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了刑事辩护的全覆盖的意义是什么？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1。律师辩护率整体上升，特别是“其他指定辩护”提升明显。
　　试点前半年，刑事辩护率为4
7.89%，试点后半年，律师辩护率提升为7
8.89%，增长了31个百分点，其中一审普通案件和二审案件辩护率实现了全覆盖。试点前，一审普通案件的辩护率为6
8.47%，试点后，律师辩护率实现覆盖率100%；试点前，二审普通案件辩护率为3
9.51%，试点后二审案件79件，涉案被告人104人，较之前有轻微下降，辩护率也实现了100%。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外的其他指定辩护异军突起，从零提升至54%，是实现一审普通案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原因。
　　2。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呈上升趋势，委托辩护率呈下降趋势。
　　试点前，达州市一审普通案件474件，涉案被告人736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3件443人，二审案件85件124人，辩护率分别为6
8.47%、1
6.02%、3
9.51%，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5
1.63%、
10.15%、3
7.09%，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1
6.84%、
5.41%、
2.41%；试点后，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辩护率分别为100%、51%、100%，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30.43%、
8.05%、3
8.46%，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6
9.57%、4
2.95%、6
1.54%。试点后，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律师情况的变化趋势不大，发展较平稳，刑事辩护援助案件有大幅增长，二审案件增幅最为明显，法律援助辩护率由试点前的
2.41%上升至6
1.54%（见表一）。这是因为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少，援助律师多，便于及时指派，而且中级法院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3。简易速裁案件数量比重与辩护率呈反比。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6月，达州市共审理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再审案件20件26人。调研数据显示，占案件比重近半数的简易速裁案件，涉案被告人中只有228人有律师辩护，辩护率约51%，系四类案件中辩护率最低的（见表二），但相较于试点前，刑事辩护率整体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州市辖区内7个基层法院均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点，但达州市5个看守所仅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点正常运营，另外4个没有设置或设置后并未使用，被羁押且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无法享受到法律帮助。这是简易速裁案件的数量与辩护率呈反比的重要原因。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发现的问题
　　1。试点文件中指派律师程序条款遇到现实困难。《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中关于告知被告人权利、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衔接法院等程序，在达州市实践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根据《办法》，法院需要在立案三日内了解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再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然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增加了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量，也面临人案配比的矛盾障碍。此外，《办法》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法院的时间规定模糊，未载明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时间。
　　2。试点文件对于拒绝指派辩护的规定有待完善。《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律师回复]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律师回复] 刑事辩护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1。律师辩护率整体上升，特别是“其他指定辩护”提升明显。
　　试点前半年，刑事辩护率为4
7.89%，试点后半年，律师辩护率提升为7
8.89%，增长了31个百分点，其中一审普通案件和二审案件辩护率实现了全覆盖。试点前，一审普通案件的辩护率为6
8.47%，试点后，律师辩护率实现覆盖率100%；试点前，二审普通案件辩护率为3
9.51%，试点后二审案件79件，涉案被告人104人，较之前有轻微下降，辩护率也实现了100%。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外的其他指定辩护异军突起，从零提升至54%，是实现一审普通案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原因。
　　2。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呈上升趋势，委托辩护率呈下降趋势。
　　试点前，达州市一审普通案件474件，涉案被告人736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3件443人，二审案件85件124人，辩护率分别为6
8.47%、1
6.02%、3
9.51%，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5
1.63%、
10.15%、3
7.09%，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1
6.84%、
5.41%、
2.41%；试点后，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辩护率分别为100%、51%、100%，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30.43%、
8.05%、3
8.46%，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6
9.57%、4
2.95%、6
1.54%。试点后，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律师情况的变化趋势不大，发展较平稳，刑事辩护援助案件有大幅增长，二审案件增幅最为明显，法律援助辩护率由试点前的
2.41%上升至6
1.54%（见表一）。这是因为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少，援助律师多，便于及时指派，而且中级法院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3。简易速裁案件数量比重与辩护率呈反比。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6月，达州市共审理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再审案件20件26人。调研数据显示，占案件比重近半数的简易速裁案件，涉案被告人中只有228人有律师辩护，辩护率约51%，系四类案件中辩护率最低的（见表二），但相较于试点前，刑事辩护率整体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州市辖区内7个基层法院均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点，但达州市5个看守所仅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点正常运营，另外4个没有设置或设置后并未使用，被羁押且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无法享受到法律帮助。这是简易速裁案件的数量与辩护率呈反比的重要原因。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发现的问题
　　1。试点文件中指派律师程序条款遇到现实困难。《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中关于告知被告人权利、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衔接法院等程序，在达州市实践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根据《办法》，法院需要在立案三日内了解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再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然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增加了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量，也面临人案配比的矛盾障碍。此外，《办法》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法院的时间规定模糊，未载明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时间。
　　2。试点文件对于拒绝指派辩护的规定有待完善。《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律师回复] 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车某某的父亲车某先生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车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本辩护人及时会见了车某某，听取了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本辩护人认为，车某某并不构成盗窃罪，不符合逮捕的条件，请求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具体理由如下：
　　
一、据车某某本人陈述，其是因为准备和朋友合作开送水店，需要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送水工具，故购买了涉案车辆。该车辆是其花800元人民币向路人购买的，并非是其盗窃得来。辩护人认为，虽然公安机关在查扣该车辆时发现车上有开锁工具，但并不能据此就推定车某某盗窃了该车辆。如果要证明车某某盗窃该车辆，尚需要比如作案现场的监控录相、看见其作案的证人证言或者在作案现场有提取到其指纹等其他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方可。否则，根据无罪推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仅能推定其不构成犯罪。
　　
二、涉案车辆已较为陈旧，价值不大。据车某某陈述，该品牌车辆即使是购买新车，也仅需两千元左右，故远不可能达到三千元的追诉标准。虽然车某某曾因涉嫌盗窃被拘留十五日，但仍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条件，不能对其适用一千五百元的追诉标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情况来看，并不能证明车某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达到应予进行刑事追诉的标准。所以，辩护人恳请贵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相关证明标准进行审查，慎用逮捕措施，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为盼。谢谢!

[律师回复] 1.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审理期限为3个月，与第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期限6个月相比，要短得多，是因为上诉案件的审理是在第一审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的重点是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此，工作量要小一些。另外，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经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事实核对清楚的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迳行作出判决，在程序上可以省去不少时间。如果有特殊情况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还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律师回复] 普通人无法进行恢复操作。监控视频数据被覆盖，是很难恢复的，需要求助科技专业工作者依托高科技手段完成，但数据恢复的成功率小，普通人无法完成。目前，所掌握的视频监控数据恢复技术针对部分被认为覆盖过的数据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大多被新内容循环覆盖的视频信息是可以被技术恢复的，鉴于不同情况，可恢复的信息量也不同，根据分析，可以了解到监控视频被循环周期覆盖过后是否存在的信息，估计出数据恢复的成功率大小。由于视频监控数据恢复工作繁琐、耗时，使得整个分析过程往往比视频监控数据恢复的过程还要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恢复进度，更有甚者，花费几天时间分析的数据，到最后却得到了无法恢复的结论，不仅耽误了宝贵时间，更是浪费了技术人员的心血。

[律师回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居住环境，“宜居、生态、绿色”已经成为人们考核楼盘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绿化率一直是开发商经常向购房者提及的一个数据，同时也是购房者比较关心的数据，绿化率=绿化面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绿化率与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都是衡量居住区绿化状况的经济指标，但三者的涵义却各不相同。绿化率是规划指标，指的是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绿化覆盖率是绿化垂直投影面积之和与占地面积的百分比，因此，树的影子也可算入绿化覆盖率，所以绿化覆盖率有时能做到60％以上。而绿地率是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但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长草的地方都可以算做绿地率，距建筑外墙1.5米和道路边线1米以内的土地及地表覆土达不到3米深度的土地，不管它们上面是否有绿化，都不计入绿地面积。绿地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率（%）。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即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其中包括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屋顶绿地，不应包括其他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可能很少有购房者留意到绿化率只是开发商宣传楼盘绿化时用的概念，并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衡量楼盘绿化状况的国家标准是——绿地率，绿地率=绿地总和/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其计算要比绿化率严格很多。上图绿色部分所示的便是绿地率，绿地率只算地上的面积垂直绿化面积，而绿化率则可以包括屋顶绿化、盆栽花卉等覆盖面积，可以看出，绿地率不仅计算比绿化率严格，且一般情况下，绿地率要小于绿化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开发商更倾向于将绿化率作为常用推广概念，这是为了让客户产生绿化更高的感觉。但绿化率和绿地率都能作为小区舒适度的考核标准，绿化率和绿地率较高，建筑密度较低，发展商可用于回收资金的面积就越少，而住户就越舒服。一般情况下，新建居住区内绿化率不得低于35%，大于50%则可称作花园，一般在40%左右就能使得居住舒适。

[律师回复] 第一条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第二条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应当通知辩护情形，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律师回复] 律师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
一、律师接受委托
（一）律师介入时间 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提供辩护。
（二）律师办理收案手续
1、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一式二份，一份交委托人，一份 由律师事务所存档；
2、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一份交办案机关，一份由承办律 师存档，一份交委托人保存；
3、律师事务所给承办律师开据信函，由律师交办案机关。
二、与公诉机关联系
1、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及时与公诉机关取得联系，向其提交《授权委 托书》、律师事务所信函，并出示律师执业证。
2、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三、会见和通信
（一）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经过检察机关批准， 可以随时会见。
（二）辩护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进行通信，但内容应与本案有关。
（三）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向其了解以下有关案件的情况：
1、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2、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所涉嫌的案件；
3、涉及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和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

[律师回复] 《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除私人律师外，辩护意见有“百害无一益”。理由如下：
其
一，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基层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审判重大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法官，都是资深法官，这些法官合议判决结果时，对主管院长的意见都很慎重，根本不在乎律师的辩护意见。
其
二，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案件，主审法官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裁判权掌握在审判委员会。即使在审判过程中，发现是冤假错案，也会作出违心的判决。普通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根本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些律师都知道“孰重孰轻”。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1。律师辩护率整体上升，特别是“其他指定辩护”提升明显。
　　试点前半年，刑事辩护率为4
7.89%，试点后半年，律师辩护率提升为7
8.89%，增长了31个百分点，其中一审普通案件和二审案件辩护率实现了全覆盖。试点前，一审普通案件的辩护率为6
8.47%，试点后，律师辩护率实现覆盖率100%；试点前，二审普通案件辩护率为3
9.51%，试点后二审案件79件，涉案被告人104人，较之前有轻微下降，辩护率也实现了100%。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外的其他指定辩护异军突起，从零提升至54%，是实现一审普通案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原因。
　　2。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呈上升趋势，委托辩护率呈下降趋势。
　　试点前，达州市一审普通案件474件，涉案被告人736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3件443人，二审案件85件124人，辩护率分别为6
8.47%、1
6.02%、3
9.51%，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5
1.63%、
10.15%、3
7.09%，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1
6.84%、
5.41%、
2.41%；试点后，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辩护率分别为100%、51%、100%，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30.43%、
8.05%、3
8.46%，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6
9.57%、4
2.95%、6
1.54%。试点后，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律师情况的变化趋势不大，发展较平稳，刑事辩护援助案件有大幅增长，二审案件增幅最为明显，法律援助辩护率由试点前的
2.41%上升至6
1.54%（见表一）。这是因为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少，援助律师多，便于及时指派，而且中级法院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3。简易速裁案件数量比重与辩护率呈反比。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6月，达州市共审理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再审案件20件26人。调研数据显示，占案件比重近半数的简易速裁案件，涉案被告人中只有228人有律师辩护，辩护率约51%，系四类案件中辩护率最低的（见表二），但相较于试点前，刑事辩护率整体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州市辖区内7个基层法院均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点，但达州市5个看守所仅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点正常运营，另外4个没有设置或设置后并未使用，被羁押且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无法享受到法律帮助。这是简易速裁案件的数量与辩护率呈反比的重要原因。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发现的问题
　　1。试点文件中指派律师程序条款遇到现实困难。《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中关于告知被告人权利、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衔接法院等程序，在达州市实践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根据《办法》，法院需要在立案三日内了解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再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然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增加了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量，也面临人案配比的矛盾障碍。此外，《办法》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法院的时间规定模糊，未载明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时间。
　　2。试点文件对于拒绝指派辩护的规定有待完善。《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律师回复]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意见应针对控诉方的指控，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关于案件定罪量刑的意见和理由

[律师回复] 该阶段是律师工作全面、综合的体现。是律师发挥辩护作用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律师将根据此前他所掌握的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情节依据娴熟的法律知识全面地对抗公诉机关，与公诉机关展开全面的唇枪舌战，真正的一场法庭鹿战将全面展开。此时公诉人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并将依据事实、证据、法律请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律师则恰恰相反，律师将根据事实、证据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并请求法院充分考虑自己的意见。律师将依靠自己娴熟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捕捉每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并及时向法庭提出。此时被告人在法庭上如果没有律师的辩护他将是一个十分孤独和被动的角色。在实践中虽然法院是居中裁判的，但时常会不自觉的站在公诉人的一边，至少有这样的倾向。被告人此时处于被审判的地位，尽管法庭允许被告人自由陈述，但多数被告人不能，也不敢放开为自己辩护。害怕最终辩护不成反而落个态度不好，不愿接受法律的制裁的结局。
而律师则没有这样的顾虑，他在法庭上将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被告人不能，或者不敢说的话，律师完全可以代替他说出。从而避免被告人因为害怕落个态度不好的结局而不敢为自己进行辩护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之此时律师的工作和作用完全达到高峰。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将永远坚定地站在被告人的一边。忠实地履行律师应尽的职责。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1。律师辩护率整体上升，特别是“其他指定辩护”提升明显。
　　试点前半年，刑事辩护率为4
7.89%，试点后半年，律师辩护率提升为7
8.89%，增长了31个百分点，其中一审普通案件和二审案件辩护率实现了全覆盖。试点前，一审普通案件的辩护率为6
8.47%，试点后，律师辩护率实现覆盖率100%；试点前，二审普通案件辩护率为3
9.51%，试点后二审案件79件，涉案被告人104人，较之前有轻微下降，辩护率也实现了100%。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外的其他指定辩护异军突起，从零提升至54%，是实现一审普通案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原因。
　　2。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呈上升趋势，委托辩护率呈下降趋势。
　　试点前，达州市一审普通案件474件，涉案被告人736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3件443人，二审案件85件124人，辩护率分别为6
8.47%、1
6.02%、3
9.51%，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5
1.63%、
10.15%、3
7.09%，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1
6.84%、
5.41%、
2.41%；试点后，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辩护率分别为100%、51%、100%，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30.43%、
8.05%、3
8.46%，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6
9.57%、4
2.95%、6
1.54%。试点后，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律师情况的变化趋势不大，发展较平稳，刑事辩护援助案件有大幅增长，二审案件增幅最为明显，法律援助辩护率由试点前的
2.41%上升至6
1.54%（见表一）。这是因为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少，援助律师多，便于及时指派，而且中级法院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3。简易速裁案件数量比重与辩护率呈反比。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6月，达州市共审理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再审案件20件26人。调研数据显示，占案件比重近半数的简易速裁案件，涉案被告人中只有228人有律师辩护，辩护率约51%，系四类案件中辩护率最低的（见表二），但相较于试点前，刑事辩护率整体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州市辖区内7个基层法院均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点，但达州市5个看守所仅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点正常运营，另外4个没有设置或设置后并未使用，被羁押且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无法享受到法律帮助。这是简易速裁案件的数量与辩护率呈反比的重要原因。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发现的问题
　　1。试点文件中指派律师程序条款遇到现实困难。《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中关于告知被告人权利、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衔接法院等程序，在达州市实践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根据《办法》，法院需要在立案三日内了解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再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然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增加了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量，也面临人案配比的矛盾障碍。此外，《办法》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法院的时间规定模糊，未载明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时间。
　　2。试点文件对于拒绝指派辩护的规定有待完善。《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律师回复] 需要结合案情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律师回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居住环境，“宜居、生态、绿色”已经成为人们考核楼盘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绿化率一直是开发商经常向购房者提及的一个数据，同时也是购房者比较关心的数据，绿化率=绿化面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绿化率与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都是衡量居住区绿化状况的经济指标，但三者的涵义却各不相同。绿化率是规划指标，指的是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绿化覆盖率是绿化垂直投影面积之和与占地面积的百分比，因此，树的影子也可算入绿化覆盖率，所以绿化覆盖率有时能做到60％以上。而绿地率是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但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长草的地方都可以算做绿地率，距建筑外墙1.5米和道路边线1米以内的土地及地表覆土达不到3米深度的土地，不管它们上面是否有绿化，都不计入绿地面积。绿地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率（%）。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即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其中包括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屋顶绿地，不应包括其他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可能很少有购房者留意到绿化率只是开发商宣传楼盘绿化时用的概念，并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衡量楼盘绿化状况的国家标准是——绿地率，绿地率=绿地总和/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其计算要比绿化率严格很多。上图绿色部分所示的便是绿地率，绿地率只算地上的面积垂直绿化面积，而绿化率则可以包括屋顶绿化、盆栽花卉等覆盖面积，可以看出，绿地率不仅计算比绿化率严格，且一般情况下，绿地率要小于绿化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开发商更倾向于将绿化率作为常用推广概念，这是为了让客户产生绿化更高的感觉。但绿化率和绿地率都能作为小区舒适度的考核标准，绿化率和绿地率较高，建筑密度较低，发展商可用于回收资金的面积就越少，而住户就越舒服。一般情况下，新建居住区内绿化率不得低于35%，大于50%则可称作花园，一般在40%左右就能使得居住舒适。

[律师回复] 给被告以一个人道的心理安慰。刑事诉讼中能够有刑辩律师的及时出场，除了可以给予涉罪人员诸多的法律帮助和心理安慰以外，还可以为尽量减少各种冤假错案增设一道必要的防线。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转变，程序公正到程序正义的实现，刑事案件真相的不断揭示乃至无限逼近，都离不开这个群体。不断挑剔案件的证据瑕疵，等于在捍卫整个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失却了刑事辩护律师的那份较真，虽然在道义上我们可以自信法律在惩罚一个事实上作恶的人，但它也将为可能的冤假错案埋下了种子。

[律师回复]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