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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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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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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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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导读
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需要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同时重构法定继承的顺序，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公民所拥有的财产的范围和种类是不断的在扩大的，因此是需要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一、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什么?
(一)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公民拥有的私有财产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而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得到应有的保护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当公民死亡后有私有财产，则财产应归属于继承人所有。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近年来独生子女的比例逐年升高，导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在不断的缩小，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基本，适当的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重构法定继承顺序
我国法律中的继承顺序仅有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其继承顺序过于简单，不满足实际需求，而国外法定继承顺序较多，因此，我国也应该重构继承顺序，使继承顺序符合实际情况，满足实际要求，达到继承法的立法目的。其第一继承人为直系卑血亲，第二继承人为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第三继承人为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第四继承人为曾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第五继承人则为更远顺序的继承人。而我国香港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多达六个，分别为配偶、父母、兄弟姐妹、侄子女、祖父母、叔伯等。我国澳门法律中规定法定继承顺序为六个，分别为配偶、直系尊血亲、与死者有婚姻关系的人、兄弟姐妹、四亲以内旁系血亲、政府。我国澳门行政区对继承顺序的规定也有四个，分别为直系卑血亲、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等。
从上述国外实际法定继承人规定范围和我国港澳台实际法定继承人范围来看，所有的立法均存在一个共同点，都是将被继承人的直系卑血亲作为第一继承人出现，第二法定继承人为父母直系卑血亲。将法定继承顺序构置成这样，能有效的将被继承人的私有财产保留在直系卑血亲家族内，同时当配偶和第一继承人可有共同产于财产遗产，这样能保证配偶和血亲继承人得到有效的继承。
二、新《民法典》继承的规定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 【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条 【男女平等享有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顺序】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在法定继承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了我们国家的法定继承制度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当中的。比如说法定继承有可能在范围方面不断的扩大，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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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如何完善修改企业规章制度的程序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一、企业劳动规章制度要合法化、规范化《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依法有权制订劳动规章制度，企业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要做到合法、规范有效必须满足三条条件：
一是程序合法,企业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协商、职工代表参与讨论，并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上述民主程序通过的企业规章制度，将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劳动保障法规体系的延伸和拓展。对未经民主程序仅是老板想当然，“一言堂”形成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将成为无效制度，因无效制度给劳动者带来利益损害的，企业将承担赔偿责任
二是内容合法,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各项条款不得与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内容相抵触，否则是无效条款。比如，企业规定社会保险由职工交纳，职工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伤害后果自负。女职工怀孕立即辞退等等都是违法规定，属无效条款。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既便于企业管理，也便于职工履行，切不可无章可循
三是履行告知义务,对已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要在公开场所进行公示，或者在企业内部网进行发布，员工少的企业可组织集中学习培训，并做好记录，如学习培训时间、地点、内容、参加人员等，最好是职工本人签名，也可以将各项规章制度，制成员工手册，发给员工，凡领到手册的员工要本人签名。规章制度制定过程，既体现了民主程序，也遵循了法定程序,让劳动者充分享有参与权和知情权，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亲和力。
二、企业应建立哪些规章制度企业制定规章制度要结合其生产、经营特点，要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方便职工履行。我们认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分配制度、考核制度、休息休假制度、质量考核考绩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含各个操作规程)、保险福利制度、劳动纪律、职工培训、奖罚制度、工时制度(含加班审批制度)、劳资矛盾调处制度等。对未直接涉及劳动者利益制度，如投资管理、市场运营、财务管理等制度，可不按上述程序办理。
三、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的法律，如何保证制度有效，关键是要执行。有了制度不执行，只是一纸空文，企业将会无序前行，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利益。企业在执行规章制度中主要抓好日常的检查、考核记录。按劳动仲裁所言：即证据式管理。比如，，每月考勤与劳动者核对后签名，工资支付要制作工资表，注明工资项目，并经劳动者签名或能有书面的劳动者本人知情的凭证确需加班的，劳动者要填写加班申请表，经过批准方认可加班，要不定期进行执行制度检查，发现违规要记录在案，并经劳动者签名确认,或备案有该劳动者违规的旁证材料计件质量考核，要经劳动者签字确认等等，总体讲，规章制度执行要抓好各个环节，完善相关程序，规范管理行为，及时纠正违规现象，保存好管理资料，依法保护好企业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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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修改企业规章制度的程序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要求：
1，其中一部分职工不同意修改，都应当给与书面答复并形成书面纪录。因此，也应当需要严格的程序，属于空白，或者更甚者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将面临不符合全体员工平等协商确定的必备要件，同时，就会不能被法庭或仲裁庭采纳，并非所有方案企业都要同意，请员工阅读并提出意见或讨论建议，不论企业是否接受、如果企业有必要进行对企业规章制度的修改，企业如何修改完善规章制度，不能制定好后就不管不问了，就会承担败诉责任，企业职工在月都后，新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5，否则，需要修改企业规章制度时，否则，用人单位指定的规章制度。
6，修改完善的规章制度不具有约束力，否则，在最后一页上面明确写明，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4，并且该企业没有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可以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用人单位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使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于企业的规章制度，该页码是本规章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需要严格的程序，同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依法进行修改，职工之间存在分歧，一定需要所有员工签字认可，在修改时，要求员工阅读并提出意见或者建议，企业规章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2，企业仍旧可以与职工进行平等协商
3，如果大多数职工同意修改，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发放企业规章制度，太复杂了，附上企业的规章制度、补充、对于员工所提出的建议或则意见。有些企业的老总看到这里就会说、对于新入职的员工，将该页码撕下来，向所有的员工发出书面通知，根据十佳情况，企业可以印刷成册，作为职工收到并阅读的证据、对于职工提出的方案，企业予以保存、对于有些修改意见，就要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程序制定完善、对于部分规章制度。
7，但是没有办法
1，其中一部分职工不同意修改，都应当给与书面答复并形成书面纪录。因此，也应当需要严格的程序，属于空白，或者更甚者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将面临不符合全体员工平等协商确定的必备要件，同时，就会不能被法庭或仲裁庭采纳，并非所有方案企业都要同意，请员工阅读并提出意见或讨论建议，不论企业是否接受、如果企业有必要进行对企业规章制度的修改，企业如何修改完善规章制度，不能制定好后就不管不问了，就会承担败诉责任，企业职工在月都后，新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5，否则，需要修改企业规章制度时，否则，用人单位指定的规章制度。
6，修改完善的规章制度不具有约束力，否则，在最后一页上面明确写明，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4，并且该企业没有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可以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用人单位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使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于企业的规章制度，该页码是本规章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需要严格的程序，同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依法进行修改，职工之间存在分歧，一定需要所有员工签字认可，在修改时，要求员工阅读并提出意见或者建议，企业规章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2，企业仍旧可以与职工进行平等协商
3，如果大多数职工同意修改，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发放企业规章制度，太复杂了，附上企业的规章制度、补充、对于员工所提出的建议或则意见。有些企业的老总看到这里就会说、对于新入职的员工，将该页码撕下来，向所有的员工发出书面通知，根据十佳情况，企业可以印刷成册，作为职工收到并阅读的证据、对于职工提出的方案，企业予以保存、对于有些修改意见，就要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程序制定完善、对于部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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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
如何看待累犯制度制度的完善及其立法完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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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完善回避制度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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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家里在处理关于1代位继承的事情，所以我想知道代位继承制度完善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求解啊
[律师回复] 在继承法中有这样一个名词“代位继承”，代位继承是指：在法定继承中，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的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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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我国的累犯制度？
1、弥补立法缺憾，明确相关概念：1、“刑罚执行完毕”应明确为“主刑执行完毕”。2、明确法域条件，承认域外刑罚。3．修改《刑法》第81条第2款之规定，使累犯可以假释，促进累犯的积极改造。4．累犯的确立与数罪并罚制度。2、累犯构成要件中立法增补人格因素。3、确立单位累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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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
我最近在处理继承的问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主要是什么？大家知道论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完善办法是什么？
[律师回复] 近代各国立法几乎都对该制度加以了沿用，但大多数对其作了一定的限制。多数国家把代位继承权限制在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血亲和亲属范围内，但也有少数国家，如法国，允许兄弟姐妹的直系血亲享有代位继承权。我国在制订继承法时，充分地借鉴了外国继承法中先进的理论，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位继承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合理借鉴，而且显示出积极地有效地赋予了代位继承制度与以往原有含义完全不同的一些崭新而实在的社会意义，亦即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继承法上的养老育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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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解决“婚姻家庭”问题
我是一家杂志社的新闻编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垄断企业的文章，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进一步完善了，想问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
[律师回复] 修订草案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方或者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第四款规定，第一款所称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是指可能利用职权对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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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的修改完善对学生有什么影响呢？
[律师回复]
1、《民法总则》第六十六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 第六十七条规定，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用人单位变更登记，合并、分立是否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对此劳动合同法做了具体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1、《民法总则》第六十六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 第六十七条规定，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用人单位变更登记，合并、分立是否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对此劳动合同法做了具体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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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的学生，要准备毕业论文了，求关于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详细资料，谢谢大家！
[律师回复] 当代各国刑事法对缓刑制度的规定各具特色，不尽统一。综览世界各国刑事法，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可以参照以下介绍说明：
缓刑制度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刑罚制度，它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而确立，是刑罚制度运用的具体化。缓刑的适用，既表明了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同时又体现了对犯罪分子适当的宽大政策，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缓刑的适用，应当对缓刑制度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加以完善：
缓刑制度适用的条件
应当明确缓刑适用的的前提条件，对于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加以规定：“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以上’，不包括本数。”或将我国现行刑法第九十九条的“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修改为“本法所称以下、以内包括本数，以上不包括本数”， 以避免司法实践中造成缓刑适用上的泛滥。
对于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应当避免过分注重犯罪分子的悔罪主观意识，这是因为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本身具有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往往让人很难把握。悔罪表现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后对其所实施犯罪行为悔悟的具体表现，是种主观意识，而犯罪情节则是由犯罪分子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诸方面来决定的，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加具有客观真实性，更为可靠些。
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
目前在我国执法实践中，缓刑犯由公安机关来考察，由其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应当借鉴国外缓刑的监督工作由专职人员承担的制度，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其工作须向公安机关报告，对公安机关负责。现阶段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交付给人民检察机关，该类观点认为在刑事案件里由于是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故检察机关最了解整个案件的状况及犯罪人的主客观因素，检察机关最有资格提出缓刑，相应地，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也理所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笔者并不认同此种观点，因为公安机关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行政机关，具有管理户籍的权力，与其他机关相比最直接接触缓刑人员本人及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由公安机关负责缓刑考察，能够使缓刑工作充分地落实。
缓刑适用中考验期制度
对于考验期的问题，可以在缓刑适用中设置“延长考验期”的制度。纵览各国的缓刑制度，我国的缓刑考验期相比之下较短，尤其是下限太低，刑法规定的考验期限最短的为二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很难使犯罪分子真正彻底地改造自己，从而不能使受害人真正得到公正，实现法律的尊严。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延长缓刑的考验期限，最短的期限至少应在一年以上，否则难以起到考验期应有的效果。长短适宜的缓刑考验期可以促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验期过短，不能达到考验监督犯罪分子改造的效果，难以评定犯罪人考验期之后是否还会再危害社会；考验期过长则影响了犯罪人改造的积极性，违反了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侵犯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缓刑制度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刑罚制度，它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而确立，是刑罚制度运用的具体化。缓刑的适用，既表明了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同时又体现了对犯罪分子适当的宽大政策，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缓刑的适用，应当对缓刑制度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加以完善：
缓刑制度适用的条件
应当明确缓刑适用的的前提条件，对于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加以规定：“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以上’，不包括本数。”或将我国现行刑法第九十九条的“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修改为“本法所称以下、以内包括本数，以上不包括本数”， 以避免司法实践中造成缓刑适用上的泛滥。
对于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应当避免过分注重犯罪分子的悔罪主观意识，这是因为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本身具有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往往让人很难把握。悔罪表现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后对其所实施犯罪行为悔悟的具体表现，是种主观意识，而犯罪情节则是由犯罪分子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诸方面来决定的，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加具有客观真实性，更为可靠些。
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
目前在我国执法实践中，缓刑犯由公安机关来考察，由其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应当借鉴国外缓刑的监督工作由专职人员承担的制度，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其工作须向公安机关报告，对公安机关负责。现阶段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交付给人民检察机关，该类观点认为在刑事案件里由于是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故检察机关最了解整个案件的状况及犯罪人的主客观因素，检察机关最有资格提出缓刑，相应地，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也理所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笔者并不认同此种观点，因为公安机关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行政机关，具有管理户籍的权力，与其他机关相比最直接接触缓刑人员本人及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由公安机关负责缓刑考察，能够使缓刑工作充分地落实。
缓刑适用中考验期制度
对于考验期的问题，可以在缓刑适用中设置“延长考验期”的制度。纵览各国的缓刑制度，我国的缓刑考验期相比之下较短，尤其是下限太低，刑法规定的考验期限最短的为二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很难使犯罪分子真正彻底地改造自己，从而不能使受害人真正得到公正，实现法律的尊严。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延长缓刑的考验期限，最短的期限至少应在一年以上，否则难以起到考验期应有的效果。长短适宜的缓刑考验期可以促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验期过短，不能达到考验监督犯罪分子改造的效果，难以评定犯罪人考验期之后是否还会再危害社会；考验期过长则影响了犯罪人改造的积极性，违反了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侵犯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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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专利制度?
我国政府要在完善交易渠道以及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促进专利的转让与许可，企业要加强科研投入，必须拥有核心专利，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也只有这样，企业在行业与产业界诸多竞争者中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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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如何建立完善回避制度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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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解决“损害赔偿”问题
请问一下.请律师帮忙修改完善一份租房合同.是怎样收费的？您一般负责那个地方的案子呢？
[律师回复] 你好，具体费用建议来电咨询或者面谈，本律师处理该类案件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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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爱情越来越现实了，很多事情都需要公证为失败的爱情找个庇护所，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寻求保障，关于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完善怎样的呢
[律师回复] 婚姻是基于双方在相爱，信任，之后产生一种亲情，而结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对两个关系的一个界定，没有实质含义。因此，婚前财产公证显得有点多余了。因此就没有婚前财产公证的必要了，如果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感情也一直很稳定，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变迁，彼此非常尊重。且从浪漫的初恋、热恋到即将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是两个人在这些年来感情的积累，现在却要为了财产非分清个你我，多少都有点伤害感情，而且对未来婚姻生活很有信心，所以婚姻不需要靠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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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制度立法完善是什么？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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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完善合同管理制度？
制度的制订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情况，体现依法管理理念。贪大求全，好高骛远、生搬硬套的制度，会严重影响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石，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使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相辅相成。完善管理制度的执行要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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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事务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是什么样的呢，内容整改的规定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求解
[律师回复] 本书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务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问题的探讨，其中既有作者近20年在竞争法教学、科研方面的思考，也吸收了各方面对于该法修改完善问题的研究，旨在集思广益，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完善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书可供立法者在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作为参考，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可供政府相关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等开阔思路，可供市场竞争主体――公司、企业等经营管理人员等作为案头的竞争指南，可供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的学生以及广大的法律爱好者研习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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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解决“涉外专长”问题
完善回避制度应从三方面入手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完善回避制度应从三方面入手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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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是学习民商法的，我在写论文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关于离婚调解的反对意见，我想问一下2017年是否要改善离婚调解制度呢？
[律师回复] 你好，当前并不确定是否要改善离婚调解制度，学者对调解有意见，并不代表官方就一定会做出修改，毕竟离婚前进行调解是出于人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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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改规章制度，制度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一、企业劳动规章制度要合法化、规范化《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依法有权制订劳动规章制度，企业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要做到合法、规范有效必须满足三条条件：
一是程序合法,企业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协商、职工代表参与讨论，并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上述民主程序通过的企业规章制度，将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劳动保障法规体系的延伸和拓展。对未经民主程序仅是老板想当然，“一言堂”形成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将成为无效制度，因无效制度给劳动者带来利益损害的，企业将承担赔偿责任
二是内容合法,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各项条款不得与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内容相抵触，否则是无效条款。比如，企业规定社会保险由职工交纳，职工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伤害后果自负。女职工怀孕立即辞退等等都是违法规定，属无效条款。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既便于企业管理，也便于职工履行，切不可无章可循
三是履行告知义务,对已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要在公开场所进行公示，或者在企业内部网进行发布，员工少的企业可组织集中学习培训，并做好记录，如学习培训时间、地点、内容、参加人员等，最好是职工本人签名，也可以将各项规章制度，制成员工手册，发给员工，凡领到手册的员工要本人签名。规章制度制定过程，既体现了民主程序，也遵循了法定程序,让劳动者充分享有参与权和知情权，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亲和力。
二、企业应建立哪些规章制度企业制定规章制度要结合其生产、经营特点，要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方便职工履行。我们认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分配制度、考核制度、休息休假制度、质量考核考绩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含各个操作规程)、保险福利制度、劳动纪律、职工培训、奖罚制度、工时制度(含加班审批制度)、劳资矛盾调处制度等。对未直接涉及劳动者利益制度，如投资管理、市场运营、财务管理等制度，可不按上述程序办理。
三、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的法律，如何保证制度有效，关键是要执行。有了制度不执行，只是一纸空文，企业将会无序前行，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利益。企业在执行规章制度中主要抓好日常的检查、考核记录。按劳动仲裁所言：即证据式管理。比如，，每月考勤与劳动者核对后签名，工资支付要制作工资表，注明工资项目，并经劳动者签名或能有书面的劳动者本人知情的凭证确需加班的，劳动者要填写加班申请表，经过批准方认可加班，要不定期进行执行制度检查，发现违规要记录在案，并经劳动者签名确认,或备案有该劳动者违规的旁证材料计件质量考核，要经劳动者签字确认等等，总体讲，规章制度执行要抓好各个环节，完善相关程序，规范管理行为，及时纠正违规现象，保存好管理资料，依法保护好企业的合法权利。
一、企业劳动规章制度要合法化、规范化《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依法有权制订劳动规章制度，企业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要做到合法、规范有效必须满足三条条件：
一是程序合法,企业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协商、职工代表参与讨论，并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上述民主程序通过的企业规章制度，将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劳动保障法规体系的延伸和拓展。对未经民主程序仅是老板想当然，“一言堂”形成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将成为无效制度，因无效制度给劳动者带来利益损害的，企业将承担赔偿责任
二是内容合法,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各项条款不得与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内容相抵触，否则是无效条款。比如，企业规定社会保险由职工交纳，职工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伤害后果自负。女职工怀孕立即辞退等等都是违法规定，属无效条款。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既便于企业管理，也便于职工履行，切不可无章可循
三是履行告知义务,对已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要在公开场所进行公示，或者在企业内部网进行发布，员工少的企业可组织集中学习培训，并做好记录，如学习培训时间、地点、内容、参加人员等，最好是职工本人签名，也可以将各项规章制度，制成员工手册，发给员工，凡领到手册的员工要本人签名。规章制度制定过程，既体现了民主程序，也遵循了法定程序,让劳动者充分享有参与权和知情权，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亲和力。
二、企业应建立哪些规章制度企业制定规章制度要结合其生产、经营特点，要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方便职工履行。我们认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分配制度、考核制度、休息休假制度、质量考核考绩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含各个操作规程)、保险福利制度、劳动纪律、职工培训、奖罚制度、工时制度(含加班审批制度)、劳资矛盾调处制度等。对未直接涉及劳动者利益制度，如投资管理、市场运营、财务管理等制度，可不按上述程序办理。
三、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的法律，如何保证制度有效，关键是要执行。有了制度不执行，只是一纸空文，企业将会无序前行，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利益。企业在执行规章制度中主要抓好日常的检查、考核记录。按劳动仲裁所言：即证据式管理。比如，，每月考勤与劳动者核对后签名，工资支付要制作工资表，注明工资项目，并经劳动者签名或能有书面的劳动者本人知情的凭证确需加班的，劳动者要填写加班申请表，经过批准方认可加班，要不定期进行执行制度检查，发现违规要记录在案，并经劳动者签名确认,或备案有该劳动者违规的旁证材料计件质量考核，要经劳动者签字确认等等，总体讲，规章制度执行要抓好各个环节，完善相关程序，规范管理行为，及时纠正违规现象，保存好管理资料，依法保护好企业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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