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量刑辩护成功，一审适用缓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一、多功能量刑情节是什么多功能量刑情节是指对法定的量刑情节中，有两种以上的功能，可选择性的适用的情节。如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些情节分别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但在具体案件中，则只能发挥其中某一项作用，或者从轻，或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能同时适用。这就要求在量刑建议实践中，检察人员正确认识选择型情节的作用，那么，在量刑建议中，如何从多种功能的情节中正确选择适用，以保证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呢，笔者认为：第一、可根据量刑情节的排列顺序选择，刑法对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一般是从严到宽，如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也有的从宽到严，如刑法第二十四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顺序前后不同，体现了立法者对应先适用何者的本意。实践中，一般应首先选择前者，当该功能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不适应时，可依次选择后几项功能。以从犯为例，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实践中，可先考虑从轻处罚，提出量刑建议，当从轻处罚的量刑，仍然还重于其犯罪时，则可选择减轻处罚。如判断可定罪的而无需判处刑罚时，则可选择免除处罚。第二、可根据量刑情节本身的轻重选择，比如，同是犯罪未遂，还可分为实施终了的犯罪未遂和未实施终了的犯罪未遂，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造成危害后果的未遂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未遂，这些分类反映了未遂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显然应当区别对待，而不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考虑犯罪情节的不同，在提出量刑建议时，是适用从轻情节，还是适用减轻情节，应有所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将影响量刑建议的准确性。第三、可根据案件本身的特点选择。刑事案件本身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量刑建议实践中，不能机械使用，死守教条，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比如，一个人盗窃四万五千元，应当判处九年以上的刑罚，而其是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那么，我们如何选择呢，如果我们选择减轻处罚，提出以三年以下量刑的建议，虽符合法律规定，但极有可能不被接受。选择从轻处罚的建议，则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再如，一个人盗窃一万元，应当判处三年有其徒刑。同样其是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了从轻的建议，就会发现，在法定刑幅度内，无法从轻，而选择了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则极可能被采纳。因此，根据法定情节的功能选择，只能是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况，结合量刑实践。灵活运用。二、量刑中法定情节如何适用我国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判处刑罚。但是，在实践中，从重、从轻如何界定，量刑幅度如何掌握，则往往认识不同，适用的尺度也不一致，从而导致量刑畸重、畸轻的现象。影响了刑事执法的统一性、公正性。我们认为，犯罪的从重、从轻情节，都是对犯罪分子没有适用该情节就判处的刑罚而言的，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先不考虑犯罪分子的从轻、从重情节，先就其犯罪情节评定出应判处的刑罚，然后再根据其法定情节，在该刑罚基准，提出略重或略轻的量刑建议。

[律师回复] 您好，我国量刑和审判是一个程序，如果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时，当辩护理由被驳回后，无法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在此时的辩护权就处于一个空白区，与刑事诉讼法里的“辩护原则”相违背，被告人将会处于一个“秘密处刑”，对于判决没有一个可预见性，反之，为被告人做量刑建议时，前提就必须承认其有罪，这也是对被告的不公正。因此量刑和审判程序的分离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