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诈骗案，退赔金额如何认定？

2023年2月23日，上诉人秦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被逮捕。本案由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秦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从2021年开始执业的邓泳怡律师，有着十余年法律行业从业经验，处理过各类案件100余起，受中山市法律援助处指派，担任秦某某本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

一审法院认定，2023年2月起，秦某某以江门市两处房屋为据点，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仍利用网关、光猫和固定电话为诈骗人员架设、维护设备。原审被告人张某某受雇于秦某某，负责其中一处据点的设备架设与维护，为诈骗人员远程拨打电话实施诈骗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诈骗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以注销网贷额度、消除不良征信等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期间共骗取5名被害人资金合计144万余元，其中张某某负责的设备关联涉案金额38万余元。案发后，秦某某、张某某被抓获，现场缴获作案工具及秦某某违法所得7万元，二人已赔偿部分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秦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同时判决缴获赃款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秦某某退赔剩余经济损失136万余元，张某某与秦某某共同退赔部分被害人剩余损失。秦某某对一审量刑及退赔金额认定不服，提出上诉，核心上诉理由为：其系从犯、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认罪悔罪，违法所得仅2万元且已退赔7万元，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原判量刑过重，责令退赔共同犯罪总额不当。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办案难点。首先，准确认定从犯的退赔义务范围是关键，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其次，如何证明秦某某的违法所得数额，需要从大量的证据材料中去梳理和确定。再者，要让法院认可秦某某具备多项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也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撑。

邓泳怡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会见上诉人秦某某，详细了解案件事实及一审审理情况，全面梳理案卷材料。明确本案二审核心争议焦点：一是原判对秦某某的量刑是否适当；二是原判认定秦某某的退赔金额是否合理。为精准开展辩护工作，律师重点围绕秦某某的从犯地位、未成年人身份、认罪悔罪态度、退赔情况等量刑情节，以及违法所得与退赔义务的关联性展开分析，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辩护策略，拟写上诉辩护意见。

二审庭审中，检察机关出庭发表意见，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泳怡律师针对核心争议焦点充分发表辩护意见。其一，秦某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系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已积极退赔部分损失，具备多项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其二，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从犯的退赔义务应按其非法获利数额确定，而非承担共同犯罪总额的退赔责任，原判责令秦某某退赔136万余元不当。律师结合本案证据，包括秦某某与张某某的供述、证人证言、公安机关扣押材料等，清晰阐释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有力支撑辩护观点。

类似的精准辩护思路，在另一起案件中也得到了体现。邓泳怡律师接手孙某某案件时，孙某某已陷入被动困境。其因与吝某某的婚姻关系，被中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某某支行以信用卡纠纷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判决孙某某对吝某某的85000元本金及利息、律师费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邓泳怡律师经详细梳理案情，发现原审判决存在多处关键错误。其一，银行据以主张孙某某承担责任的《共同借款承诺书》系伪造，孙某某明确否认签署过该文件，且银行当庭承认办理业务时未按规定面签，无法确认“孙某某”签名的真实性；其二，该关键承诺书在原审庭审中并未实际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却径直以此作为定案依据，违反证据采信规则；其三，原审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孙某某长期在中某某市火炬开发区某单位工作，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并非下落不明，但原审法院先后向其非居住地址、非工作地址邮寄文书，在送达失败后未穷尽送达手段即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直接剥夺了孙某某的辩论权与质证权；其四，案涉借款150000元远超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吝某某亦当庭确认未告知孙某某借款事宜，借款用于个人与朋友资金周转，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

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要证明承诺书系伪造，需要专业的司法鉴定和严谨的证据链；要纠正原审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孙某某具备正常送达条件；还要让法院认可案涉债务与孙某某无关，需要结合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论证。

为帮助孙某某推翻错判，邓泳怡律师迅速制定再审策略。一方面，收集整理孙某某的社保缴纳记录、工作打卡记录，证明其原审期间具备正常送达条件，不存在下落不明情形，直指原审送达程序违法；另一方面，提交司法鉴定相关材料，证明案涉承诺书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结合银行未面签的自认，强化承诺书系伪造的主张；同时，结合孙某某与吝某某已于2022年9月协议离婚、约定各自债务自行承担的事实，进一步佐证案涉债务与孙某某无关。

还有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被上诉人曾某某因与上诉人广东某某建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唐某某发生劳动争议，委托邓泳怡律师代理本案二审诉讼。该案一审中，法院判令某建公司向曾某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护理费、病假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款项，XX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某某省中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不服金额共计101184.97元。

案件背景是，2021年9月5日，曾某某进入XX公司承建的案涉工地从事批灰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XX公司为曾某某参加了建筑行业工伤保险。2021年9月13日，曾某某在工作时从铁架摔落，致右跟骨粉碎性骨折，后被认定为工伤，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停工留薪期确认至2021年12月12日。因工伤待遇及劳动关系相关事宜协商无果，曾某某提起劳动仲裁，后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工伤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多项诉求。一审法院支持了曾某某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停工留薪期护理费、病假工资、2021年10月5日至2022年7月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

上诉人XX公司上诉理由核心有二：一是一审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护理费错误，主张曾某某未提供护理医嘱或护理期鉴定报告，其脚部受伤不代表生活不能自理，且后期住院系治疗自身疾病，相关护理与工伤无关；二是一审判决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错误，主张双方并非劳动关系，曾某某系唐某某聘请，XX公司仅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即便存在劳动关系，因曾某某工作不满一个月即受伤，双方缺乏签订合同的客观条件，且工伤后无劳动所得，不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要证明曾某某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需要从病案资料等证据中寻找依据；要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需要梳理工伤认定决定书、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证据；还要让法院认可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合法性，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论证。

接受委托后，邓泳怡律师第一时间梳理二审核心争议焦点，全面核查一审案卷材料及上诉状，结合《劳动合同法》《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辩护策略。针对护理费争议，律师重点论证曾某某停工留薪期生活不能自理的事实依据及用人单位未举证已提供护理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针对二倍工资差额争议，律师从劳动关系成立的核心证据入手，明确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因劳动者工伤而免除，且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工资组成部分，应作为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依据。庭审中，邓泳怡律师清晰回应上诉人全部上诉主张，精准出示关键证据，全面阐释诉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在上述案件中，邓泳怡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某某诈骗上诉案中，她精准把握争议焦点，制定针对性辩护策略，跳出“量刑过重”的表面诉求，锁定“退赔金额认定”这一关键突破口，结合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规定，为案件改判奠定基础。全面梳理证据体系，强化辩护意见说服力，深入分析案卷材料，挖掘与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明确秦某某的非法获利数额，结合法律规定论证从犯退赔义务的边界。在孙某某再审案件中，她精准识别错判关键，为再审启动找准突破口，避免当事人因不懂法律程序而错失维权机会。全面构建维权证据链，通过调取社保记录、打卡记录、送达材料、离婚协议等关键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充分论证原审判决的错误性。在曾某某劳动争议二审案件中，她精准把控二审争议焦点，围绕“护理费支付条件”“劳动关系认定”“二倍工资差额合法性”三大核心争议构建针对性辩护逻辑，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全面梳理核心证据链条，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清晰证明劳动关系成立、曾某某停工留薪期需护理及二倍工资差额计算的合法性，有效反驳了XX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

在诈骗案件中，法院对于从犯的退赔义务认定，逐渐倾向于按其非法获利数额确定，而非简单要求承担共同犯罪总额的退赔责任，更加注重罪责相适应原则。在民事再审案件中，法院对于证据的采信和送达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更加严格，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和质证权。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法院对于停工留薪期护理费的支付条件和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认定，有了更明确的裁判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回到最初的困惑，对于未成年人诈骗案退赔金额的认定，邓泳怡律师通过精准把握争议焦点、全面梳理证据、专业的庭审辩护，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合理的退赔结果。在再审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她也能快速识别问题、构建证据链、运用法律规则，高效解决纠纷，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