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未婚妻能否请辩护律师

[律师回复] 未成年盗窃罪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辨认是非的能力尚有欠缺，具有可挽救感化的条件，请求法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 二、本案发生前被告人从未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无任何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案发前被告人一直表现良好，被告人的本质并不坏，此次系一时糊涂走上犯罪的道路，其主观恶性程度明显较浅。 三、被告人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主动对三次盗窃供认不讳，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交代诚恳，认罪态度好，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综上所述，辩护人希望法庭对被告人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谢谢！

[律师回复] 以现有的相关刑事诉讼来看重婚罪的辩护一般很难进行无罪辩护因为重婚罪如果进入到法律阶段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或者是法院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明确的相关重婚的证据。一般这种情况很难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

[律师回复]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的程序怎么走 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 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 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应当准许；是否继续庭审，参照上述规定。 拒绝辩护后，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自案件宣布休庭之日起至第15日止，由辩护人准备辩护，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资源缩短时间的除外。 相关知识： 建立被告人选择辩护人制度的理由 首先，建立被告人选择辩护人制度有利于辩护功能的实现。刑事辩护权是归属于被告人的一项专属性权利，它是基于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专属性权利。指定辩护的宗旨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诉讼防御能力，防止他们由于经济困难、生理障碍或年龄等原因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赋予被告人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由于辩护人是尊重被告人的意愿来确定的，有利于获得被告人的信任与合作，辩护人可以有效地履行辩护职责，发挥辩护功能，以保证平等审判，从而实现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公平性。

[律师回复] 　　故意杀人未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是指故意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由于行为人的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未遂有很多种，包括：
　　1、对象不能犯；
　　2、手段不能犯；
　　3、客观不能犯；
　　4、主观认识错误；
　　5、能犯的未遂，有实际可能达到既遂的未遂。

[律师回复]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鉴于其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如何为未成年人进行指定辩护，指定辩护的情形包括哪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诉讼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指定辩护制度是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入手，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制度之一的指定辩护制度作粗浅评析。 指定辩护制度，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审判职权的国家机关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为其提供辩护的制度。它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高级阶段，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且影响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辩护分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律师或其他公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在我国,是由人民指定的。通常被指定的辩护人由律师承担。这种辩护人称为指定辩护人。人民指定辩护的决定是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如果被指定的是律师,那么人民与律师所在单位则产生权利和义务关系。委托辩护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公民协助进行辩护。第三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三）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在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选择罪轻辩护不失为一个务实的辩护方案，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2、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律师作罪轻辩护，涉及到当事人自由或者财产这样较高的权益，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虽然律师有的辩护权，律师还是退出辩护为宜。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正视现实，强行要求律师不顾现实作无罪辩护并非明智的选择。 3、无论是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不能离开这么几点。 1）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手段及后果及犯罪性质和涉嫌的罪名； 2）在犯罪中的作用、主犯或从犯；犯罪时的年龄、故意还是过失； 3）犯罪的即遂还是未遂； 4）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5）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6）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 7）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和主动退赃或给予赔偿表现； 8）刑法的有关规定条款，如：年龄规定、初犯、累犯的规定、是否投案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和具体的刑法条款项的引用； 9）被害人的要求；

[律师回复] 如何为未成年人进行指定辩护，指定辩护的情形包括哪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诉讼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指定辩护制度是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入手，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制度之一的指定辩护制度作粗浅评析。
指定辩护制度，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审判职权的国家机关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为其提供辩护的制度。它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高级阶段，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且影响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

[律师回复] 如何为未成年人进行指定辩护，指定辩护的情形包括哪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诉讼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指定辩护制度是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入手，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制度之一的指定辩护制度作粗浅评析。
指定辩护制度，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审判职权的国家机关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为其提供辩护的制度。它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高级阶段，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且影响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

[律师回复] 如何为未成年人进行指定辩护，指定辩护的情形包括哪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诉讼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指定辩护制度是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入手，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基本制度之一的指定辩护制度作粗浅评析。
指定辩护制度，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审判职权的国家机关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为其提供辩护的制度。它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高级阶段，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且影响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1、案件事实辩护 （一）正面论述和证明一个和公诉机关提出的案件事实不同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 （二）反驳公诉机关提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论述和证明公诉机关并没有用证据充分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2、阻却违法性事由辩护 一般有：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告人因其他原因（精神原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意外事件等情形。 3、情节辩护 根据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具有初犯、自首、立功、坦白、被害人过错、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受威胁犯罪等有助于从轻处罚的事实和情节。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怎么办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表明拒绝接受辩护与委托辩护、申请法律援助一样，都是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与辩护人形成法律服务关系的根基在于被告人对辩护人有着充分的信任。否则，被告人不能对辩护人如实陈述案情，辩护人的辩护就没有运作下去的条件。同时，辩护人的唯一职责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告人不信任辩护人，辩护人就会面临角色上的困惑。被告人对其所委托的辩护人，因为辩护人未能充分履行其职责进行有效辩护等原因，对辩护人的服务心存疑虑，拥有拒绝继续接受辩护，另行作出对其更为有利的选择的完全自由。 被告人此时的拒绝接受辩护，本质上是撤销对辩护人的授权。面对被告人的此项权利行使，原则上只能予以尊重与配合。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一样，其存在的正当性亦取决于被告人的信任，因此被告人原则上也有拒绝接受其辩护的权利。 自行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虽然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在现实行使中，亦受到一定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 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 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重新开庭后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 理解： 1.一般被告人 如果被告人当庭 第一次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合议庭应当准许。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这是第二次拒绝，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辩护人，由其自行辩护。 也就是说，对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委托律师辩护的，拒绝权的行使以两次为限。但是，对被告人在庭下解除对其辩护人的委托而更换辩护人，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次数上的限制。 2.特殊被告人 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未成年人。对这类被告人的拒绝辩护问题，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律师回复] 　　涉及婚姻的官司当事人必须到庭，其他的民事诉讼，可以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无理由拒不到庭，按撤诉处理；被告无理由拒不到庭，按缺席判决。 　　离婚案件原告即使委托了代理人，也应当本人亲自出庭。因为离婚与否是涉及人身权利的重大问题，应当由本人作出，即使原告聘请了律师作为代理人，并特别授权给律师，律师也就财产等部分有权代表原告作出处分，律师是无权就身份关系方面的进行处分的。如果原告本人不出庭，将作为撤诉处理。而撤诉后的6个月内，原告是无权就同一理由再次离婚的（协议离婚和被告离婚可以的）。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按撤诉处理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如何质证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 第 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 (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 (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 (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 (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 (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 (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 (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 (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 (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 (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 (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4)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 (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 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 (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 (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 (2)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 (3)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 (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 (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技巧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到乙地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押解到青岛，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机关提出后，审查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如何质证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 第 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 (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 (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 (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 (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 (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 (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 (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 (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 (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 (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 (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 (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4)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 (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 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 (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 (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 (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 (2)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 (3)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 (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 (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技巧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到乙地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押解到青岛，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机关提出后，审查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