣传，他人无法直接获知。那么○王娟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虚构事实。因此，从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证据，作出具体分析，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携财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并相应地考虑行为人的反证，以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律师回复] 倘若没有违法行为或者虽有违法行为但没有因果关系，如事故发生纯属被害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笔造成，或由自然因素，如山崩、地裂、风暴、洪水等造成，则就不应以本罪论处。当然，事故发生并不排除可能存在多种原因或有其他介入因素，这里就更应该认真分析原因及其介入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作用。只有查清确实与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则才可能以本罪论处，否则，就不应以该罪治罪而追究刑事责任。例如，行为人高速超车后突然发现前方几十米处有人穿越马路，便打方向盘试图避开行人，但出于车速过快，致使车冲入人行道而将他人压成重伤。此时，行人穿越马路作为介入因素仅是发生本案的条件，肇事的真正原因则是违章超速行车，因此应当认定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从而可以构成本罪。
2 交通肇事罪与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的界限。
交通肇事罪与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罪、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在主观方面都出于过失;在客观方面，都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危害了公共安全。但它们是不同性质的犯罪，应严格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1)前者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虽然非交通运输人员也可构成该罪主体，但他们也必须是在操纵交通工具、交通设备，与交通运输人员不同的，仅是他们不具有交通运输人员身份;后者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2)前者发生在交通运输活动过程中，严重后果是由于在交通运输活动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引起的;后者的发生与交通运输活动无关，严重后果是由于行为人在交通运输活动以外的日常生产、生活中马虎草率、粗枝大叶，不细心谨慎引起的。
3 交通肇事罪与利用交通工具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界限。
两者都会出现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后果，但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而利用交通工具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则表现为故意的心理态度，这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所在。
4 交通肇事罪与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两者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一是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以驾车撞人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二是客观方面的要求不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才构成为犯罪。
5 交通肇事罪与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界限。
交通肇事罪与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不之处在于，一是侵犯交通运输安全的侧重点不同。交通肇事罪侵犯的主要是公路、水上交通运输的安全，重大飞行事故侵犯的是航空交通运输的安全，铁路运营事故罪侵犯的是铁路交通运输全。二是在客观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内容略有不同。三是犯罪主体不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重大飞行事故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航空人员，包括空勤人员与地面人员;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铁路职工。

[律师回复] “认定标准：行为人偷税数额要达到一定比例和数额或者具备法定情节，才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缴纳税数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才构成犯罪。对多次犯有...”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合同诈骗主观故意如何认定问题解答如下,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履行能力说”、“客观分析说”、“原因分析说”、“分段分析说”等几种观点，以下分别对这几种观点进行评析。
1、“履行能力说”，即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本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在合同签订和合同履行阶段可能发生变化，如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可能没有履行能力，而后来却可能具有履行能力订立合同的时候有履行合同能力而后来反而不具有履行能力。因此，没有履行能力或履行能力不足而签订合同并不能排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无本经营或小本经营的可能性。
(2)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这种行为尽管可能产生民事责任，却不属于合同诈骗的范畴。可见，履行能力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2、“客观分析说”，即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如没有进行必要的履行义务的准备，不按照合同的规定处置标的物等，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客观表现的客观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3、“原因分析说”，即以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来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分析说从整体上对合同的两个阶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兼顾了对行为人主观和客观情况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原因分析说主要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尽管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必然是合同不能履行和一方当事人损失的原因之一，但是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是诱发诈骗行为的原因之一，而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是由诈骗行为引起的，所以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与这两种后果之间存在的还只是间接的因果关系。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还可能是多种的，而行为人诈骗行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原因分析说通过两重推定来确认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在逻辑上就显得不够周延，其结论也就不一定准确。
4、“分段分析说”，即在合同签订阶段，以是否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来欺骗对方，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交出财物作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在合同生效阶段，以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分段分析说综合了上述各种观点的优势，即：
(1)既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考察合同从订立到履行过程中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又从局部角度出发分阶段考察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
(2)摒弃了以“履行能力”作为考察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惟一依据，而将其重要的表现即行为人的资信(真实身份)和提供的担保的真实性作为重要的考察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履行能力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是，这种分阶段采取不同标准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现，如行为人在合同签订阶段可能采取真实的身份，但对自己的财产状况作出虚假的声明，实际上也是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现之一，而且也不能正确解释行为人在效率违约的情况下的主观目的，即行为人认为不履行合同对自己更为有利，拒绝履行合同但自愿选择承担违约责任，这时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1、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中行使一定职权、履行一定职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侵犯的是公共财物，所谓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3、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故意。
4、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1、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中行使一定职权、履行一定职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侵犯的是公共财物，所谓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3、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故意。
4、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律师回复]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第1条的规定，、贩卖、运输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立案追诉。、贩卖、运输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是、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邮局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携带、运输、寄递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运输、寄递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寄递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藏匿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四）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者不等值的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寄递、收取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八）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九）以虚假身份、地址或者其他虚假方式办理托运、寄递手续，在托运、寄递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十）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按照2008年《全国部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在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只要能够推定行为人具有前述十种情形的，应当推定行为应当知道其携带、运输、的物品可能是毒品，即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按猥亵罪的处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时，可以依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处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或是二者均可，目前仍有争议，但司法实践当中较为接受的是过失说。过失说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时，对于行为所持的心态是故意，但对环境污染危害结果所持的心态是过失如果对结果也持故意态度，那么就不能作为污染环境罪处理，而一般会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处理。无论是故意说还是过失说，都要求行为人明知污染后果会发生。然而，即使行为人以不明知作为抗辩理由，司法机关也可以轻易使用推定明知，即“应知”来反驳，甚至使用严格责任理论来实现指控目的。因此，主观要件上的辩护力度难以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