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在辩护词中一定要提出吗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关于刑事被告必须提交辩护书吗的规定，是什么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关于辩护词的格式问题，没有固定要求。在此不赘述。
一、关于案件事实
1.有无犯罪事实;
2.现有证据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被控犯罪事实为被告人所实施;
3.现有证据所能证明事实的具体情况(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事实情况)，以及对证据“三性”的辩驳;
4、检方所认定事实中存在的逻辑问题。
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一)实体方面：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和刑法相关具体规定，来评断已经查清的事实是否能够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根据，以及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一罪还是多罪、具体刑罚。
1.犯罪事实的定性：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罪名);
2.构成犯罪但能否免除刑罚，或者应当判处何种刑罚。
(二)程序方面：指出案件在侦查机关的办案过程中，有无诉讼程序上的违法现象。以及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公开审判要求的情形，是否违反了回避制度，是否非法剥夺或限制了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以及法院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合法等。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公诉人：
据犯罪嫌疑人东皮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指派本人担任涉嫌故意伤害案件东皮的一审辩护人。通过阅卷及会见活动，本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东皮的涉案行为现有几下几点意见，请主审法官、主办检察官参考：
一、东皮的到案行为是否构成投案自首及立功的问题
根据案件证据《到案经过》，东皮接到公安机关来电要求到所了解情况后主动到案，且东皮到案后即交待了案件的基本事实。根据这一行为事实，本辩护人认为东皮该到案并交待案件事实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同时《解释》又规定,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犯罪嫌疑人出于主动、直接投案的,就是自动投案行为,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虽然是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的,这种情况虽然与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存在区别,但应视为自动投案。理由如下:
第
一，口头传换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经口头传唤后归案符合《解释》第一条第1款规定的“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的时间条件。
第
二，经口头传唤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其归案具有自动性和主动性。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后,是否归案对其具有可选择性。东皮经口头传换后归案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解释》规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以及“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的规定,因此，受到公安机关口头传唤便主动、直接归案的,如不视为自动投案,不符立法本意。
第
三，犯罪嫌疑人接到口头传唤后如逃跑,在被通缉、追捕的过程中,再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可认定为自首，而在经口头传唤后,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如实供述的行为,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要比潜逃后再投案的低,举重以明轻,经口头传唤到案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
第四、关于东皮是否构成自首问题。
1．将规劝他人自首的行为认定为立功，符合刑法对立功制度的设置目的 刑法设置立功制度的目的是鼓励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帮助司法机关使得其他犯罪嫌疑人及时归案，以体现打击犯罪的及时性、有效性，最终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解释》规定，“带领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行为构成立功，与之相比，规劝同案犯自首不但具有同样的效果，而且因无需司法机关投入抓捕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更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此外，规劝自首行为还有利于促使在逃犯罪嫌疑人悔罪服法，人身危险性得以消除。可见，从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来看，规劝自首行为都明显超过了《解释》所规定的协助抓捕行为。因此，刑法应对此作出肯定性评价，对此类立功者应在量刑上予以充分的体现。
2．规劝他人自首的行为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在司法实践中，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通常表现为提供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处所、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抓捕、当场指认等行为。那么，规劝同案犯投案自首是否属于“协助抓捕”呢？辩护人认为，关键是对“协助抓捕”的理解。
所谓“抓捕”，按字面解释，应是抓获、抓住的意思。据此有人认为，《解释》既然规定的是“抓捕”就应当是司法机关去“抓获”来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来投案。辩护人认为，《解释》之所以使用“抓捕”的字眼，其应当是一种概括式、归纳式的用词，其意就是要协助司法机关让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归案”。这种抓捕，不应当局限于“司法机关主动抓捕”等具体抓捕方式，而强调的是“归案”这种效果。为此，不能拘泥于条文上的字面涵义，而应作扩张解释，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涵义扩大到“使犯罪嫌疑人归案”的意思，即“协助抓捕”的外延应涵盖协助司法机关规劝其他犯罪嫌疑人自首之行为。
被害人东馯的到案与被告人东皮在电话中规劝其投案自首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在规劝之前，被规劝的犯罪嫌疑人东馯并未有投案自首的表示，东皮说服了被规劝的犯罪嫌疑人东馯，投案自首建立于行为人的劝说基础上的，应当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立功。
据上，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规劝同案犯自动投案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口头或电话传唤犯罪嫌疑人后,犯罪嫌疑人即主动到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东皮构成投案自首行为。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山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1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认真地查阅了该案的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根据事实和法律，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向本案的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也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慰问，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不持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另外被告人存在一些法定、酌定从轻、减轻量刑的情节，提请合议庭注意，在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一、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属间接故意杀人。
在刑法中，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这些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都是受害人死亡的表现形式，所以区别以上罪名的核心在于主观特征。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1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过希望剥夺被害人4生命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1在本案中，没有直接杀人的故意。被告人1的行为应当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1、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分析，被告人并没有想杀死被害人的直接故意。根据1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可以看出，被告人1前去被害人家里的原因，是向被害人解释其不再与3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3的询问笔录可知，被害人4曾去被告人住处找过被告人，想说说此事，但是被告人没在家。被告人得知后就产生了主动找被害人解释的想法，并把2骗至郓城，让其充当自己的男友。但因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解释的过程中发生争吵，被害人欲上其家二楼辱骂，随后两人发生厮打，2在阻止过程中被被害人抓伤。在2抓住被害人之际，被告人趁机作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人之所以用斧头砸被害人，其直接的目的是想阻止被害人辱骂、厮打，主观上没有杀死被害人的故意。如果被告人想杀死被害人，在进入被告人家里后，可以直接行凶，没必要与被害人争吵，更没有必要骗2过来充当其男友。
根据3的叙述，3回家搀扶被害人时，“当时感觉到她的手还是热的”，被害人的尸检报告也没有得出被害人确切死亡的时间，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没有造成被害人立即致死。换句话说，被告人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只是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不难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间接故意的特征，应当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为间接故意杀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这种间接的心理状态同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
2、从双方的矛盾激化程度上看，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在本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以前两人素不相识，虽然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丈夫3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伤害了被害人，威胁到其婚姻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被害人在见到被告人时与其争吵对其辱骂也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害人的行为无疑也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刺激了被告人，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被告人1与被害人之间以前是没有矛盾的。被告人不具有杀死被害人的直接故意。
3、从犯罪动机和目的的角度看，被告人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目的。本案是由家庭纠纷、婚姻纠纷所引起的，被告人去找被害人的目的是想去说和、解释其与3的关系，没有伤害被害人的动机。从整个案卷所显示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告人供述，受害人家属陈述，还是证人证言中，都没有显示出案发前被告人有杀死被害人的意思表示。
4、从被告人使用的工具来看本案。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可以得知，被告人自从买到斧头之后，一直没有回家，所以一直携带着。从被告人把2骗至郓城，冒充其男友，在去被害人家里前喝白酒等行为，不难看出，被告人是害怕与被害人或其家人发生矛盾。辩护人认为，这把斧头所起的作用，首先也是被告人1为给自己壮胆用的，是为了预备防卫，而不是为了预备伤人，更不用说是预备杀人了。被告人到了被害人家里后，由于发生争吵、厮打，场面迅速恶化，这一点是被告人没有预想到的。在慌乱和酒精的刺激的情况下，被告人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应属于激情犯罪。
综合以上几点的分析，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1的行为，并不是预谋犯罪，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二、被告人1具有以下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无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偶犯，社会表现良好。
2、被告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也应当考虑。本案的发生，是一场悲剧，给受害方家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法庭深深忏悔。被告人深知自己一时的过错造成了终生不能挽回的结果，诚心对受害人家庭表达了无比的歉意与忏悔，从中可看出，明显的悔罪态度，足以说明其突出的可教育性、可塑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颁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刑事司法解释之精神，请求合议庭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3、关于本案的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丈夫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所引起的，被告人采取了非法的、极端的、非理智的以及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解决方法，但是此案不同于那些实施无端杀人行为的犯罪。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显然是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虽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但从《刑法》所规定的不同量刑幅度，也说明不能不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而一概而论。本案被告人由于一时冲动，在慌乱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无法逆转的后果，但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存在着值得从轻考虑的具体情节。
三， 关于量刑方面
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有如下表述：“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情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而在本案中，辩护人认为，被害人的行为对矛盾的激化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所以，在量刑中应当考虑这一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从被告人杀人的起因、认罪悔罪态度等几个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本案的情节并非达到 “特别严重”的程度。辩护人认为：对于被告人1，贵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综合以上情节，本着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罚原则，对于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山东
2012年9月18日 以上就是关于刑事辩护词模板杀人 格式和范文等内容，如果您对自己书写没有把握，建议您请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您写，希望上面的内容能对您有用

[律师回复]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鉴于其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写：
1、你没有伤害对方；
2、证据不足；
3、你是正当防卫；
怎么写关键是要起诉书怎么起诉，还有证据如果。凭你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帮你写。你可以咨询有关的律师帮忙

[律师回复] 你好，刑事案自首情节辩护词范文如下
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0)长刑初字第107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某，男，1963年10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汉族，高中文化。2005年1月因交通肇事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长检刑诉[2010]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交通肇事罪，于2010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李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20日下午1时许，被告人王某某驾驶沪B80027重型自卸货车，行驶至本市天山西路、平塘路口遇红灯变绿灯起步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撞倒被害人诸某某，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同年10月27日，被害人诸某某因不能排除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人王某某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
　　2009年11月24日，被告人王某某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交通肇事的事实。

[律师回复] 关于怎么写辩护词 的回答为所谓辩护词是受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罪行而写的文书。
　　法庭辩护词的主要结构：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前 言 （主要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 （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
　 　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你好，对于交通肇事罪辩护词辩护词 的事，交通肇事罪的概念是指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做法。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
2、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做法。
3、犯罪主体：为通常主体。即凡年满16岁、具有刑事职责本领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主体包括以下4种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
（1）交通运输工具的行驶人员，如火车、汽车、电车师傅等；
（2）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如扳道员、巡道员、道口看守员等；
（3）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主管、指挥人员，如船长、机长、领航员、调度员等；
（4）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监理员、交通警察等。
4、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大意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做法人对自己的违规做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心理立场而言。三、量刑《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跑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跑使人丧命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解释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与条文敬请访问与/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证人能不能当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证人资格和辩护人资格的禁止性规定中没有证人和辩护人不得兼任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认为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证人不得兼任辩护人，理由有以下几点： 1、证人具有优先性，不可替代性。证人因其了解案件情况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优先地位。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作证，具有人身的不可替代性，既不能由公安司法机关自由选择和指定，也不能由别人来代替和更换，必须充分履行证人的义务。 2、证人不得参与除作证外的庭审活动。 相关法律知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对于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的回答见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人王某，查阅了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寻衅滋事罪罪名不成立，也不符合任何犯罪构成要件。 　　第
一，公安机关以及公诉机关认定本案事实错误。从王某的供述和成某的供述中可以看出，是王珍给王某打的电话，让王某给成某和耿某打电话，并接他们一块去事故现场，而不是起诉书说是交通事故发生后“高某、周某、王珍给王某打电话让其前来帮忙，王某又让耿某、成某前去帮忙打架”。在成某的供述中说：“王某给我打电话说高某出车祸了，让我过去，
然后高某又给我打电话说，打起仗来了，让我叫上几个人快过去，之后周某、王珍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快过去，并说让叫上几个人，我叫上了成某某、严某小振去了现场.....quot;。由此可见，在事故发生后，是周某王珍让王某给耿某和成某打电话，不是王某自己决定主动给成某和耿某打的电话，王某打电话时也并没有说让他们去打架。 　　第
二，从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来分析，被告人王某是否构成犯罪：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讲，王某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通过法庭调查可以证实，在高某与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周某先给王某打电话让其去事故现场，之后王珍打电话告诉王某高某出交通事故了，让其过去看看，并让王某给耿某和成某打电话，让他们也去看看，帮着处理事故，没有让他们帮着打架的意思。而且从王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当王某给成某打电话要他去事故现场，成某曾问王某：“用不用带刀子”，王某回答：“不用带，是处理交通事故又不是去打架”，这句话明显的可以看出当时王某的主观心理态度，王某找成某和耿明去的目的不是去打架，何况是周某和王珍让王某叫成某和耿某去的。第一次开庭时我也讲过，由于当时王某等不知道事故造成的伤害程度，以及事故现场的情况，出了交通事故，打电话叫几个亲朋好友最正常不过。叫几个人去的目的，不管是抢救受伤人员，还是协商处理事故时人多能帮着拿主意，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的，所以王某在主观上并没有聚众打架、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 　　
其次，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王某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根据前一次开庭耿某的当庭供述以及以前对他的讯问笔录，当时王某在到了交通事故现场附近后，曾对耿某说：“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去处理一下事故”
然后耿某等三人在原地等待。耿某也当庭确认王某当时没有说让让他们去打架，这一点应当引起法庭的充分注意。再者王某到离本案现场较远的地方协助交警处理事故过程中，耿某等人在离事故现场很远的地方发生了打斗，等王某走到打架现场时，打斗已经结束。由此看见，王某当时根本就不在打架现场，对于双方因何发生打斗，怎么打的，王某则完全不知情。对于该案的发生王某并没有预料，更没有实际参与，同时结合案发的其他具体情节可以看到，王某在本案发前没有寻衅滋事或其他犯罪的故意，到达交通事故现场后也没有授意耿某等人和他人打架，王某也没有直接参与、实际参与互殴行为。 　　所以，无论从主观方面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讲，被告人王某都没有寻衅滋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其也不具备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从法律证据方面来讲，认定王某具有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缺乏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起诉书指控王某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没有充足的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王某当时具有犯罪的主观心理，反而证明王某无罪的证据比较充分。因此，本案对王某定案证据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得出唯一确定王某具有犯意，构成犯罪的结论。刑罚是最严重的处罚措施，如果认定王某有罪，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根据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的原则，王某应当是无罪的。 　　第四、按照共同犯罪理论，要求各共犯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通过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从王某对其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以及王某对本案后果的认识因素和心里态度综合来看，王某自始至终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所以何谈犯罪与共同犯罪之说?那么至于耿某等人认为王某打电话给他们，是要他们去帮忙打架，则是耿某等个人自己的错误理解。由于他人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实施的行为和后果与被告人王某均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第五、通过询问王某，可以看出王某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及后果是其意志之外的事情，也非其本人所能控制的，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参与打架的对方当事人酒后漫骂继而相互漫骂而引发的，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斗是由其现场情况决定的，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并非蓄意报复而为。何况王某和受害人无冤无仇，根本不具备犯罪动机和目的，王某又自知其是在缓刑考验期，其知道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的后果是什么? 　　第六、判断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最主要的是看主观方面—即罪过也就是行为时的心理态度。本律师在和本案有关承办人员交流时，有人认为王某等一伙人以前的一贯表现不是很好，意思是说王某在本案中在得知发生交通事故后叫人的主观心态就是想打仗，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传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在作怪，本律师认为就算涉案的王某等人昨天共同杀过人，也不能推定今天这个案件中，王某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尊敬的法官，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其中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本案中王某之前从其行为明显看出其没有打架或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打架时其也不在打架现场，既没有认识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内心也不愿意看到本案结果的发生。 　　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的形式和内容都应当以行为时为准，而不能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为准。不能说以前各行为人经常违反治安，或者说共同犯过罪，就想当然的推断这次各个行为人都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因为我国现行刑法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况且本案通过庭审，事实和证据已经十分清楚，王某一直都没有任何犯罪的主观故意。 　　但是这次事件，给王某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王某要好好反思。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本案对于被告人王某来说，不仅关系到其罪与非罪的事情，如果认定其构成犯罪还涉及到一罪与数罪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刑罚是最严重的处罚措施，为了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认真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证据，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王某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